在出现权益受损后，无组织状态下的农民工在寻求权益救济方面极为脆弱，在无可胜算的境遇下，缺少社会资源的他们往往会选择群体行动

    杨志豪的手只剩下一个大拇指和三分之二小指，中指原位上移植了一个脚趾，帮助他吃饭写字。

    这位湖南打工者的手的其它部分，是被机器“吃”掉的。杨志豪的工作是在浙江省永康市一家个体金属餐具厂破旧的车床前用手递送加工件。2004年3月29日，突然启动的冲床使他身、手异处。

    雇主应忠献多次拖欠医疗费之后，提出以2000元私了，这与杨志豪要求3万元赔偿回家开店维持生计的愿望相差太远，多次协商未果。

    老板的恶劣态度、成为残疾人的心理重创和当地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推推闪闪使杨志豪和老乡们感到异常绝望。“把老板干掉”的想法在他的心里浮现了几十次。有的老乡也说：“这个老板太狠了，一炮炸掉算了”，还帮他出主意到哪里去找炸药。

    但是，同在永康打工的堂妹劝阻了杨志豪。后来从一些维权组织和人士得到的精神支持也使杨志豪感到自己不能做违法的事。随后，杨志豪靠向在当地打工的亲戚、老乡借钱聘请了律师，走上法律维权之路。

    杨志豪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两个大的牛皮纸信封，一个信封里装着上诉材料，另一个信封里装着三本书：《工伤保险条例》释疑、《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法规自助》和《民事诉讼法关联法规精选》。他告诉记者，这是出了事之后，自己去书店买的。

    经历了协商、投诉、起诉、上诉甚至是判决的种种程序后，杨志豪仍没有拿到满意的赔偿；但在这一过程中，他已向亲友借款三万余元。

    “每走一步都特别难，”杨志豪一字一顿地说。 

    防止农民工维权出现偏差

    杨志豪在要求工伤赔偿的全过程中主要靠的是老乡，他从来没有想过找工会。他说：“我知道工会，国家应该有一个，但是在哪里我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