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础部教研室主任及外语教研室扩大会议上

            关于黎学智问题的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共沈阳冶金机械专科学校委员会书记  田日新

同志们：

    为什么外语教研室的问题总没有处理好，从我的思想上来说，这也是很大的一个负担，总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所以今天王老师没来，我也感觉到一方面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另一方面也觉得很遗憾。为什么要搞个录音呢？那么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可以听一听嘛。应当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在咱们基础部来说，有几个教研室在团结上存在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奇怪。现在不少学校里，教研室都存在一些矛盾。我原来在东大的时候就这样情况。我们有一个教研室党员最多。唉，在那个教研室里矛盾还最多。不团结的教研室，基础部有，一系有，二系有，所以从学校来说，确实想把这些教研室的团结问题要一个一个地解决一下。那么你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学校第十二届党员大会提出来的三年实现两个明显提高，三个根本好转，这一根本目标的任务就实现不了。那么所以说就这么个情况，当时基础部的领导同学校领导商量，咱们基础部是不是把外语教研室的问题解决一下，这个大概是今年可能是三月份左右，可能是二、三月，三月份左右，刚开学，周晴同志都参加了，你参加没参加，总支的同志都参加了，在我那屋，来分析这些问题，那为什么我也赞成这个问题呢？因为当时看到外语教研室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你比如说第一个矛盾，我到这以后，黎学智同志的上访信，我接到的是最多，唉呀，我有的时候不好去说什么这些东西，隔几天冶金部寄来一份，说弄得我呀，确实有时工作也是很受影响。今天我早晨听说，大概黎学智昨天晚上什么又上北京了。那么，你说这些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呢？你说你不解决，给上边领导造成麻烦，给学校造成麻烦，在教研室有时候也是受影响，是不是，确实我感觉到这是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就感觉到王养毅老师，刘汉瑞老师去年因评职称当中的，这个老周都清楚了，有些问题，后来这不都有点矛盾公开化了嘛。是不是？后来这个刘汉瑞老师也找，希望组织上把我的问题调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养毅老师有时候也找，觉得这个问题有问题，也需要查清楚。这不也影响同志间的团结嘛。那么再有，那个时候老周还是主任呢，刘汉瑞同志是副主任。这两个正副主任之间也有的工作也不太协调。咱们都在这，也讲点心里话，这个思想上也有疙瘩，是不是，所以确实有时，这个工作来看呢，也是受影响，所以当时看到这种情况，确实我是挺着急的。你比如说不用说别的，就是黎学智这个问题给我的压力就挺大，哎，你说一会儿一封信，隔不几天又一封信，甚至要纪委调查，人家上边一转来请学校查处，你说怎么查处呢？所以这个问题你不解决，可以说是有影响，所以当时想是不是把外语教研室的问题，咱们是不是这学期下一点工夫解决一下，所以当时呢分析来分析去，那时候还觉得刘汉瑞老师，王养毅老师提出的刘汉瑞老师评职称这个问题，似乎还好解决一点，所以就从这里解决吧。所以这不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嘛。所以就先着手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接着呢，就是还想解决黎学智的问题呀，两个教研室主任的矛盾问题呀，就是同志们所说的，什么外语教研室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大约我看就是这么来的。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这倒没错，你说饭总是一口一口吃，矛盾那么多，总是要一个矛盾一个矛盾解决嘛。但是问题是怎么解决，这里面就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但是从解决外语教研室矛盾，这些个想法，同志们，还是要想解决教研室教师与教师之间，我们教研室教师同领导之间的矛盾，想还是消除隔阂，增强团结，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要把咱们外语教研室建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这是我们想解决外语教研室矛盾的一个出发点。说没有在外语教研室里也想抓个谁，整个谁，没这个想法，我记得，老周那是什么时候，四月份还是什么，我也记不清了，但我那个笔记本还记得，一次黎学智给我给我挂电话，你们几位同志，老邱都在那吧，那天正好是星期三下午学习，就给我挂电话了，说你是田书记吗？听说你要抓我嘛？我不用你抓，我四月十五日就准备到北京投案自首，哎呀，当时把我也弄得莫名其妙，我说怎么要抓你呢，咱们什么时候要抓你呀，怎么有什么迹象要抓你呀，我从来也没有这个想法呀，所以当时我也挺激动，今天看起来，我当时也是不对的，不管怎样，我还是党委书记嘛。我当时也挺激动，我说我怎么要抓你呀，我说你有什么根据呀，我说我这二年你看我抓过谁呀，我说你在了解一下，我在东大30年，你看我抓过谁呀，我说我不是想整人的人嘛。我说我抓你干啥呀。当时，老邱这不是在这里连帮，还有谁，周万学谁呀，王百兰大概都在吧，又是劝说呀 ，什么，这些问题，今天想起来，平静一点看，我觉得我当时的说法也是有些激动，但我觉得，现在可能我这么说黎学智又有点想法了。我也感觉到确实有点无事生非，你说那来这个事情呢？这一说要抓他，要上北京，所以说，党委没有这个想法。说这回在教研室里我们抓个谁，整个谁，同志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么多年了，如果我们还这样做，那就不是同中央保持一致，所以没这个想法。所以提出解决外语教研室问题，想一个一个解决一下，都是想把问题解决好，把教师的隔阂消除，让大家团结起来，把同基础部的隔阂也解决好，就是这么个想法。这是我们最初提出来的，想解决外语教研室的一个出发点。这么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今天来看，现在来看，也不是这个想法是错的，这个想法还是对的。我们的工作怎么做，只能是这样。但是问题我在下面来讲。这是一个。当然同志们后来我还听说，什么又说外语教研室里要开刀了，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要一个一个弄。我看这个说法，可能就是我上边说的意思同志们有些误解。可能也就这么说了。其实没有想抓个谁，整个谁，没这个想法。但是就我来说，看到外语教研室的情况，看着黎学智问题咱们老也解决不了，确实我是很着急的。可以说，这不老周也在这。我到这来工作是不深入的，但我去外语教研室，总是比其他教研室稍微多点。来做这方面。但是在这工作里面， 确实存在着“左”的影响，你比如我我举这么几个事情。王养毅老师，对外散布，说人家弄虚作假，这合适不合适呢？当然据我了解有这个情况。王养毅自己也表示自己向刘汉瑞老师赔礼道歉。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三月十七号。但是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说他是犯了错误，这个呢，是不是也不这么说，因为咱们这个里边， 在我们的工作里边，你比如说，自由主义也好，无政府主义也好，有个什么事情，跟着感情接近一点，说一说，唠一唠，是常有的事情，你把这个事情都说是人家说的，这就是犯了错误，是不是这个问题也把它看重了一些。怎么这么说也有点过头了一点。你比如说当时来看，为了让王养毅老师认识问题，还曾经提出要不要书面检查。这个东西看来也是“左”的影响。过去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动不动让这个检查，让那个检查，写书面检查，所以现在也不能这样。写书面检查做什么呢？也没必要嘛。所以不能让老师们轻易写什么书面检查。要是真的违反组织纪律啦，违反党纪，违反国法啦，让他做个检查，那也行，可也行，这都是反映教师思想上的问题，认识上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 不能采取这样一些个办法。那么，再比如当时说，分析的时候，王养毅老师有错误，说私自去做调查，违反组织纪律，当时我们分析的时候，这个现在看来，这也是不妥当的，也是不合适的。那么当时王养毅老师，他自己感觉到，我们的一个同志，在评职称当时，自己有点意见，有点看法，到外边了解了解，回来谈一谈，这也不要说人家去私自调查，违反组织纪律，那么在我们的工作之中，有的同志有点意见，到外边去了解了解，打听打听，回来反映反映，这个事也是常有的。所以这个呢，也不能说是私自调查，说他是违反组织纪律，这也是不合适的。所以当时像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确实都是“左”的影响，把当时的事情看过了头。所以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三月十七日的会议上，这就给王养毅老师增加很大的压力。说他犯了错误，让他做书面检查，甚至在会后有许多教师中都传播开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就不好了。所以从这个问题来看，就是说我们过去在工作里边，一些“左”的影响没有肃清。这些个表现。在思想政治工作里边，拨乱反正，还不彻底。现在不是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说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否定的东西，在我们头脑里还没有完全解决。这是当时在分析材料的第二点。

    现在讲一讲三月十七日会议。三月十七号这个会，当时开会的当天上午，咱们基础部的同志问过我，说要开个会，介绍介绍情况，后来我考虑一下，说既然你们都同意，那就开吧，那么就开了。三月十七号这个会，现在看来效果是不好的。那么三月十七号这个会，我是负有责任的。请示了我，当时我对这个会也没有认真地去问，怎么个开法，想达到个什么目的，想要讲些什么东西，都没有认真地去研究。因为当天上午，我正在打扫卫生。我正在收拾我那屋。所以说这个会开得不好，效果不好，我是负有责任的。因为这个会，后来基础部的同志觉得开的时候，也是很仓促的。也是研究得很不够。按照原来的打算，也没有这么一个会。那么这个会，我觉得，后来我跟刘汉瑞同志谈话时，从中问了他一下，你对三月十七号这个会，你是什么感受，有什么看法， 我记得老刘同志讲，他说三月十七号这个会对我来说，这是一身轻的，这是给我卸包袱。他认为王养毅同志可能有压力。我觉得刘汉瑞同志这句话，讲得还是实事求是的。那么三月十七号这个会，那么实际上是起到这个作用，是给刘汉瑞同志卸包袱，给王养毅老师增加压力。说他过去提出问题是错了，说他犯了错误，让他书面检查，确实给他造成了很大压力。那么这个原因呢，就像上边我说的这个。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调查材料的那个分析，那个认定，那个里边就不完全是那么确切的。那么所以这个会开起来时，要讲的话，必然是有好多东西的提法，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那么这个会来说，我和德章同志交换过看法，交换过意见，还有我们参加会的同志，都是这么个看法，认为这次会确实是受“左”的影响。就想用这种开会的办法来解决教师的矛盾，现在看来确实不合适，效果是不好的。作为我们教师的工作，大量的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以及教师彼此之间这样那样的矛盾，常常是有的。那么要用学习的办法，讨论的办法，谈心的办法，真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这些矛盾，所以咱们有时候开大会，像三月十七号外语教研室的会议，实践检验，效果确实是不好的。说刘汉瑞老师给王养毅老师造成这么大的压力，很大的负担，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是有责任的。在这次会议之前，刘汉瑞老师感觉到有压力，这次会后，王养毅老师也感觉到有压力，所以这个都是不应该的。那么从我自己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做党员工作的，应该把教师的包袱去掉，让他们不应该有这方面的负担。应该这样来解决问题。我自己这样想，如果王养毅老师没有三月十七号这个会，也可能好解决一些。对学校工作或对教师有什么意见，随时提出来，这点我们都应该认真去听，认真做好这方面的调查，是需要我们改进的都应该认真改进。不管我们教师提的意见，对还是不对，咱们都要采取与人为善，有利于增强教师的团结，消除隔阂，推心置腹的办法去做工作。所以三月十七号这个会，我觉得这个会，还是我们思想中一些“左”的影响没有肃清，这么一个结果。本来我们这个问题，有条件把它解决得好一些，但因为我们“左”的思想没有肃清，工作方法有的不妥当，所以造成我们想解决教研室的问题，但是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我觉得这里的经验教训，对我自己来说，那么还是很深刻的。因为咱们外语教研室的问题，基础部的领导，当然是三月十七日的会议是基础部领导主持的，但好多问题曾在前一段的调查和分析都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整个工作里面，我是负有领导责任的。要认真地从这里总结经验教训。那么对教研室这两个老教师，我想这方面是不也是个问题，就是民主作风还不够。如果说有点民主作风，我们这方面要是好的话，对我们讨论的那些意见，那些个看法，再听听刘老师，再听听王老师的一些意见，你们都有些什么看法，你们都有些什么意见，你们可以提一提，可能认识不同，那我们还可以再交换，再等待，反正我们当时总有这个想法，想到外语教研室的矛盾挺多，还是尽快解决一些吧。有这种急切的心情。所以这就造成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好，还是矛盾有时更加深了。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么几点。对我来说，二年多，时间不算太长，但是给我的教育还是挺多的。怎么学校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事情还是很复杂，要解决的问题确实还是很多的。由于自己水平比较差，过去“左”的东西的影响也没有肃清，所以给咱们外语，基础部的领导，外语教研室的同志造成了很多不应有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我自己应该诚恳地向刘汉瑞老师，向王养毅老师做自我批评，从这里总结教训吧。怎么样把我们学校的思想工作做好，也希望我们教研室的同志多加批评。我跟其他人交换意见的时候也讲过，一个同志，列宁说过，不怕犯错误，而就怕他不认识错误，不改正错误，过去毛主席业讲过，一个人要工作，你就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这样那样的缺点。我看要是不工作，接受一个消极的教训，我看那就更是不应该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希望同志们对我的缺点毛病，也多批评。我想说的，大概就是这么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