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需要仇和！　

        2月20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对正在会场上打瞌睡的副科级干部蒋某大发雷霆，致使其被勒令辞职。表面看，一个堂堂的副省级领导对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冲天一怒为瞌睡”，似乎有些小题大做。细细想来，小中见大，却自有其一番道理。
         其实，仇和之个性化施政已经由来已久。早在其担任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时，就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仇和现象”的论争。我拜读过一篇题为《“仇和现象”凸现改革理性缺乏》的大作。文章把所谓“仇和现象”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仇和本身的现象；二是对仇和进行评价的舆论现象。其结论是：“对这两个层次的‘仇和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理性的贫乏。”意思当然是说，仇和所作所为以及舆论对于仇和行为的肯定性评价，都是缺乏理性的表现。听上去  似乎振振有词，莫测高深，“理性得很”，其实不过是书呆子的迂阔之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时痛斥程德枢的那番话：“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总体素质比较低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民素质的低下与官员素质的低下是分不开的。官场之中，贪污腐败 、鱼肉百姓者固然有之。然而对此等贪官污吏,随时可以绳之以党纪国法 ，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高悬其脖颈之上。最可恶最可怕也最无奈的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对百姓对工作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是只当和尚不撞钟。用仇和的话说，就是“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此种现象，遍及官场。蒋某作为投资促进局的副局长，却在与其职责   紧密相关的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会场上打瞌睡，所反映出的正是当今官场习以为常的“惰性”。这种惰性如同瘟疫一样，吞噬着官员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吞噬着官员们的激情与良心。对此种现象，难道只能靠“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去教育，只能以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去感召，耐心等待他们的“理性”回归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仇和的雷霆之怒并不仅仅指向蒋某个人，而是劈向这种官场的惰性陋习的。须知，民主和法制不是空头理论，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社会发展却必须只争朝夕！停留在所谓“理性”与“程序”层面的民主与法制，只能是牺牲发展机遇，牺牲工作效率的累赘！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当今中国，医治官场沉疴，扫除官场积弊，必须下猛药，出重招！
         为敢怒敢言的仇和鼓掌！
         为特立独行的仇和叫好！
         为干事创业的仇和加油！
         为激情四射的仇和喝彩！　
         当今中国，需要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