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叫季风，是因为循时而来，再按时而去。亚洲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季风区，冬季盛行东北季风，夏季盛行西南季风，并且它们之间的转换是具有暴发性的突变过程，因循往复，伴随着季节的变化。对于依靠农牧的唐帝国及周边民族来说，风调则雨顺，意味着天下太平，国力强盛。也因此，帝国的兴衰亦随季风的突变，具有明显的转折。

公元754年，这一年的夏秋之际长安潮湿难耐，连绵不绝的阴雨持续了60多天。天气反常，对于时年已经69岁的唐玄宗李隆基来说，似乎不是什么好征兆。皇帝的位子他已经坐了四十几年，知道帝宫外面的人会把怪异的气象当作什么。这些年奇怪的事情愈多，现在就连这千年帝都长安都开始变得不寻常，老皇帝心里也难免犯嘀咕。就在李隆基还纳闷的时候，长安城里已经因为多日的淫雨倒塌了有许多房屋，物价暴涨，甚至有钱也难以买到粮食。长安只是一个消费都市，伴随着气象的异常，唐帝国从南到北的物流线路已经不太灵光。几天后宰相杨国忠从宫外带回一把麦穗，长势不错，这才让玄宗一直惴惴的心平复下来。不想一年之后天下还是出了大事——玄宗的干儿子安禄山反了。后人总结这一次叛乱，终结了唐帝国一度的盛世。中国人讲多事之秋，我们至今不能完全肯定，老皇帝在阴雨中的不安，不是对即将要发生的历史有了预感。今天的史学家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公元８世纪中叶的一段时间内，屹立于东亚的唐帝国，确实遭遇了一次气候异常。

15英寸等雨线

长城是唐帝国的北方门户，守卫长城的士兵，每日伫立的位置略有特殊。如果按照地形分布，大致沿长城并向西南和东北延伸，能够在中国的地图上画出一道分界，东南每年至少保持15英寸的降雨量，而西北，照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说法，那里的人“不直接依赖土地上的植物为生”。回溯至司马迁时代，太史公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将中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的四个经济区。其中沿碣石山向西南，经过今北京、太原，横过吕梁山南段，直到龙门山下，画一条线，即为司马迁所确定的农牧业分界线，以此往西北适合从事牧业。长城、龙门碣石以北和15英寸等雨线，三个要素并非巧合地将中国三四千年以来看似割裂的朝代更迭，连亘在一条略为倾斜的纬线上。

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在公元754年的那个夏秋之际，城垛上的一个卫兵偶尔开了个小差。他的思绪并非暗合皇帝的担心，而是有点想家。士兵偷偷地向身后的南方望去，也许正好能够感觉吹拂到脸上的风，较往年有了些变化。他当然无法知晓这其中的玄机，因为京城多下了几场雨，这消息还不足以传达到他的头上。

2007年1月，德国波茨坦地理研究中心的杰拉德·豪格及其同事们，分析了中国雷州半岛湖光岩玛尔湖的沉积物钛含量，发现在过去的15000年中，有三个阶段的冬季季风强烈，夏季季风微弱，而其中的一个阶段大概在公元700到900年之间，这导致气候的干旱以及夏季少雨。连年灾荒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消息一出，旋即受到中国气象局首席专家张德二等人的质疑。德国人的研究结果与中国史料的记载几乎完全矛盾，这也许可以说明湖光岩钛序列定年的准确性存疑，并且推断时所藉的理论未必站得住脚，但是它却从史料所未及的一个侧面佐证了一件事，那就是气候变化构成了盛极一时唐朝衰败的内在驱动力。

其实于史学家们来说，气候颠覆王朝的观点并不时新。早在1907年，亨廷顿就曾于《亚洲的脉动》一书中提及，中国历史上的外患内忧与气候变迁有关。近人如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蓝勇也认为，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安史之乱是一个很令人玩味的转折点，而这次叛乱与近2000年的气候变化，以及唐代百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

安禄山发迹的气候背景

安禄山的母亲是突厥人，父亲不详，但大致是胡人，且不姓安。幼年丧父的安禄山，在母亲改嫁给突厥人安延偃之后，也就改姓安氏。史载安禄山狡黠奸诈、善揣人意，和他的反叛同盟，同时也是他的发小史思明，早就以凶猛善斗闻名。这样的性格想必与他自幼生长在北方多民族的杂居地有关。

唐代的前期，突厥是北方最有影响的游牧民族。当时的突厥虽然分裂为东西两部，但是至少东突厥一度还十分强盛。甚至包括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在内的北方割据势力，都曾经投靠东突厥，以求得庇护和支持。不过公元640年，李靖借突厥地区大雪，连年灾荒，诸部叛乱的机会，大胜突厥，于是有大批突厥人内迁，设立州县。此后百年间，包括土蕃、回鹘、契丹和突厥在内的北方的各游牧民族经历了不断的分化，内乱，从而内迁。蓝勇表示，这种内迁“使唐代中国北方的农牧交界线向南推移，今天的晋北和陕北由农业区转变为畜牧区，内蒙古中部则完全成为了游牧区。”

游牧民族的南下，往往是受寒冷气候造成的基本生存和生产的困难为潜在动力的。《李岘传》记载，天宝年间有连续三年淫雨长达60余日，气候已经十分反常。邹逸麟曾总结8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的气候，发现文献记载特殊的寒冷事件比较频繁，海州湾、莱州湾都有海水冻冰的记载，苏北有江海冻冰的现象。在韩鄂的《四时篡要》中，记录唐末关中地区的石榴和板栗需要包裹才能过冬。这与7世纪以前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形成鲜明的反差。唐初的气候环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宜人的一段时期。据唐代诗文的记载，当时长安周围满山都是森林，山上道路两旁都密布着林木，行人在山中走过，甚至难于见到太阳。更为显著的是，唐代的关中还能有大片的竹林。专门为官家供竹的司竹园，周回甚至有百里。当时的黄河流域，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东至于海，南至秦岭淮河，都可以种植水稻，同时还是重要的蚕桑生产地区。为杨贵妃所爱吃的荔枝，产区也比现在北移两个纬度。

如此的长安应该正是安禄山这样的胡儿所向往的。大批游牧民族的南迁造成了北方的民族混居。不同的文化、复杂的价值观以及贫困不安的生活构成了安禄山少年时代的三要素。在安禄山出生的当年，公元703年，女皇帝武则天还没有倒下，那位日后与他演对手戏的玄宗要到近10年后才会登上政治的舞台。后者是一位天纵高材的皇帝，在他的领导下唐朝走向中兴，并到达极盛。而历史的风云际会却安排一个看似脑满肠肥的番将，了却了玄宗的帝王春梦。

安禄山的最初发迹始于一次因偷盗而被捉。面对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手下的围殴，安禄山大声呼救：“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番耶？而杀壮士！”好在急中生智的大言不惭救了他。与史思明一起，安禄山成为张守珪帐下的两名捉生将，随后便靠着行贿和欺上瞒下平步青云，直到东平郡王，兼三道节度使。

当时的节度使，实际上已经为地方上的军阀。后世多质疑当时的朝廷政策，何以如此令大权倒置。世人总是怀疑安禄山与唐玄宗以及杨贵妃之间的关系，甚至此种猜疑之风已波及海外。耶鲁大学的芮乐伟·韩森就曾在《开放的帝国》一书中提及杨贵妃可能与安禄山关系暧昧。但其实所谓时势造英雄，历史本身决定了安禄山与唐玄宗，也即他们所代表的唐代地方与中枢之间关系的风风雨雨。

从一个大的地理维度上来说，草原地带的循环性往往被看作是中国内地循环性的副产物。若中原有一个统一而有力的政权逐渐趋向分裂，则北方草原上的情形是各部落趋向壮大。唐初兵力强盛，周边各族无不俯首听命。然而进入到8世纪，史书上记载的这些部落则开始 显得好战。这一方面表明一个农业帝国对于游牧民族政策上的被动：从大局上考虑，位于等雨线东南的中枢政权，一般不可能彻底发动大规模的全面攻势，对北方的民族进行歼灭性的打击，因此边患总是暂时性的被平定下来。另一方面，则在于气候变迁所导致的农牧分界线两侧的拉锯。

唐初气候的温暖促进农业发达的同时，保证了唐朝经济的繁荣和防御力的稳固。许多在前朝原本是牧区的地方，当时都有了相当的农业基础。而唐中期以后的转冷，则为这一趋势的反动，一切调转过来。生存环境的转变，对于唐朝来说，使处于中间位置的地带，最初显然成为一种军事上的缓冲，也即一种优势，而之后则换成一种威胁。

显而易见的威胁来自高丽、契丹以及属于突厥语系的奚人。在唐国防线的东北端，这些游牧已经与汉人杂居，并使当地人口极具流动性。俗谚云，乱世不出英雄必出妖孽。安禄山这类通晓胡语又极善相机行事的人物，正是朝廷此时必须的“人才”。而安禄山一定意义上又不是一个特例：当时的番将不止于此。早在唐太宗时，便将归附的少数民族“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使为中国捍蔽。”安禄山和史思明最初发迹于幽州，而唐代在幽州拥兵是为了防备奚人和契丹。《资治通鉴》卷215称，天宝年间以后，朝廷每年供给戍边的开销剧增，衣料要费20万匹，粮草更达190万斛，可见当时来自北方民族的压力很大。朝廷为了清边患，不得已才对安禄山为首的北方诸道节度使一味姑息，直到安禄山反叛，还是只能再度以夷制夷。可以说到中后期，唐朝皇帝已经完全失掉了天可汗威服海内的尊严，而究其原因，季风至多算是一个诱因：唐帝国固然因为仰仗农牧业而十分在意天候的变化，然而若不是帝国本身的弱点被一次叛乱刺激得全面暴露，显然很长时间内仍足以长袖善舞，在世界上保持自己的国际地位。

朝代的弱点

安禄山的叛乱时机，现在看来并不为他自己挑选，而是时局使然。公元751年，为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两万余精锐，在中亚的怛罗斯城与阿拉伯人的十余万大军展开决战。战役进行５天后，唐军队伍中的葛逻禄雇佣军叛变，导致唐军大乱，因此原本占据主动的高仙芝部反被阿拉伯人的重骑兵冲击得大败。此后数年内，由于阿拉伯帝国已然坐大，唐帝国在西域的势力扩张不得不停滞，并由此导致连锁反应：发迹于青藏高原的土蕃对唐帝国西边控制权的威胁也日益增加。唐帝国愈发感觉到来自内陆各个方向的压力。

当安禄山于公元755年率部从范阳攻向长安的时候，大唐帝国的实力尚且充实，每逢节日，长安城中仅是参加拔河的宫女就有上千人。但是这样一个繁荣而统一的大帝国，其统治所维系的基础却极脆弱。作为一个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为纲领的政府，唐帝国维系极权的手段，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纪律，而这种纪律能在唐朝推行，则在于中国经过300多年的分裂局面之后，豪族大姓殆尽。李唐只需要面对千百万的小自耕农，把他们用简单的经济手段组织起来。

唐帝国初期的经济制度是均田加租庸调制，简单说来，就是详细地普查户籍，按人头分田，并据此收税和分派徭役。这项制度初看粗枝大叶，实行起来却发现它的难度。唐初全国登记在册的只有300余万户，但是到安史之乱时已升至960余万户。依我们现实的情况来估计，可以想见的是户籍造册的工作早已变得繁重不堪，如果没有足够精神力量支持的地方官员，这项制度是绝然无法有效实施的。因此，唐代也施行监察制度，在地方上面再设一层监察使，实际上成为控制地方行政大权的长官。监察使常驻边疆，掌握一方军政，对地方事务得以全权分配，就成为节度使。而帝国能允许节度使藩镇的存在，在于中央要实施均田，要统计和掌握的数目字过多，从而极影响地方上的行政效率，时间长了权力必然要下放。李唐的手腕惯于以一个异民族的力量压倒另一个异民族，从而把自己的权威扩张到千里之外，后期则是以一个藩镇打另一个藩镇，整个朝代处于一种危险的平衡之中。

可以说，唐帝国虽然是一个统一的大政权，然而它在西北方面对的，是五胡乱华以来仍然不能说衰弱，甚至相当强悍的多个游牧民族。多民族的杂居，曾经对李唐王朝来说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筹码。然则当8世纪中叶，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冷，北方各民族日趋意图南下之后，唐帝国却不能再以它简单划一的政策对全国进行组织，也就失掉了中央集权的力量，不复能指使治下各个较为独立的民族。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失去了再次详细核查户籍的能力，只得在税制上妥协。不过，它已经不能指望地方上如其所愿的缴纳税款。

源自：盛唐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