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中的一段悲剧----小董姑姑的故事

李常生  南京  3/23/2008

我的姑姑名叫”小董”，1946年1月死在天津，天气酷寒，那晚还下着大雪。小董比我父亲小三岁，死的时候，刚好满十九岁。

我们老家在河北沧州辖下的献县，村庄名为南魏家庄，离县城还有三、四十里地远，坐车还得坐上半个多小时。南魏家庄是河北平原上诸多贫困农庄之一，冬天冰封地冻连续三、四个月，一年就是只有八、九个月可以种庄稼，地方穷困，没靠大山，只有一条平时干枯的滹沱河穿过半个县区，县区黄土一片，连个石头都看不到。

1937年日本人打到县城，经常派军队到乡下骚扰，乡村房屋多为土建，土墙厚约一米，家家都在墙脚挖了密道，从墙基往下挖，最后从田野高粱地里冒出去。日本人到了村庄总是会找几家去搜，翻东翻西的，不是砸着就是砸那，如果抓到壮丁就要带走，抓到大姑娘，就会强暴藉以满足兽欲。

那时候小董才十岁，还不知道害怕，只是跟着大家跑，躲到高梁地里还唱着歌，叫她安静下来，她还会哭着喊冤。

到了抗战末期，小董已经长得亭亭玉立，一双大眼睛，高挑的身段，两个小酒窝，笑起来面颊红润润的，成了村庄里的第一号大美人。小董会唱歌，全村子的人都知道，有什么喜事要办的时候，大家总是吆喝着小董拉开嗓子露一手，小董是村子里的宠儿。

小董跟邻居琴姐自小就是好朋友，俩个人总是形影不离的，琴姐的哥哥小刚比小董大三岁，喜欢小董，在小董做活时，经常在旁边陪着小董聊天，日子久了，小董也喜欢上小刚。他(她)们三个人在村子里紧是玩在一块儿，其它的孩子可多是羡慕着。

抗战末期，村庄附近闹土匪，这些土匪都是附近几个村子里的地皮流氓所组成的，地形熟，谁家有钱没钱也都知道，哪家的大闺女长得标致，也都摸得清楚，因此附近几个村里的老百姓都变成了惊弓之鸟。土匪有枪，十几个人摸黑到某一家后，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掳人勒赎的，比日本人的侵害还严重。

我父亲与我母亲在抗战末期结的婚，我母亲的村庄紧挨着我父亲的村庄。闹土匪闹的惊惶失措的，我祖父母带着我父母亲及小董姑姑准备要往天津先避避难，期望在土匪事件平息了以后，再回乡下。

临走前，小董姑姑为了要跟琴姐及小刚分手，哭得死去活来的，千万个舍不得，但最后由我祖父母带着刚结婚的我的父母及小董姑姑，还是趁夜坐马车到了县城，再改搭汽车，经过两三天的辗转，才到了天津。

在天津住在祖父的一个胞兄家里，地方狭窄，晚上还得有人要打地铺，才能睡得下。小董姑姑身子不好，时值1945年的深冬，就已经得了病，每天昏沉沉的，没钱看病，只是吃点蒙古大夫开得草药，但是并不见效。

到1946年1月10日左右，接到了乡下家里托人捎来的一封信，说道土匪打劫，有一个夜里钻到小刚家里，连小刚、琴姐，一家六口都被害死了，钱抢走了，房子也烧了。知道了这个消息，小董姑故大哭一场，从下午一直到晚上都没停过，身子原本就无法支撑，这时候更是摇摇欲坠。晚上十点多，小董姑姑哭着说想到外面走走，我父亲要陪着她出去，她不要，就一个人半摇半摆的走出了门。

走出去了半晌都没回来，我父亲急着出去找我小姑，最后发现她晕倒在一棵大槐树底下，外面还下着大雪，小董姑姑都快被白雪给埋起来了，赶紧抱回家来，放在床上，大家急着给她裹棉被、换衣裳，又是烧开水、又是给她煮草药的，小董姑姑醒了过来又大哭特哭，嘴里还一直喊着琴姐以及小刚的名字，到了第二天早晨，小董姑姑已经完全昏迷过去，不到中午的时间，就完全没有了气息。一个天真活泼，无辜的乡村少女就这样的离开了人间。

1949年，我母亲在常州生下了我，并在当年十月，带我到了台湾。我父亲因为参加军队，于厦门战败被俘，后送时于济南火车站瘁死。我母亲临死前告诉我小董姑姑的事情，要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姑姑。

1988年，我第一次从台湾到大陆，从北京乘车到天津，找到我母亲从前在天津住过的巷子、房子，也看到了那棵大槐树，我在大槐树底下伫足许久。

想着这个大时代的许多故事，小董姑姑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我不禁眼泪夺眶而出。为中国绵延了近百年的战祸苦难而落泪。

我没有小董姑姑的照片，甚至也没有看过我父亲的照片，但是我脑子里常常会闪出有一双大眼睛的小董姑姑的影子，在高粱地里唱着歌，总是有许多小鸟都围着她一齐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