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的“宽猛”之辨，也许是中国几千年来治世的一个大课题。随着研读文史的深入，我们也会就这个问题产生自己的认识。读了《古文观止》之《子产论政宽猛》这篇治世的奇文，我们也许能从中获得一些有益启发和思考。

《子产论政宽猛》这篇文章说它“奇”，“奇”在本文只有三个人三件事，三个人是子产、太叔和孔子。三件事是子产临终遗训，太叔具体实践，最后由孔子全面点评。

子产是个极为负责任的执政大臣，在临终前，对自己的继任者太叔提出了治世的忠告。东商一向认为，评价一个执政者的成功，不光要看他在世的功绩，更重要的是正确政策在他身后的是否也能继续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

子产告诫他的继任者太叔，“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你我都是一般的执政官，只能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来约束民众，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然而太叔是个宽厚之人，继任后“不忍猛而宽”，结果，郑国盗起，聚于萑苻之泽，太叔痛恨自己不能早听子产的遗训，于是亡羊补牢，开始大开杀戒，“兴兵以攻”“尽杀之，盗少止”。郑国政事复归正常。

在子产看来，郑国民风散漫，应行“猛政”，这样老百姓由于害怕严刑峻法不敢作乱，为政的杀戳反而少了。他把猛政比喻为火，宽政比喻为水，说：“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所以为宽政是非常难的，不宜为治国者所把握。

孔子完全同意子产的观点，他总结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但他又在此基础上进行升华，认为执政应该刚柔并济，以求达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境界。

孔子在这里阐述了自己的政刑观。孔子希望实行仁政，希望能实现《诗经》中所说的那样：“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但是孔子又提出了刑法的重要，认国不可轻易放纵小恶，要约束不良之人，坚决遏制盗贼暴虐，因为他们从不怕法律严明。孔子理想的大治是用和诣的手段使国家安定，达到“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国家的管理者能够“不竞不絿，不刚不柔”，从容施政，这样国家百姓的福禄就相聚在一起了！

子产去世，孔子哭得很伤心，认为他不失为一个仁德的人，以子产的严格治法，几近猛政的治理，依然得到孔子的首肯，可见孔子是认同子产以小的猛政约束民众，以达到减少杀戮，实行德政目标的！

有了圣人的点评，我们可以放心地学习领会了。

                                 东商，于北京顺义

                                07年9月4日

（图片：新郑市龙湖——疑似“萑苻之泽”）

附：

 [原文]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译文] 郑国执政大夫子产有病，对子大叔说：“我死之后，你必然执政。只有有道德的人能够以宽大来使百姓服从，那德行次一等的人不如采取严厉的政策。火很猛烈，百姓看见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在火里。水很柔弱，人们因亲近喜欢而轻视它，所以，很多人死在水里。因“宽柔很难。”子产病了几个月就死了。大叔执政，不忍心严厉，而施行宽柔，结果，郑国强盗很多，他们聚集在萑苻之泽。大叔很懊悔，说：“我早听从先生教诲，就不至于到这一步。 ”于是调动步兵去攻打水泽的强盗，将他们全部杀死。强盗稍稍有些收敛。孔子说：“好啊！政策宽柔，百姓就轻慢。轻慢，就要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但是，太严厉了，百姓就要受到摧残，受到摧残就必须以宽柔的政策来调和。用宽大来调和严厉，又用严厉来补充宽大，政事因此而调和，《诗经》上说：‘百姓辛劳，可使安康，加惠中原，安抚四方。’这是说实施宽柔。这首诗又说：‘不可轻易放纵小恶；以此约束不良之人，遏制盗贼暴虐，他们从不怕法律严明。’这是说用严厉来纠正。这首诗又说：‘安抚远方，怀柔近处，安定我王室。’这是说用和协的手段来使国家安定。又有一首诗说：‘不急不缓，不刚不柔，施政从容不迫，各种福禄聚头。’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等到子产死了，孔子听到这消息，流着眼泪说：“他的仁爱．是古代贤明政治的遗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