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的最后一年，1900年5月26日，人類文化史上發生了一件轟動世界的大事——甘肅敦煌發現了藏經洞。

定居在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籙（約1850-1931），正在監督工人清除洞前的積沙。這是他把化緣和為當地居民做法事得來的銀子，為莫高窟所作的功德之一。這位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曾經在肅州（酒泉）巡防軍當過兵，退伍以后無事可做，就當了道土。他游歷到敦煌，在莫高窟里住宿下來。在清朝末年，依据莫高窟寺院地勢南高北低的特點，分成了上寺、中寺、下寺。上寺与中寺住的都是西藏佛教紅教的喇嘛，講誦的是藏文佛經。只有下寺是道士居住的太清宮。王道士既懂漢語，又能誦道經，于是就有很多人請他去做禮懺，他的生際也漸漸好了起來。他雇了一位楊某來替自己抄寫經卷，閑暇時，他還去別的地方為修補莫高窟化緣。就在這天，楊某突然跑來告訴他一件事，使王道士深感惊奇。

圖2：王道士

原來，楊某抄寫經的地點在南區洞窟北端“三層樓”下層第16窟里。他在甬道間放一案，背壁而坐，抄經之暇，有吸旱煙的習慣，用的是芨芨草來點煙，并經常隨手將燃余之草插在后壁的裂縫中。26日這天，楊某仍將點煙的余草插向壁中裂縫，令他奇怪的是，這條縫卻深不可即。于是楊某就試探著在壁上敲了敲，發出了咚咚的聲音，原來里面竟是空的！他感到這里可能有什么秘密，就赶緊請來了王道士。

當天晚上，王道士与楊某擊破了第16窟甬道壁，一扇緊閉的小門出現了，門前有泥塊封塞。把泥塊去掉后，有一小甬道，再向里是一所不大的略帶長方形的复室，高約240厘米，寬約270厘米，然而，里面的東西卻使王道士和楊某惊异不已：這個小洞里整齊地堆放著無數的白布包，每一白布包內裹著十几卷古文書，還有平鋪在布包下的絹幡佛畫，以及古木刻印刷品，銅和木制的佛家法器等物件。

王道士立即想到的是：這是神的旨意，這是上蒼的賜予！

這就是舉世聞名的敦煌藏經洞，編號為第17窟。

圖3：1900年代的敦煌莫高窟 

這所覆斗形頂，空間只有19立方米的方丈小室，是不是專為放置這些稀世珍寶而開鑿的呢？讓我們再來看看這個小洞的本身內容。

在藏經洞的北壁保存有精美的壁畫：中部有兩棵枝葉交接的菩提樹，東側樹枝上懸挂一個淨水瓶，西側樹枝上挂著一個挎袋。樹東側畫一比丘捧持團扇一柄；樹西側面畫執杖的侍女。無疑，壁畫中的物品和人物，与僧人生活或供奉僧人有關。在北壁前砌的低壇西側，畫有云頭僧履一雙，似乎在暗示低壇上原來有撣定的僧人像。在藏經洞的西壁壁龕內，嵌有石碑一通，即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的《洪鞏告身敕碟碑》。

圖4：從第16窟看藏經洞中的洪鞏塑像

洪鞏是一位佛教界的真实历史人物。唐代中叶，在吐蕃（今西藏）统治敦煌时期，他担任沙州（今敦煌）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公元851年，由于在张议潮收复敦煌战争中有功，被唐王朝封為釋門河西都僧統攝沙州僧政法律三學教主，並賜紫（高僧的特殊榮譽），授京城內外臨壇大德稱號。藏經洞的開鑿正是為了頌揚和紀念這位有影響的和尚，這种建筑就是佛教紀念性的“影堂”、“塑堂”，因此，藏經洞也可以稱為“洪鞏影窟”。當王道士打開這所神秘的“影窟”時，內裝骨灰袋的洪鞏真容塑像早被移置到了別處，“影窟”被用來“藏經”了。

圖5：藏經洞口

那么藏經洞究竟是什么時候堆放了這么多的文書，又為什么把它封閉起來？這始終是個謎。對此，很多專家學者依据各种材料進行研究，試圖解答這一疑問，但至今還沒有一個定論。不過，在有明确年代的卷子中，最晚的一件是北宋咸平五年（公元 1002年），也就是說，藏經洞的封閉應該在公元1002年以后。于是人們就有了各种推測：

公元1074年，党項族的西夏國占据了敦煌，莫高窟的和尚們在逃离之前，把所有不便帶走的經卷、文書、繡畫、法器等等，約有五萬件之多都封閉在這所小室里，外面用泥壁封好，再繪上壁畫，一點都看不出痕蹟來。后來局勢安定了，這些和尚卻沒有回來，這個藏經室就一直沒有人知道，成了永遠的秘密。

另一种觀點認為：藏經洞的封閉不在西夏占据敦煌之前，而是在西夏占据敦煌之后的某個時期。洞內歷經數百年的各种文書，是將敦煌各寺的經卷集中起來統一封存的，因此必須借助于相當的政治力量才能辦到。所以，估計与西夏對敦煌控制的進一步加強，曹氏家族徹底失去對此地的統治有關。

還有一种看法：藏經洞封閉于北宋(真宗/趙恒)咸平(公元998-1004)年間或稍后的年代里。那時的敦煌是歸義軍節度使曹延祿統轄。當時，甘州的回鹘人正在同党項族進行著激烈的戰斗，曹氏瓜、沙政權深感對自己的威脅日益加深，開始進行戰備工作，包括佛教寺院收藏封存經卷等。

這些說法不論誰是誰非，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封存寺院藏經与躲避戰亂，或發生某种重大政治變動事件有關。也不論怎樣，這些珍貴的文書是被有意識、有組織地封閉起來了，并且在埋沒了900多年以后又意外地重見天日。

圖6：1900年代，當古代文書剛搬出藏經洞時

再說王道士，對于這些中國的稀世瑰寶，他根本無從知曉其价值所在。他隨意取出几卷來送給當時的敦煌知縣汪宗瀚，請他鑒別。同時又請來了城中的官僚与紳士們參觀他的發現。官紳們也不知道這些東西的珍貴之處，但都認為是屬于古人的遺產，如果流落外地，是有罪的行為，便囑咐王道士在原地保存，不可輕動。汪宗瀚是湖北人，他對古董有相當的知識，深知這些古物的价值，就又向王道士要了一些寫本和畫像。

2年后，即1902年，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作了甘肅省學台。他對古代文物有特別的愛好，托汪宗瀚代他搜求古董，汪宗瀚就此將王圓籙送給他的北宋(太祖/趙匡胤)乾德六年（公元968年）《水月觀音畫像》、寫本經卷等部分敦煌遺書送給了葉昌熾。葉昌熾見后贊嘆不絕，并對之進行了研究与考訂，收入到他的著作《語石》之中，發表了獨到的見解。葉深知這批文物的重要价值，立即向甘肅省府當局建議，把藏經洞的全部文物運送到蘭州保管，估計運費要五六千兩銀子。由于無法籌得經費，清政府便沒有采納這項建議。

圖7：部分古代文書

1904年3月，甘肅省藩台向敦煌知縣汪宗瀚發出一紙命令，讓他對藏經洞的文物進行清點，“仍為封存”。于是王道士用磚照舊封閉了這座寶庫，從此就無人再過問了。

不過，事情遠遠沒有就此結束，古老的文物也沒有再在它們的栖息地安穩多久。就在主持查封時，汪宗瀚便乘机擇取了几件精品，贈給了新疆、甘肅等地的一些官員。敦煌遺書的外流從此開始了，隨之而來的是一次次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