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徽省阜阳市地方官员在手足口病疫情中的“以谎辟谣”作为，或会让人们对中国实施不足两周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产生疑虑。在地方行政部门对法律普遍缺乏敬畏的语境下，要想做到真正的信息公开，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中国媒体报道，至5月9日，阜阳手足口病感染病例总数已达6049例，22人死亡，7日数据显示仍有1391名儿童留院。自3月28日第一个孩子死于感染肠道病毒EV71，至4月27日公开疫情真相，20多个孩子死于父母亲人当时所不知道的“怪病”。 短时间内，中国20余个省区相继有疫情发布，一个普遍被轻视的弱小疾患最终酿成具全国影响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中国专家最终确定“怪病”缘于肠道病毒EV71是4月23日，而从第一例病儿死亡到检测结果确定，这个已经被发现近40年的病毒，明确鉴定就花去了4周的时间。在舆论的质疑声中，阜阳地方政府以“专家没有给出手足口病的结论”为隐瞒疫情和“以谎辟谣”的行为开脱。

“我们没有得到卫生部或卫生厅的授权，是没有发布疫情的权力的。”阜阳当地官员对所属职能的陈述，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付诸实施的当口，显得有些“扎眼”。而为了保证这部法令的畅行，中国政府为她的各级行政机构留足了一年的准备时间。现在看来，立法者对这一法令实施难度的预见，仍然过于乐观。

“误解比疫情更让人心酸”，阜阳地方官员的语录已成为流行语。这位官员的逻辑是：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传染病疫情应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其授权的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发布，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履行报告职责，不隐瞒、谎报、缓报，并及时组织救治，采取控制措施”。

阜阳官员的委屈其实是中国传统的政府内部信息传递系统面对开放社会冲突的又一显现。“只能上报，不能公开”——官员的思维惯性和对管理效率的追求在这一封闭的信息交流系统内，不仅得不到释放，却更可能作出控制信息之举，他们或更注重在技术上如何规避不利信息的传播，以确保自我政治生命的稳固。

这不仅关乎某个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操守——整个信息公开体系运转的滞后，导致各种重大突发性灾难和公共治理危机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和救援。按照既往的政策，如果一个地方政府贸然宣布疫情，当政者可能面临诸多不可控的风险，包括组织上的责难和处分。在这一刚性的行政治理模式下，地方官员瞒报缓报以侥幸之心求得自保是正常的行政逻辑。

14年前发生在浙江的“千岛湖事件”事实上更能说明信息公开的重要：本是一起谋财害命的普通刑事案件，地方政府出于治理效率的考量，作出“等案结再公布真相”的第一反应——这是中国官员的传统思维。真相的公布是案发17天后，对信息的控制导致谣言四起，海外大量“揣测性”的报道，使一起偶发性新闻变成了一个影响两岸关系的“政治事件”。

彼时的台湾民调显示，“千岛湖事件”后，台湾民间倾向独立的指数陡然提升，一段时期里，台海关系紧张。受制于信息传递的单向流动及“内外有别”，中国地方官员面对镜头公然的撒谎和傲慢，促使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地方官员在处理危机时习惯性地低估社会对危机的消化能力，已渐成常态。

政治学概念上的信息即权力，“权力运行必须透明、公民有权知道真相”成为一个健康开放社会的通常体现。封闭的信息管理体系最终于1998年在中国最高层开始酝酿打破，2003年春SARS风波除了让当时的卫生部因隐瞒疫情为千夫所指，客观上使信息公开立法提速。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和规范，也正在从强调事后救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转向事后救济与事前预防（信息公开）并重。

5月5日，湖南汝城5市民将汝城县政府告上了法庭，成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以来，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的行政诉讼案。尽管追逐真相的权利理应不被权力以任何不正当的理由加以剥夺与减损，但这一案例放在“权力运行必须透明”的正常治理逻辑下去观察，仍显得尴尬。

比如，1949年起中国民航史上数十起空难，很少公布原因。因为能否获取空难调查报告，决定了空难赔偿标准，历次空难中受难者家属即便对赔偿不满，也没有可援引的证据，更无从追究出事航空公司的责任。指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一举成为历次空难家属要求公开调查报告的理据甚至赔偿标准，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新近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信息公开”的标准规定得“较为原则”，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哪些信息对公众屏蔽；法定例外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如何界定，并没有更为准确的表述；政府利用信息例外中的“危及社会稳定”以规避信息公开也是令真相或遭遮蔽或致削弱的最大危险。

按照中国国务院的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在2008年3月底之前完成并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但据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报道，国务院27个组成部门中尚未在官网发布信息公开目录的有：铁道部、公安部、司法部、监察部。而国家安全部与国防部则未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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