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与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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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奥运圣火在神州大地穿街走巷接受国民的顶礼膜拜时，遭受热带飓风的缅甸灾民却在无奈与绝望中等待着救援物资的到来……

　　根据报道，纳尔吉斯(Nargis)风暴上周末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登陆，途径拉布达、波加莱镇和贾利拉，吹向仰光，造成死伤惨重。缅甸官方媒体报道，至少2万2980人在风灾中丧命，4万2119人失踪，但美国驻缅甸代办维勒罗莎声称，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万，丝毫不亚于2004年的印尼海啸。

　　此次严重的风暴给缅甸居民带来了严重的物质和精神伤害，风暴肆虐的区域，房屋倒塌、洪水泛滥、农作物不见天日，灾区居民突然之间一无所有。然而与此种严重的物质损失相比，灾民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更是与日俱增。根据报道，虽然风灾过后，缅甸军政领袖虽然向国际求助，却迟迟不肯发出签证给救援人员，引来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缅甸军政府显然不了解“灾异论”——“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军政府对于对于这场疯狂的天灾给缅甸灾民造成的严重损失似乎并不敏感，10万死亡人数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同样，对聚集于缅甸人民心中的不满、怨恨甚至仇恨，军政府依旧无动于衷。缅甸军政府显然对自身的统治地位忧心忡忡，风暴造成的伤害还未抚平，军政府就急着要举行新宪法公投，为自身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然而，军政府显然不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实际上，在军政府看来，脆弱与懦弱的缅甸人民显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军政府乐此不疲的将大量的时间与唾沫浪费在所谓的援助团队入境签证问题上，而对于那一张张充满失望与渴望的眼睛，军政府显然熟视无睹。美国国家安全局亚洲区高级官员Michael Green针对此事评论到：“缅甸军政府当局与往常一样，对于此次灾难无动于衷”（This regime has shown callous indifference to suffering in the past）。

　　国际社会显然对缅甸军政府的此种行径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一些国家看来，缅甸军政府此种恶劣行径恰恰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其草菅人命的丑陋嘴脸。美国方面甚至还大胆建议如果军政府依旧在此问题上纠缠不清，美国政府出于人道考虑将有可能在未经过军政府同意与批准的情况下向风暴重灾区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实行空中救援物质投放（air drop），此种措施所体现的乃是典型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崇高理念。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对内最高性与对外独立性的国家主权之蔽荫下，此种违反主权的救济措施有可能导致问题的复杂化与政治化，最终不利于问题的顺利解决，因此国际社会最终不得不耐心敦促军政府解除援助的一切障碍。无论是美国、联合国还是相关援助机构都不得不请求缅甸军政府放下“屠刀”，打开边境，允许国外援助物资与救援队伍及时奔赴缅甸灾区。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吊诡的一幕——好心人给对方提供援助与救济，却还要看对方的脸色与神情。虽然缅甸军人政府昨天终于点头批准联合国空运第一批救济品入境，援助风灾灾民；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军政府所能做与要做的还有许多许多。对于缅甸灾民来讲，当他们的生命不得不严重依赖于军政府的态度时，除了等待，别无其它……

　　毫无疑问，让缅甸灾民陷入绝望深渊的热带风暴是地地道道的天灾，其并非缅甸军政府的无边法力所为。如果说我们对天灾造成的巨大损失与伤亡无能为力的话，那么通过采取得力的措施与安排，天灾所造成的“负外部性”依旧可以得到消除。然而，与此种积极的应对措施相比，政府当局对于却天灾所造成的损害与破坏无动于衷，军政府不仅没有采取得力措施组织与安排人员救灾（一名缅甸居民挞伐到，去年****时，军队第一时间做出了应对措施，如今，那些随时准备打人的军队到哪里去了），而且还纠缠在救援队伍与救援物资的入境许可上，因此，这并非一场单纯的天灾，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人祸。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一名援助官员毫无忌讳的说：“缅甸政府通过让他们自生自灭的行径来谋杀这个国家的人民（the Burmese government was murdering their own people by letting them die）。

　　在天灾与人祸的转捩点之间，政权的性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诚如以研究贫穷与饥荒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言：“……如果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批评、并寻求人们在选举时的支持，统治者就会有积极性去听取人民的需要。在具有民主制的政府和相对自由的传播媒体的任何独立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饥荒。饥荒曾经发生在古代王国和当代权威主义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和现代技术官僚专制体制，发生在受来自北方的帝国主义的统治的殖民地经济以及君主式国家领袖或不宽容的单一政党统治的南方新独立国家。但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道，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审查的国家。”（参见【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于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153）。尽管森谈论的是饥荒与贫穷，然而其揭示的规律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具有普遍性。很显然，在民主的国家里，政府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面对此种灾难，政府的作用与其它经济和社会机构和制度——从贸易、商业和市场，到积极活动的政党，非政府组织，以及知情的公共讨论提供支持和便利的各种机构，包括有效的新闻媒体——的高效结合将有助于灾难降低到最低的水平，阻止了天灾滑向人祸的边缘。而独裁的政府恰恰通过相反的操作使得天灾毫不留情的滑向人祸的边缘，独裁政权本身并非经过人民的授权而上台，其并不需要对人民负责，其只需要对军队或者某些统治阶层负责。因此，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裂痕与疏离，尽管天灾的产生可能与这种疏离没有明显的关系，但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社会的、政治的距离，有可能导致对灾难的不闻不问，无所作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比比皆是。

　　此次缅甸的个案对于理解“天灾”与“人祸”之间的关系是个很好的范本，其生动的显示了独裁政府的自私自利与草菅人命。诚如我之前所阐述的，缅甸军政府不仅在接受外部援助时心口不一，慢慢吞吞，将自身的荣耀与对外部世界的恐惧置于灾民的生命考量之上，而且在面对稀缺的资源与灾民的急切需求之间，缅甸军政府却舍本逐末，通过对资源的控制与分配，置灾民的急切需求于不顾。这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和缅甸军政府之间在援助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国际社会强烈要求将稀缺的资源分配给急需此种资源的灾民，然而独裁的缅甸军政府却不买帐。根据报道，联合国一批由两架飞机所装载的包括38吨高能源的饼干等救援物资在到达缅甸机场后随即就被军政府所充公（confiscated），或许在军政府看来，这批救援物质与其施舍给灾民还不如作为礼物犒劳军队以及相关统治阶层来得划算。没有军队这个支柱，军政府这个利维坦自然会树倒猢狲散。于是，有意思的现象是，原本需要整个社会共同承当的灾难却在军政府的独裁操作下通过某种歧视性的安排强加在某些群体或阶层头上。天灾不曾发生在统治阶层身上，其负担也不曾由统治阶层来承担……

　　在阿马蒂亚·森的年代，由于国际组织在人道救援方面的薄弱与无力，面对天灾的国家不得以只好自力更生，勒紧腰带渡过艰难的日子。然而，在全球化相互依存的今天，国际组织以及其它非政府组织在人道救援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国家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人道救援时代。因此，尽管天灾给国家造成的损害相当严重，但国际社会本身通过有效的安排与组织尽最大的努力给受灾国提供人道援助，使得受灾国尽快摆脱伤害。然而，这样的一种援助方式有时也会碰到巨大的障碍。此种援助的对象显然是受灾国的“国民”，然而在国家主权依旧成为国际主导法则的今天，国际社会只有获得主权的认可才能施加援助，本来应该给予国民的救援物资与资金不得不通过政府这个媒介才能发挥作用，其不能随意绕过主权实现曲线救援。因此，当代表这个主权的政府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政府时，救援的效率与效果不免大打折扣。一方面，独裁政权的封闭性使得外界对其救援物资与资金的分配保持着高度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正是这种高度的不信任导致了国际社会在对受灾国援助上显得非常小气与谨慎，于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受灾国的国民始终是最后的受害者。因此，面对此种困境，国际社会必须在救援方式上寻求新的突破，然，何其容易！

　　天灾易走，人祸难移，缅甸的个案深刻的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不需要独裁专制的政府！

　　许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