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时候队长很英武的，当过兵，一去就是四年。四年可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在农村，一个妇女四年可以生养两三个娃，一头母猪可以下八九窝猪崽，一块地可以耕种十来荐。可在部队，四年好像只有一眨眼的功夫，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一晃荡就成了一个二十二三岁的老兵了。
　　 队长是一个好兵，根红苗正，贫农出身，吃得苦，受得累，无论操行还是军事训练，样样都是拔尖的。抢险救灾，执勤巡逻，哪里最苦哪里最险哪里总有他的身影；部队射击比赛，他单手握住老三八式步枪差不多枪枪十环。当兵四年，队长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奖章奖状可以装满满一箱。然而，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四年一满，队长还是摘下领章帽微回到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了。虽然思想觉悟很高，但对于这一点，队长还是有些想不通。因为身边的战友，有的吊儿郎当的却提了干或者转成了自愿兵。临走前，领导找队长谈话，希望他不要有情绪，说在哪儿都一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现在农村正热火朝天地搞人民公社，正需要像他这样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过的人。领导这么一开导，队长的思想就豁然开朗了，他背起背包，带着他的一大撂奖章奖状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解甲归田后，他就当了队长，这一当就是二十年。队长是一个不拿薪水的官，可事情是却不少。大到队里的出工记分收入分配，小到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样样都得管，还有一年到头上面大会小会的一次也不能落下。那时候开会不像现在，只要带一个耳朵去听带一张嘴巴去吃就行了，开了会还得贯彻传达组织群众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如果说国家就像一个人，国家领导人是大脑中枢，那么队长就是遍布全身的神经末梢，微不足道却又能缺少。
　　　　　　　　　　　　　　　　　
　　 那时候运动多得象浪头一样一个接一个，真有点让人应接不暇。土地刚分下去不久，农民的高兴劲还没过，又开始搞互组，接着就是初级社高级社，紧跟着又成立人民公社，没多久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开始了。队长就是在这时候走马上任的。
　　 很多人思想不通，说祖祖辈辈都是立家门各家户，各人在自己锅里吃饭，没听说几百口人挤在一起吃饭的。队长没有多言语，他率先把自己家里的锅砸了，把盆盆碗碗搬到了生产队的食堂去。队长都带头了，村里的人再没有话说，于是集体食堂就热热闹闹地办起来了。开张那天，队长讲了话，他说：这是农村有史以来发生的翻天履地的大变化，几千年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很快就要过上共产主义的新生活了。有人问，共产主义就是大家挤在一起吃饭吗？还有人说，饭都在一起吃了，那什么时候大家在一起睡觉呀？人群一阵轰堂大笑。队长的脸顿时阴沉下来，斥责说：你们懂个屁，井底之蛙，只见过簸箕那么大个天。共产主义是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好日子。队长的话不是随便说的，那是上面的精神。上面还有很多精神，要大家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于是队长又领着大伙儿修高炉，每家凡是跟铁沾边的东西都送到高炉里去炼了。炼到最后，柴火没了铁也没了，队长便动员大伙拆山上的庙子。庙子是古物，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四周林木参天，山门前的石狮子上长满了青苔，里面的神像全都镀了金身的，还有一出戏楼，以前每逢庙会都要请城里的戏班来唱上一两天。一起去的社员怕得罪神灵，都不敢先动手，队长抡起大锤就把菩萨的头砸了，还笑着说：一个泥人儿，有什么好怕的。大伙儿也跟着砸的砸敲的敲，没多大的功夫，庙子就夷为平地了。
　　 钢铁好炼，可这卫星怎么放法呢？报上天天说，这儿放卫星了那儿放卫星了，一亩地要产几万斤粮食，白纸黑字还有照片，假不了的。队长很为这事犯愁，无论社员们怎样起早贪黑熬更受夜，可这一亩地还是只能产几百斤。队长去公社开会，人家都坐在主席台上头头是道地介绍自己的先进经验，可队长没有。他低着头，如坐针毡。领导批评了他，说他跟不上形势，要好好学习。队长跟着去学别人的先进经验，可他越看越糊涂。那上万斤粮食怎么能说是一亩地产的呢，那分明是把几亩地甚至几十亩的粮食堆在一亩上吹出来的嘛。队长也是做庄稼的人，炼钢不会他可以学，可这种粮食他心里有数，这颗卫星他无论如何放不了。领导找他谈话，用各种办法启发他。队长说，这种捏着鼻子哄眼睛的事他做不出来。领导又说大卫星你放不了，小卫星你总可以放吧，几千斤总可以吧。队长只好硬头皮答应了。他放了全公社最小的一颗卫星，每亩地产二千斤。就为这件事，队长大会小会挨批，不过他心里觉得好受些。
　　 没过两年，食堂办不下去了。食堂还是火红过一阵子的，开始每天都有白面馒头隔三岔五还有肉吃，后来变成稀饭青菜，到最后就只能煮树皮野菜了。慢慢地有人全身浮肿，接着就有人死了。死的人越来越多，不少是青壮年劳力，每死一个人队长都在本本上记着，记一个哭一次，总共哭了三十九次。有人问队长食堂还要办多久，队长说他一天都不想再办下去了，可这事上面说了算，由不得他。生产队有人偷着开火，队长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不想再有人死了。
　　 钢不炼了，食堂也到底关了。可队长心里却有一种负罪感，总觉得自己欠了三十九条人命。
　　　　　　　　　　　　　　　　　
　　 有一年天大旱，立春后就没有下过一滴雨，全队大春没种小春眼看也要绝收。
　　 天干出怪事，天干起谣言。
　　 有人说是拆庙得罪了神灵，报应来了。有人抬着宋公明的塑像到山上去求雨。
　　 队长没有出来说话，队长也没有阻拦，队长带着几个人四处找水，全村上下挖了好多眼井，但没有一口出水的。
　　 队长想修一条水渠从河里引水，没有人响应。这也难怪，那条河在三四里外，还穿山过岭的，渠修通了也不知是猴年马月了。队长便自己带了铁锹铲子一个人干。
　　 村里来了个神汉，整天装神弄鬼，村民们没事，便围住神汉问这问那。
　　 有的问儿子的病什么时候能好，有的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娶上媳妇，也有问天老爷啥时候下雨的。听说还挺准，神汉包里也揣了不少钱财。
　　 队长没管，队长知道这事也不好管。
　　 有一天中午，出工的钟敲了老半天了，地里仍然不见一个人影。队长有些急，便挨家挨户地敲门，但几乎家家房门紧闭。队长感到奇怪，心想都钻了地不曾？正要大声喊叫，却听见一家屋里传出一阵锣鼓声。队长一下子明白了，气不打一出来，跑过去撞开大门，屋里的人都呆呆地看着队长。那个神汉正在闭目作法，嘴里念念有词，队长冲上去，几个大嘴巴，打得神汉云里雾里。队长问：你说你神，你怎么不知道你今天要挨打？神汉满脸通红，只恨不能找个地缝钻了进去。队长又叫神汉退了骗取的钱财，砸了他的家伙，村民们一轰而散。后来，跟着队长打渠的人便渐渐多了。
　　 不知是队长的诚意感动了上苍还是上苍作弄苍生，就在水渠快要打通的时候，一场滂沱大雨从天而降。队长跪在雨中，哭喊着说：老天爷呀，你终于下雨了，你再不下雨我们就没法活啦。村民们看着队长一个个都流泪了。
　　　　　　　　　　　　　　　　　
　　 有一阵子一些村民家中来了好些躲运动的亲戚。
　　 运动的中心在城里，到了农村差不多已是雷声大雨点小了。我们村偏僻，更有点山高皇帝远的味道。那些躲运动的来了就像鱼儿入水鸟儿归林，自由自在。
　　 不过上面也有规定，如果发现哪个队有窝藏隐瞒不报的，队长撤职，还要追究责任。
　　 村民找到队长，说这些人在城里被整得可怜，请他高抬贵手。队长说：遭了你去？村民央求说：只要队长不说没人知道的。队长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不说你能让别人也不说。村民胆小，便想让自己的亲戚回去。队长又说，回去也用不着，叫他们别一天没事在村里晃悠，弄得此地无银三百两。村民感激，便把自己鸡下的蛋自留地里的种的菜蔬水果送到队长家。队长麻下脸说，你家多得吃不完了，吃不完了全送给我，送这么一点点有什么用？别打肿脸充胖子。送的人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抖抖索索摸出身上的烟递给队长。队长接了，说：这个东西我喜欢，回去吧。
　　 上面一有风吹草动，队长总要提前通知那些人家，让躲运动的人到山里避避。等工作组下来，队长便带到自己家里，好吃好喝接待。吃喝完了，工作组便走走过场，到村里随便转转就撤了。
　　 那些年，来我们村躲运动的人一拨接一拨，但都平安无事。后来，这些人好多都时来动转，有的当官有的发财。想得到的，还来村里看看队长，不过大多数是黄鹤一去不复返杳无音讯了。
　　　　　　　　　　　　　　　　　
　　 那时候，在农村能看上场电影可是一件比过年还高兴的事。
　　 有电影的消息总是五六天前就传开了，各家各户都忙着请自己的亲戚朋友。
　　 放电影那天，队上总是提前收工，天还没黑，晒场上就挤满了人。大呼小叫，呼朋唤友，比赶集还热闹。
　　 放电的人在队长家吃饭。这些人得罪不得，得罪了他就作怪。不是说发电机坏了，就是说放映机不行了，反正让你看不爽快。队长知道这些人的厉害，每次来了全家都要忙活半天。那阵吃不起鸡鸭海鲜，可老白干回锅肉还是不可少的。队长陪他们吃饱了喝好了，就说：能不能加映一部？大伙儿一天忙到晚，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看电影，一部哪里过瘾呀。放映员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反正又不挑他的腰包。
　　 有一回，放映设备送到我们村的时候，放映员说银幕在路上弄脏了，让队长洗洗。队长问，怎么个洗法？放映员说，至少要一包洗衣粉才洗得干净。那时候，好多人家还用皂角，用肥皂的都很少，洗衣粉更是奢侈品了。队长听了，二话没说便担了一挑红苕上街去卖，买了一大包洗衣粉，把银幕彻彻底底地洗了两三遍。放映员知道了，就说：他只是开个玩笑，没想到队长当真了。队长说，银幕是脏了，也该洗洗了。
　　 很多年后，放映员已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老板了，可他还一直记得这事，每次见了队长总要恭恭敬敬地递上一只烟。
　　　　　　　　　　　　　　　　　
　　 队长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刚好凑一桌牌。那时候，生活单调，白天不是劳动就是开会学习，晚上没事干没有电视看也没有其它娱乐活动，一入夜全村就黑灯瞎火死气沉沉的。冬天里，地里的活路忙得差不多了，社员闲散无聊，队长便想组织一场扑克比赛。有一天晚上，他和三个孩子围坐在床上打牌，一直打到三更半夜。孩子困了，他也困了，煤油灯被掀翻在床上，等队长醒来的时候，火顺着蚊帐一直蔓延到屋顶。村里人声犬吠乱作一团，社员们提着锅碗瓢盆纷纷往队长家跑。火势凶猛，杯水车薪，到黎明时分火才扑灭，结果房子已被烧了大半，一个女儿也在这场大火中被烧死了。
　　 社员们怕队长触景生情，建议扑克比赛取消，但队长坚持如期举行。不过，从那以后，队长就再也不打牌了。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有一个人红得发紫，红透了中国的半边天。他被伟大领袖选作接班人，这件事还被写进了党章。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这个人就会登上权力的巅峰。
　　 但有一个人不这么看。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村微不足道的村民马二狗。
　　 马二狗爱好戏文，还能唱两嗓子川剧。他能把《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倒背如流，还能讲《封神演义》、《三国演义》，那时候，听马二狗讲故事是村里人的一大消遣。
　　 有一回开社员大会，马二狗照例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队长在台上读报纸，报纸上有篇文章就是那个红得发紫的人写的。开社员大会一般选在雨天，其实就是想让大伙学习休息两不误。台下很安静，妇女们有的奶孩子有的做针线，男人们有的低头吸烟有的打瞌睡，但有一个人偏偏听得很认真，这个人就是马二狗。听了一会儿，马二狗磕了磕烟杆，站起身来说：队长，那球文章就不要念了，我看他和曹操一样是个白脸大奸臣。队长吃了一惊，盯着马二狗说，你不说话没人说你是哑巴。可马二狗又补了一句：他迟早要垮台。这一句所有的人都听见了，大家都看着马二狗。马二狗又说，不信你们等着瞧。队长脱下一只鞋朝马二狗扔过去，说：你 *** 是不想活了？马二狗这才不作声了。队长又继续念他的报纸。散会的时候，马二狗捡了鞋送到队长手上，说：队长，你打得好，你把我打醒了。队长说：醒了就好，以后管住你那张臭嘴。马二狗连声说是是。
　　 可不知怎么的，这事最后还是让上面知道了。马二狗被斗得死去活来，差点要了他的命。后来，那个人摔死了，马二狗也评了反，可他已被打成残迹，见了队长就像见了仇人一样。临死的时候，马二狗还耿耿于怀，要找队长当面问个明白。队长坐在马二狗床前，说：二狗，如果是我，我当时会打你那一鞋掌吗？马二狗这才笑着慢慢闭上了眼睛，可队长却哭了。
　　　　　　　　　　　　　　　　　
　　 我们村先后来了五六个知青，最后一个是县剧团的花旦，二十出头，长得细皮嫩肉，鹅蛋脸水蛇腰，天生一副好嗓子，队上的年青人见了个个心痒痒的。
　　 队长没有给她安排什么活路，可工分却不少。她也乐得清闲，一天不是在屋里吊嗓子就是看书，只在开会的时候才露面，给大家清唱一段川戏，她最拿手的是《打鱼杀家》。但不少社员有意见，说队长看上人家了，没安好心。
　　 队长的老婆也疑神疑鬼，整天和他吵吵闹闹，弄得队长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这事最后闹到了公社，公社书记找队长谈话。书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改造的，你却让贫下中农把她养起来，你打的什么主意？队长说，我们那儿改造不了，我把她送到你这儿来改造吧。书记气得直瞪眼珠子问队长什么意思？队长说你也晓得炭元烫手了？书记便不再言语。
　　 后来，知青返城，队里开会作结论，让社员们发表意见。许多社员都说不合格，还要留下来继续改造。女知青当场就哭了。最后，轮到队长作总结。队长说：你们知不知道在城里看一场戏多少钱？两毛呀，当我们一个强劳动力两天的工分。三年来她给你们唱了多少回戏你们记不记得？三十回。我们全队是二百六十个劳力，你们算一算她挣了多少工分？人家的职业是唱戏的，就像我们是种地的一样，人家回去唱戏是天经地义的事，还改造他妈个什么？社员们都沉默不语，表决的时候一直通过。
　　 后来，队长每次进城，女知青都要请他去看戏。再后来，女知青就调到省城没有消息了。
　　　　　　　　　　　　　　　　　
　　 晓得队长肚里也装了不少墨水还是上初中以后的事。那时他已不是队长了，可大伙儿习惯了一直这么叫他。
　　 有一回，我在院子里读书，背一首唐诗，好像是杜甫的《春夜喜雨》。队长收工从门口路过，便扶着锄头站在那儿听。听完，他走过来，翻了翻我的语文书，问：现在也学这些了？以前不学这些吗？我说。队长摇摇头，又说：读过《枫桥夜泊》吗？张继写的，就凭这首诗，他就千古留名。还有的只凭一句就留传后世，像“山欲来风满楼”。你要是喜欢唐诗我有一本《唐诗三百首》，你可以拿去看看。
　　 除了《唐诗三百首》，队长还送给我不少字帖，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欧阳询的《九宫碑》，还有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奇怪的是，以前从来没有见队长读过诗写过字。
　　 后来我进城读书，再后来我便在外工作，很少回乡下了。每一次回家，都要去看看队长，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越来越老了。最近一次回去，在路上遇见队长，他越发显得苍老了。他说家里的两头猪半夜被贼偷去杀了，他正和儿子赶往县城去找。现在乡下的贼凶得很，什么都偷，你们城里可能少些吧？队长说。我不知该怎么安慰队长，我知道在农村两头肥猪的份量，它差不多相当于大半年的收入。可是县城那么大，你上哪里去找呢？我问。我养的猪我认识，队长很有把握地说。
　　 望着队长急匆匆离去的有些佝偻的背影，我的心里涌上一阵莫明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