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文章，我写不出来。我说他好！因为他把90年代到如今官僚集团的变迁，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大量矛盾，特别广东几起大矛盾。典型性、时代性的，层次分明的剥开和揭露而毫不遮掩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真可谓英雄笔下不留情，留得丹心照汉青！

官僚集团
    过客评论 2008-07-10 11:59:24 发表于焦点房地产网-谈房论市-新闻评论论坛
    标签: 集团  福利  官僚  
        新闻：不惜压缩其他贷款 沪银行展开“房贷救援战”

概括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合谋者在1990 年代至今的所作所为，我们大致可以
得到这样一幅图景：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中级官僚的利益集团化、高级官僚
集团的买办化。基层官僚权小责大，可供利用的合法资源非常稀薄，要想自己的
利益最大化（包括权力和财富），就必须借助法外手段直接剥夺最底层的民众。
这是中国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的一个主要背景。2005年6月11日，河北定州
市委书记和风在征地过程中雇佣300名黑社会成员，造成六名农民死亡、数十农
民受伤的案件，非常典型的刻画了中国基层官僚集团逐渐黑社会化的特点。在中
国基层，定州绝非孤例。与基层官僚集团相比，中国省市一级主要盘踞在大中城
市的官僚集团则有逐渐形成牢固的分利集团的明显趋势。在中国黑龙江（田凤山
案件）、辽宁（慕隋新案）等省份，省、市级干部成批量被抓的案件都是这种趋
势的直接证明。这种分利集团虽然较少直接诉诸暴力，但他们毫无遮拦的利益最
大化对民众福利的吞噬能力则远为剧烈。在最上一层，中国官僚集团则有与全球
化力量合谋，进行跨国寻租，从而形成全球化官僚的趋势。全球化官僚更多的不
是利用传统的寻租手段，而是利用全球化力量对旧有政治结构的嵌入甚至主动引
入全球化力量，以创建新的寻租结构。这个过程虽然相当复杂而且总是掩盖在种
种现代金融技巧之后，但其本质无非是将本来属于民众的福利拱手外献，并从中
赚取代理费用。这与中、低级官僚集团挤压民众福利的作用并无二致。从某种意
义上说，正是由于这种寻租的难以识别，他们甚至比中低级官僚的掠夺更为剧烈。
加入WTO之后的几年中，这种现象有逐渐蔓延的趋势。
与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恶性扩张同步发生的，是老板（中国领袖层）要求经理
层（官僚集团）上缴的份额也逐渐开始最大化。1990 年代末期以迄于今，中国
政府税收直线飙升就是这个最大化的形象说明。在1990 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领袖层为了维系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刚性投入（这关乎
老板本身的合法性）以及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投入，在经济增长红利中所索
取的份额也水涨船高。这两个刚性的最大化叠加、耦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作为
员工、股东的中国民众的福利被压缩在极限甚至出现绝对的倒退。1990 年代中
期之后，中国民众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方面所遭受的剥夺，可能远
远超过他们工资增长。也就是说，1990 年代中期之后，在相当规模的人群中出
现了明显的福利倒退。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中国民众的福利本来就被设置在相当
低的水准之上，倒霉的是，他们不仅碰到了一个左支右拙的老板，而且还碰上了
一批贪婪无良的经理，两相夹击之下，难怪许多股东、员工要在生死线上浮沉了。
虽然中国领袖层并非民选，在法理上也无需对民众负责，但他们仍然对民众
负有某种最低限度的隐性责任，比如你不能搞得民众民不聊生，衣食难周。就像
你不能搞得股东或者员工血本无归，颗粒不收一样。因为到这个时候，老板最低
限度的合法性就难以维持了。换句话说，老板能不能继续当下去就会成为问题。
这一点，在中国领袖层在那里叫做，稳定，或曰：注意人民对改革的承受能力。
1990 年代的中国改革，我们深刻见证了中国人顺民的一面，但顺民与暴民只是
一体两面，俗话说，会咬人的狗不叫，中国顺民是不是有这种性格我们不得而知.
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以现代食物技术之发达，信息技术之先进，将部分中国民众
逼到不得不反的地步似乎并不容易。但1990 年代末期以降中国农村以及偏僻城
镇越来越频密、越来越暴烈的骚乱，不由得让我们对上述信条在中国的适用性颇
感疑惑。我们疑惑，在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下，怎么还会有如此之高的愤怒？
我们疑惑，中国的官僚代理们究竟已将人们剥夺到了什么程度？
对官僚集团这种敲骨吸髓的剥夺，中国的老板们多少是知情的。从逻辑上说，
作为授权者的领袖层可以在任何时候解除官僚集团的权力，但是由于官僚集团是
惟一的执行者，除此之外，别无分店，所以中国的领袖层在实际上几乎无法行使
那种理论上的解雇权力。在当代中国，邓小平之后几乎不再有人能够以个人威权
震慑和约束官僚集团，而领袖层鉴于对民众力量的畏惧，又无法通过民众以合法
的方式来监督、约束官僚集团。正是参透了这一点，中国官僚集团才可以有恃无
恐，一边受托，一边打劫，巧取豪夺几乎达到明火执仗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
官僚集团在执行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就不再是一种理论上的推论，而是一种实践
中的必然。这就是1989 年之后中国的政治现实。显然，这是典型的委托代理问
题在中国改革政治中的一次再现。
2005年12 月6日，在中国广东的汕尾市，地方当局出动装甲车等重武器射
杀**民众。这次恶性事件不仅是1989 年天安门之后最为恶劣的一次，也同样
是中国的政治暴力在长期低迷之后开始复苏的一个强烈信号。在剥夺日深的当代
中国，出现汕尾事件，丝毫都不让人惊奇，但作为一个检验中国领袖层对官僚集
团的约束能力案例，汕尾事件却是一个极佳的观察窗口。汕尾事件发生后，中国
领袖层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迅速严惩地方官僚，以平息民愤和国际舆论；另外
一种则是装聋作哑，让事件自然平息。后一种处理方法，显然是对官僚阶层胡作
非为的一种间接鼓励，其后果是刺激更多类似事件的发生。而前一种办法，则无
异于自剪羽翼，瓦解官僚集团对领袖层本来就相当脆弱的向心力。更加重要的是，
在汕尾这种具有特殊标签意义的事件中表态支持民众，惩罚官员，有可能形成一
种领袖层支持社会自发动员的印象，这是中国领袖层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显然，
胡锦涛及其同事面临着一种两难——一种胡锦涛时代中国领袖层可能经常会碰
到的两难。不过，再难也要选择。不出意料，中国领袖层选择了难堪的沉默，而
惩罚凶手更是完全不再提起。想当初，胡锦涛处理张文康及孟学农时是何等的雷
厉风行，霹雳手段。但为什么时间过了不到两年，胡锦涛却变得如此畏手畏脚，
进退失据？答案是，时机不同、性质不同。在北京，胡锦涛面对的是两个孤立的
高级官员，恰好可以打虎树威，而在汕尾，胡锦涛面对的是整个官僚集团，则必
须投鼠忌器。汕尾事件与北京SARS 在性质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可能触发广
泛的社会动员，而后者不会有这种担心。这就是中国领袖层态度在不到两年的时
间内判若两人的谜底所在。同样的心理，在稍早之前发生的太石村事件中也表现
得相当明显。（2005年7月，广东省番禺太石村村民通过合法程序罢免了村主任，
但最后遭到地方当局的阉割。我们注意到，在太石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代
表中国领袖层意志的中国《人民日报》在2005 年9月16日曾经发表文章，正面
肯定太石村事件。该文说“普通农民懂得通过合法手段罢免不合民意的村官的现
象，表明了在广东的某些农村地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受合法程序控制的民主
生态已经初现端倪。” 然而，几乎在转瞬之间，中国领袖层就立即从这个立场上
撤退，转而对地方当局的黑社会行为不闻不问。这种转变凸现了中国领袖层在民
众与官僚集团之间进退维谷的深刻困境。在汕尾、在太石村，一个县级甚至村级
官僚集团，在击溃不满民众的同时，也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政治局。这不啻于表明：
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官僚集团正在彻底瘫痪领袖们的意志，中国领袖层对官僚集
团的约束能力已经全线崩溃。一个看上去拥有无上权威的政治局在背地里却是如
此虚弱，虽然不合常理，但却是中国政治的真实镜像。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权威，就是超越正式权力的权力。它不需要使用，就可
以影响人们的行为，所谓不怒而自威。以这个标准看，中国今天的领袖层严重缺
乏权威资源，有权而无威。邓小平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也可以发动南巡，推动时局，
而起后继者就只能靠位置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做事情。没有位置，一事无成。威权
递减乃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之势，一定要在现代社会中搞威权治理，必然事倍功半，
成本高昂。领袖层只能顺应大势，走出威权迷思，发展出某种法定的正式权力。
改革之后，在政权技术官僚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领袖层逐渐发展出一套控制官
僚们看上去比较科学的，因而也为各方所认可的“法定”权力。不过，即便这种
正式权力，也因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被磨损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