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文化之要义

何谓《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不是正中、正当中而是适宜的、适当的、合适的、恰到好处的位置或处世方法。

   《中庸》？我们中国、中国人、黄种人也是最中庸的，为什么？国际上有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当年，造物主用泥巴捏成一个人型，放进炉子里面烧，第一个烧生了，拿出来，是白人。再捏一个放进去，烧糊了，拿出来，是黑人。第三个火候恰到好处，拿出来，就是黄种人了。

中和，中是天的根本，和是天下的通途。诚，诚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中国文化是以人为本位的道德型的礼乐文化，中庸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并具有代表性的核心观念。在科技高速发展、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重温和强调这一重要观念有着异乎寻常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科技的资本运作的一个共同的基本的特点就是“无情”，也就是说二者的共同点基本点在于物质性。因此在给人类带来愈来愈多的物质利益的同时，它们的无情动作势必会对人性、对道德造成某种危害、侵蚀，甚至摧残。同时，如果不加合理控制而任其发展，或者说它们的发展超出了人的组织、文化和道德的驾控能力，其不仅会导致物欲和功利主义的日益膨胀，而且更重要的是必将会导致自然环境，即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而严峻的现实正在并日以说明着这一点：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该冷时不冷，该黑时不黑，该静时不静；艾滋来了，萨斯来了，禽流感来了，海啸来了，地震来了,……；一切事物的真实性和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即将从本质上被剥夺了，人类的生存方式越来越不自然，不自然的饮食结构，不自然的居住条件，生活成为一种虚假的生活，甚至连人的生殖和性这一基本的自然能力也面临被剥夺的危险；……

其实人们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七八十年前甚至更早，国内外有识之士就给人们提出警示。诸如梁启超、杜亚泉、林语堂、钱穆、康德、罗素、海德格尔，以至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如林语堂说：“人类的危机在于过分文明。”康德说：“科学并没有使人性完善，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反而使理性遭到歪曲，给人类造成灾难。”然而如此警示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而事态仍然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并日趋严重。于是人们有理由担心，人类走出唯“神”的历史大黑暗几百年之后会不会再进入唯“物”的社会大危机。于是国际有识之士或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中国，而对儒家、对老庄思想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什么呢？其原因除中国的经济获得了突出和强势的发展并对国际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历史悠久，在于中国文化特殊的基本内涵，即中庸之道、天人合一、人本精神、秩序和谐观、崇尚自然、重视传统、道德实践和心灵化、礼乐化的生活方式。

面对现实，人们的思考或反思进一步展开。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思潮，普遍性的思潮，即关注传统、倡导传统、回归传统。比如基督教中人文主义思想抬头，美国国会通过将《圣经》正式纳入中学教科书的提案，资本市场对道德秩序越来越多的强调，企业经营日以强调人性化管理，在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中提出把抢救生命放在高于一切、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来实施紧张有序的科学施救，灾后捐资赈灾人人献大爱的自觉行动及灾后重建工作等等无不体现以人为本、生命高于一切的人文关怀。关注传统的实质就是呼唤人性、呼唤人文、呼唤道德。

那么，传统实竟是什么？答案其实十分简单：传统就是以往之道，就是古来之道，就是自古而来的道路，具体说就是我们的人文祖先带领我们从古到今走过来的这条道。这条道虽是本然的存在，但事实上已经“虚而无形”（管子语），已被历史、被时间泯灭掉了。于是自人文开化，准确地说自所谓“轴心时期”（雅斯贝斯语）以来，历代思想家都开始自觉地寻找、探索这条道。于是便有了关于这条道的不同解释，于是在中国就产生了诸多思想流派，如儒家、墨家、道家等等。儒家较实际而具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家较虚无缥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道”视为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本源，以至后来直接以“道”命名其学派。可知在我们先贤先哲眼里“道”是至高至大，十分重要的。 各家思想流派最根本的区别其实就是在于对“道”解释的不同。于是这个“道”后来便逐渐得以抽象和升华，而最终成为规律的法则之谓。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先辈开始了关于中国文化的探讨，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化就是道文化。当年冯友兰先生和泰戈尔做过一次国际性的交谈，泰氏就讲中国文化是“为道日损”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为学日益”的文化。用老子的话来概括中西文化的区别，非常精到。“道”既是文化的源头，甚至可视为自然宇宙的源头，实质上又是事物最终和最后的结构，是最精粹的存在。

中国大思想家孔子强调“述而不作”，实际所彰显的正是道、正是传统的意义。这里所谓“述”就是转述、阐述，“作”就是发明、创造。问题的关键是所“述”的是什么，孔子思想当然一贯而明确，就是“述古”，就是述传统。而在孔子眼里这个“古”不是别的，正是先王之礼、先王之制和先王之器。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古”何其伟大、何其高明、又何其善，这是中国文化的根系所在，并一直绵延几千年，其智其寿，无与伦比，怎么不令人景之仰之！在这个“古”前面我们哪里有资格“作”，又何必再“作”呢？可以说它无可再造，不可复为。比如《诗》、《书》、《易》、《礼》、《春秋》五经，比如仰韶彩陶、龙山黑陶、三代玉器、青铜器等等，我们能“作”吗？谁又能“作”得来？即使你不惜工本，用上今天最新的科技手段。而硬要“作”，那只能是“胡作非为”，“作”出来的也只能是赝品。荀子说“人为之谓伪”吗！伪字就是人和为两个字构成的。这里的原因很清楚，这个“古”近乎天造地设，是祖先人文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精华。要知特定的时代造就特定的产物，这是不争的历史规律。我们不必跟古人叫板，我们不必要非在这里显示些什么，我们在古人的基础上已大大进步，已经在许多方面超过古人了，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应该、我们能够做的一切。我们要做和应该做的只能是去关照、理解、继承古文化、古传统，而从其中发掘信息，汲取营养，发扬光大，继往开来，来不得半点历史虚无主义，来不得半点狂妄自大。没有古，没有祖先，没有传统，我们就只能永远停留在原始蒙昧状态。人类不能一切都从零做起，我们的一切发明创造无不以传统为基础，为根基的。只有识古述古，融会贯通，才能有所作为，有所创造。也就是说，先述后作，则作在其中。只有先述，作才有本有源，作才顺理成章，才真正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现在教育界有些人言必称“创新”，声称要培养所谓原创型学者、人才。其实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严格说来都不是原创，只能是继承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尤其是人文学科万万不能一味强调创新。人类向来不缺乏创新意识，人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前面的嘛。可怕的是我们不会回头看，可怕的是我们不知来路，不知本原，不懂传统甚或忘本，可怕的是我们不能与古人、与传统接轨。要知不懂传统就极易“脱轨”、失常、变态。现在有人特别强调与国际接轨，这种提法本身就值得商榷。在技术层面这无疑是有意义、是可行的。但在人文、在文化层面则万万要不得。可以试想，如果中国与国际接轨，与他民族接轨，舍已从人。那结果将会如何？其必将是国将不国，中将不中，不伦不类，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将不复存在，那将多么可怕！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与古人接轨，与传统接轨。只有这样我们的路才走得更正，走得更稳，我们才会有更广阔的前途和未来。因为还是那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的丰富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多民族共存。更何况，外国思想家也在反思他们自己社会的理性动作模式和走向，也深切地感觉到其中的潜在危机，也都在努力探索自己以至全人类的未来，寻找自己的出路。所以如前所说，许多国际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比如汤恩比就明确指出，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是中国的世纪。因此我们切切不可盲目自小自卑，舍己从人，一味取法西方，一味强调所谓与国际接轨。

当今世界有识之士为什么对传统如此关注，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如此关注？其关注的焦点又是什么？虽然他们各就其所论角度而有不同的表述，但实质上只是一个词，这就是中庸之道。庄子说：“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如大年”。中庸之道就是世界上“大知”（智）、“大年”，极富智慧，岁数最大，又最具连续性（善）的文化，中国文化中的最有价值的核心精神或观念。这一观念是孔子的重大理论发现，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对全人类的重大贡献。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重要性必将日益显现出来。钱穆先生在96岁高龄时写下他一生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强调“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归宿处，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实在是大师达到“化境”之后的“大体悟”或“彻悟”（钱穆语），非常精辟。然而要知“天人合一”就是直接由中庸观念所导发的。

“中庸”包括两概念，一个是“中”，一个是“庸”。所谓“中”，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中心、中点或中央，甚至不是中央区段，而是适宜、适中或恰当。冯友兰先生讲事物如要发展到完善，如要保持住完美状态，那么它的运行就必须在恰当的地位，恰当的限度，恰当的时间。这三个恰当就是“中”，这就是“中”的基本意义。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矣。”叩其两端就是把握全体面取其中，就是寻找其适中可为可行之处。可见在孔子那里，执中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行为方式。老子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也是同一思想。老子又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一“中”便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这与《中庸》所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之“中”是同一个意思，是指人与天地万物的一种本然的存于内而浑然一体，无所分别的未发（原始）状态，一种适宜的状态。这里涉及另一个概念，就是“和”。“ 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和”是“中”的表现，“和”是“中”表现出来后的适宜状态。人生必有其未发，天地万物也各有其未发，这种存于内的未发就是发的大本大源，所以中和一体，必知中才知和，必得于内乃得于外，内外合一才是人生的“真体”（钱穆语）。因此“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以“中”是一个大概念，是指人及天地万物内在本性的最适宜、最适中的状态。用古人的话说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用今天外国人的一句话说，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万事万物万象，大到天体，小到病毒微生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都是一个中。因此王夫之说：“盈天下只是个中，更无东南西北；盈目前只是个中，更无上下左右。”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字源学的思考，“中”字在甲骨卜辞中作一个方（圆）孔上贯穿一竖杠形，会意字。其方（圆）孔就是代表或指示天地间存在一种管道，什么管道？非常重要：沟通天人的管道，人与上天交流的唯一通道。为什么要与上天交通呢？农业文明嘛！中华文明是内足性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特点便是靠天吃饭，“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要交好，要亲和，要沟通上天大自然。而要沟通则要有适中的途径，要有适中的管道。“中”字的本义就是指这一适中的所在，因此可以说“中”的意义深远而高尚，“其象征意义无与伦比”（杨儒宾语）。

再说庸。所谓庸，则规律也，常也。常然之理，不易之则，通行之定理，常行不变之道。事物有可变者有不可变者。规律、法则不可变，传统道德不可变，祖先带领我们一路走来的这条道路不能变，还有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不能或不可变。不变或不可变的就叫常。比如阴阳及其一阴一阳之相互作用不能也不可变，这就是常。常行不变而无穷绵延就是道，同时也就是善；比如我们中国人思维、说话、办事都有一脉相承的一定之规，爷爷、父亲、儿子、孙子都得这么做，一成不变。如果不这样做，那只有一个词：“反常”。可以试想，一个人什么情况下才反常或失常，无非是得了病，神经错乱或吃错了药。而人们往往把这类反常的人戏称为“假鬼子”或“二鬼子”。总之“庸”就是常行不变之谓。简言之，庸就是规律，就是传统，就是道。

由此，“中”和“庸”二者关系就很明了了：“中”为体，“庸”为用；“中”属内，“庸”属外；“中”是内有依据，“庸”是外在表现。用古人的话说，“中即性，庸即道”（朱骏声语）。用最平实的话说，“中”是适宜，是合适，“庸”就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长久，就是“善”。《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科技发达，物欲膨胀的今天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这也正是我们所格外要强调的。总之中庸观念是个大概念。如二程所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鲜明而重要的特点。这句话又有另一种表述，即冯友兰所说“超世间而即世间”。也就是不斤斤计较于俗世实在的物质和功利，既超脱又实用，极高明又最贴近日常。总之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就是追求适中的状态，就是按照适中的方式做事。也就是力求使人的行为始终保持在一种合情合理的限度内，而不管是对天、对人、还是对自身。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庸之道并不是庸俗一流，并不是依违两可，苟且的折衷。乃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毅力，力求取法乎上，圆满地实现个性中一切而得和谐。”总之我们认为。中庸之道是处理天人关系、人人关系以及人个体身心关系的基本准则。

因此在我们的先贤先哲那里，极高明而道中庸者或者说中庸的最高典范只有两个：

其一是宇宙大自然。大自然是那样的美仑美奂：天地相和，日月星辰井然有序，日升月落，昼夜交替，四时更迭，万物生生不息，阳舒阴惨，周而复始。何其协调，何其玄妙，何其高明。古人称之为“太和”，一种伟大的和。正如宗白华所说：“宇宙是无尽的生命，是丰富的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严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由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重“天命”“天性”，为什么中国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法自然，师造化。

其二是祖先圣人。我们的祖先多么神圣，多么英明。是他们为我们选择了如此适中的生存空间：中国——适宜的国度；选择了适中的生产方式：农业；选择了适中的生活方式：心灵化的生活；选择了适中的社会模式：以“五伦”为基本社会关系定式；就连我们中国人也被认为是体质特征相对适中的人种。因此中国文化重伦理，重孝道，成为一种典型的宗法道德型文化，中国艺术也因此格外尊重传统，注重法度，讲究师承。

中庸的典范是上天大自然和祖先，那么中庸的基本表现形态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具体认识和把握中庸之道呢？问题同样十分简明，就是两个词：秩序与和谐。秩序与和谐是上天大自然或宇宙天体运行的大准则，也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大准则，而秩序就是礼的基本精神，和谐就是乐的基本精神。《乐记》讲：“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而同化，而乐兴焉。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天地之序就是天体秩序，就是天文，各天体按照自己的定位和轨道有条不紊地运行，有如太阳系十大行星。由此实现所谓“太和”，最伟大的和谐。我们的人文祖先就把宇宙天体的这种模式和准则运用于我们社会的组成模式和运行准则，而依据人文，即人伦秩序，亦即古代所谓“五常”：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来规划和构建中国社会和生活的范式，于是人们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有条不紊。于是中国文明就成为一种礼乐文明，中国社会就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因为人伦关系是最本然、最可靠的自然关系，所以古人又称为“天伦”。天体定位是宇宙和谐的基础，五伦定位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天体失和，那就是“星球大战”，人及万物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可能。人伦失和，就是社会动乱，就是“文革”，就是战争。还有人自身，也有一个秩序，就是身心秩序。如果身心失和，五脏六腑及神经功能紊乱，那就是阴阳失调，就是疾病。当年罗素说，人类的冲突有三，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和人自身的冲突。而为解决这三种冲突就产生三种文化，即重物的文化、重人的文化和重神的文化。中国文化就是重人的文化，就是注重人伦秩序的道德型和宗法型文化，就是与天和、与人和、身心和的“以礼养和”的礼乐文化。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讲：“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和乐的最终根据，则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所以“一个理想的人，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具备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朱光潜语）。因此泰戈尔非常羡慕甚至妒忌中国人。他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他们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因为只有上帝知道这种秘密。我实在妒忌他们这些天赋，并愿我们的同胞能共享此秘密。”这里的美丽精神或事物旋律的秘密不是别的，就是秩序与和谐。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文化是经中庸观念为核心的礼乐文化。

总而言之，还是一句话，中庸是高明的大概念。为了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这一概念，我们有必要对其渊源做以探讨。

其实中庸作为一种哲学观念直接导源于《周易》。我们知道《周易》主要讲阴阳，阴阳相互作用是万物万象产生的根源。而代表万物万象及其发展变化的所谓八卦是以阴爻和阳爻为基础，三数重叠为其特点。“二二相偶，非覆即变”，覆就是重叠，就形成一对峙。但只有重叠或对峙无法发生作用，因而不可能发生变化。要变化就必须要有中介，所以就于重叠的二数之间加一中爻。此中爻就是变化的中介和依据。所以《易·系辞》讲“非其中爻不备”。《易·履》讲：“中不自乱也，尚于中行，以光大也。”由此可见中爻的重要性。这里我们实际上很容易理解。有如男女，彼此孤立是不会发生作用而产生后代的。只有通过红娘或月下老这种媒介男女才能正当结合而成家庭，才能生儿育女。古人称“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所以中介是非常重要的。周易八卦中爻居如此重要的位置，就充分说明了中国上古的尚中观念。《易·系辞》又讲：“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天地人为三材，人居其中。天道、地道这一对峙的协调，是靠人道来实现。而如果没有人，天地也就失去了意义。《逸周书》说：“人道尚中”，就强调了人道的这种必要作用。

当然，中庸观念的产生还有更古老更深远的思想和文化的渊源。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特点并由之生成的天道观和氏族先王观。怎么理解？这里只能简单地讲。我们知道，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石。中国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或生态环境特点主要是四周封闭或半封闭，这就是古籍所谓“四海之内”，负陆面海，四周贫瘠而中原富庶，黄土地、黄河，又降雨适中，适于农业。而特别是“中土多圣人”，三皇五帝、尧舜禹都在这里诞生，中国文明即在这里发祥。于是由趋美向善的心理所驱使，周围贫瘠地区的人民便不断向中原挤压，挤压过来一批便同化一批，于是中华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个越大。滚到今天人口达到了十几亿。“中”的观念就是由这种生态环境所形成的特有的天道观所产生的。同时，黄河流域不易形成大面积的灌溉农业，所以要靠天吃饭。在农业文明的初始阶段，在尚未发明灌溉和施肥时期，农田的第一、二年有收成，一般第三年便失去地力，于是不得不迁徙到别的地方。而迁徙中便不可避免地与他地居民，与其他氏族发生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争夺土地的战争。在战争中某一有超常力量和智慧的人为本族带来了更多的利益，于是他便得到本氏族成员的拥戴，于是他便成为“酋长”之类或文献中所谓“大人”。他的行为便往往成为本氏族成员乃至后代所奉行不变的法则。于是“庸”的观念便产生了。

总之中庸观念基于中国特有的生态机制而产生，有着非常悠久、非常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是根植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基础性的大观念。同时也是孔子的重大理论发现或发明，是孔子最早发现并做了非常高明而正确的表述。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成为中国传统的有代表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就是以“天人合一”为根本内容的整体性思维和“执中”或取中道、即求适中、求善的行为方式，也就是对天、对人、对己都以礼相待这样一种行为方式。

关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非常重要，中国文化的一切产品，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据此而来，由此而产生。这种思维方式与其他民族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分析性突出的思维方式不同，他不仅把上天、把自然界当成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天和人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考察。他不仅要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更想知道或更重视的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是什么”属于真理认识或事实判断，或称为“本然之真”。“应该是什么”则属于价值判断，或称为“应然之善”。所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特征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而以价值判断为主。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注重思维本身的模糊性和认识对象的相似性，而不注重或较为忽视思维本身的确定性和认识对象的区别性。也就是不太注重本然之真，而特别注重应然之善。比如中国人看天，即看其然而不太管其所以然或本然，然就是现状。如太阳东出西落，阴晴，昼夜等。中国人安于此现状而力求适应，不烦再作深究。“中国人吃紧在人，主要在农事，故特注重天文历法。所以说中国人关注者乃太阳与人相通处。”（钱穆语）这相通处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应然之善。又比如中国艺术之重线条而不重色彩，重写意而不重写实，重表现而不重再现等等均由这种思维方式所决定。因为艺术思维本身实际就是一特殊的价值判断，真与不真在这里当是非常次要的。

至于求善、求适中的行为方式也同样的特点、同样重要，特别于当前，于当今世界，更有其特殊和不寻常的意义和价值。这正是我们所一再强调的主要论点。如何执中，什么是善？这是关键所在。我们一直认为，所谓“中”就是适中，而适中就可以继承，可以长久，就是善。所谓善，一方面是行为的合情合理，是通情达理，通乎天地万物之情，达乎天下事之理。理者，礼也。所以“善”就是讲“礼”，就是合乎“礼”的规范，就是按“礼”行事。而按礼行事就能长久永继，绵延不断，这就是善的另一方面更深广的意义，即《礼记》所谓“继之者善也”。中庸之道的基本表现形态既是秩序与和谐，是由秩序而和谐，那么就是礼乐，由礼而乐，就是合乎礼的规范并进而实现和谐，而达以和谐就能持久绵延，绵延不断就是道。因此，礼的精神和乐的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庸之道的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