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甚微。但是，其中一个由于疏忽，突然撞向路另一侧的车，连同到达的第三辆车也被撞上，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导、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

    这是由美、德作者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对GDP的描写。

    每到年底年初，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习惯于以GDP的增长显示其经济实力，而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像中国那样在乎GDP。GDP这三个字母，成了中国经济的第一指标，似乎也成了欢乐祥和的重要调味品，往往在年终时节更能挑动国人的神经。

    不过，越来越多的凉水冲击着GDP崇拜。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的真实进步并不能和GDP画等号。专家分析，GDP的传统计算方法以货币交易方式的经济活动为根据，把贪污腐化、犯罪、环境恶化统统囊括其中，而家务劳动、休闲等不进入市场交易的生产性、创造性活动则被GDP忽略。

    GDP的增长不一定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城市道路“拉链工程”的许多由于规划和设计缺陷以及质量原因导致的拆除和翻修工程，都被记入在GDP增长内——它们实际上是社会财富的浪费。

    就像罗伯特·肯尼迪当年竞选总统时说的那样，“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那些东西”。尤其是称不出幸福满足的分量。

    在中国，过去人们只看到经济发展数字，只看到自己兜里的钱，但富裕程度和幸福程度并不是只通过个人口袋里的钱来体现的。中东一些国家国民人均收入在3万美元左右，但是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文化娱乐资源却少得可怜。这正说明GDP/GNP并非是衡量国家发展程度和国民幸福程度的唯一指标。

    GDP由国家统计局计算，可是“幸福了多少”，又有什么指数能计算呢？近几年，日本和台湾都推出了“幸福指数”测量法，这是个非常有创意的想法，但现在还不能用学术的方式定义它。幸福指数与GDP和GNP是相关的，它们之间有一个临界点，只有当GDP和GNP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谈得到幸福指数，超过这个临界点后，幸福指数才会增加。如果没有一定物质条件，讨论幸福指数只是空谈。但达到一定的经济指标后，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幸福程度就不光是GDP和GNP所决定的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总体上的喜怒哀乐取向一般是由家庭收支账本决定的，每一笔超支都可能减少他们的“快乐总量”。但具体到细节上，烦恼大多不是由钱引起的，比如街头两个陌生人因为踩到脚而争吵说法就没有钱的因素。

    增加快乐总量有什么好办法？茅于轼先生讲了一条简单而精辟的原则：“在市场经济下，所有的交易都是双方得利，因为如果有一方受损，这一方就会放弃交易，交易也就无法进行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人们互相尊重，让对方快乐，不使对方不快乐，自己也快乐，那么社会的快乐也会极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