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2月3日，一个弱小的生命，在北京城内一条窄小的胡同里，呱呱落地。那条小胡同过于地窄小，把口处才三四尺宽；那个小生命又确实太弱，险些一降生就夭折。产妇已然41岁，贫困劳累的生活使她生下儿子便昏死过去。接生婆和新生儿的小姐姐手忙脚乱地抢救产妇，竟把刚来世上的赤裸着的婴儿忘在一旁。幸亏婴儿的大姐及时从婆家赶回来，一把抱起就要冻死的小弟弟，将他揣入怀中……这条因而得救的小生命，就是日后享誉中外文坛的老舍。

　　老舍出世的这一天，刚好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京师百姓都忙不迭地在燃放花炮，欢送各家的“名誉户主”灶王爷上天。可是，此刻，他们家中真正的户主，新生儿的父亲，却还在他的岗位上。他根本没有想在家就在家的自由，因为，他是旗人，是个命里注定的兵。从清初满洲民族入关之前，该民族的全体成员就被编入了八旗军事组织之内，历经三百来年，也没有大的变化。所有满族人，都隶属于其中某个旗的管辖，男人们都有当兵报效国家的义务。

　　老舍的父亲，姓舒，名叫永寿，是京师正红旗下的一名普通士兵。他的母亲舒马氏，是一位出身于正黄旗的下层女性。

　　八旗制度，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方面起到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由于它自始至终地把满族人全都严格地拴在当兵吃粮的人生轨道里，禁止旗人们做工、务农、经商，所以，在八旗兵额不能增加而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广大下层旗人的生计就成了大的社会问题。贫困，成了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下层旗人的可怕的魔影。

　　永寿的家，就是京城穷旗人中的典型家庭。老舍出生的时候，他的大姐已经出嫁了，家里包括父母、两个没出嫁的姐姐、一个哥哥和他，共计6口，全仗着父亲每月从旗人衙门领来的 3两银子和一点老米度日，艰难处可想而知。

　　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满语叫作“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他和他所在的部队，负责着拱卫京师安全的任务。到清末的时候，北京旗人的精神分化很严重，阔绰有闲的旗人们颓唐不肖的很多，但是，下层的穷旗兵，却还多能保持急公近义、爱国护民的传统。在穷旗兵中间，大家常常互相勉励以国事为重，他们最爱说的，还是那么一句硬话：“旗人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的家伙和一身的疙瘩肉！”他们得像一代又一代的先人那样，随时准备投入爱国报国的战争。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北方许多地方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当权者慈禧太后一时兴起，凭借义和团的力量，向外国侵略者宣了战。西方列强不甘心失去唾手可得的在华利益，组成了“八国联军”大举入侵，直逼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化装逃出了城。而京师八旗兵和义和团将士们，则由城外到城内，跟联军进行了浴血奋战。在这场双方武器与实力实在太悬殊的战役里，老舍的父亲永寿喋血殉国。他的阵地在正阳门，激战中，城上中了敌军发射的烧夷弹，城门坍塌，并且引燃了旗兵们脚下散落的火药。永寿被严重烧伤，当天即死在了爬回家的半路上。

　　外国强盗占了北京，又大肆搜刮钱财。老舍家和京城绝大多数市民的家庭一样，遭到了他们光天化日下明火执仗的掠夺。他家的大黄狗，被侵入者一刺刀就给捅死了。刚满一岁半的他，熟睡在炕上，没有引起强盗们的注意。否则，他也难免像那条黄狗一样的可怜。

　　老舍是由寡母抚养长大的。母亲是个最肯吃苦的坚强女人。她不仅靠给店铺伙计和屠夫们浆洗缝补衣裳养活着一家人，而且还一遍遍地给日渐长大的儿女们讲述他们的父亲阵亡的故事。小小年纪的老舍，便懂得了什么是爱国和应当怎样地仇恨侵略者。他把“爱咱们的国”，当成了人生的头等要务。

　　他家贫寒到了极点，按照常规，他是上不起学的，只该去像其他穷旗人的孩子一样，从七八岁开始，就当沿街叫卖的小贩，或者到店铺里学点糊口的手艺。他作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7岁那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一位“善人”刘大叔，彻底改变他一辈子的道路。刘大叔叫刘寿绵，出生在一个花团锦簇的满族内务府巨富家庭，却一生乐善好施、救助穷人。老舍的曾祖母，曾在刘府当过佣人，刘寿绵没有忘记这点旧情，专程来到舒家，拉起童年老舍的手，把他送进了一所“改良私塾”。刘大叔负担了他的全部学费。

　　老舍是个从小就知道勤奋与要强的孩子，他没有辜负母亲、刘大叔和一切严格教诲他上进的师长。在私塾，在后来读过的京师第二两等小学和第十三小学，他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等生。到他小学毕业的时候，家境越发地艰难。所以，他虽然考取了京师第三中学，却只在其中读了半年，就实在读不下去了。瞒着母亲，他通过紧张的准备，一举考取了极难考上的北京师范学校，因为读师范学校，学膳、着装等全部公费。

　　在师范学校的5年时间，他的天赋光芒渐渐放射出来。他一直是受到师生们喜欢的高材生，而且受到校长和国文老师的影响，已经在文学方面有了长足的长进。1918年，未满19周岁的老舍，以该届第5名的优等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京师第十七高等小学当校长。他欢天喜地地跑回家中报告这个消息，对为自己受尽了苦的母亲说：“今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老舍任小学校长期间，北京城里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虽然没有参加到游行行列中去，却受到了潜在的教育，更深入地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激发了写作的欲望，有了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给自己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的想法。

　　在50年代老舍创作的作品中，三幕话剧《茶馆》是最为重要的收获。这部1957年脱稿的剧本，以20世纪前半叶北京城一所名叫“裕泰”的大茶馆为背景，精雕细刻地表现了清代末年、民国初年和民国末年三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以极其传神的情节和场面，反映出旧中国的黑暗、丑陋和不可救药，透视出人民革命及新时代出现的不可避免。创作话剧《茶馆》的时候，老舍心里积蓄的艺术探索冲动再次燃起。照作家自己的说法就是，要做“新的尝试”，不愿意“叫老套子捆住”。老舍不走用叙事剧方式写话剧的老路子，戏中没有总贯全盘的矛盾冲突和统领始终的情节链条，专门依赖散在的小人物遭遇、小单元故事彼此联缀，汇集出来了一幅足以反映3个历史时代的世情长卷。他用一种“串联”的方式，把3个远远相隔的年代，悬吊在一条垂直的岁月长索上，营造了感观效果上大气魄的史诗意境。而在每个具体的时代里，又选择了另外一种“并联”的方式，把一个个彼此邂逅的人物和事件，缜密地拼装到有限时空之间。除了结构上非同凡响，《茶馆》的风格样式也很独特，老舍别出心裁地作出了大胆选择：不是用悲剧样式，而是用喜剧样式来写这个戏。人物塑造和情节编排，大多注入了作者或冷嘲或热讽的幽默和调侃，因为依据作家对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显示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者抓住旧时代的荒谬本质不撒手，让正义、快感，以及酣畅的嘲弄，化作投枪和匕首，去戳穿旧制度旧文化的虚弱本性，给观众少有的欣赏满足。老舍一生写过许许多多诅咒旧时代、同情苦人儿的故事，到了写《茶馆》的时候，非常清醒地把握了时代更迭的历史规律，他的那支以幽默著称的笔，找到了从容挥洒的绝妙感觉，终于写出了世所罕见的大气派的喜剧作品。满族作家老舍，有过另外一重民族文化的滋养，他自幼饱经忧患，却又性情倾向幽默，爱用好笑的眼光看人生，从走上创作道路以来，幽默始终是他乐于保持和时常启用的风格。清代满族的前辈作家们曾经以幽默调侃的心态，写出过不少讽喻时弊的好作品。老舍创造性地运用了本民族传统的艺术格调写《茶馆》，让观众产生出新鲜、惊喜、愉悦、扩充的心理满足。《茶馆》的台词，大雅大俗，雅俗共赏，不但充满古都北京街巷语言的“精气神儿”，具备市井口语的灵动和脆生劲儿，也带有古今诗歌作品的含蓄气质。话剧《茶馆》，集中展示了老舍的多重艺术天赋，在戏剧创作上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准。它是作者将满族艺术经验、中华艺术经验和世界艺术经验融会贯通的出色尝试；它是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也是在艺术上敢为天下先的。老舍以《茶馆》的创作，证实了自己是现代文学大师中惟一一位在共和国建立以后依然后劲十足，并且能够超越本人以往成就的作家。后来，《茶馆》的艺术价值越来越被中外文化界所认识，人们称它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东方戏剧舞台上的奇迹”。

　　老舍晚年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小说艺术，悉数展示在1961年命笔的未竟稿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间。这是一部家传体作品，描摹了清代末年北京城内满族旗人的生活场景，于民俗事相的精雕细刻间，映衬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京城旗人社会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风云走向。在旧中国，因为社会上明显地存在着民族歧视现实，老舍这位满族作家，虽在自己的一系列创作活动中，潜在地纳入了诸多的满族文化因素，他却一直较少在作品中直接标明题材和人物的满族属性；共和国的新型民族政策鼓舞了他，他终于要开启自己长久以来不肯轻易示人的人生记忆库，将广大读者带进一个满人生活的斑驳世界。《正红旗下》，表达了老舍对清末满族社会变迁的深层思索，通过娓娓道来的市井故事，举重若轻地解答着一些相当重要的历史课题。作品通过浓墨重彩的描绘，将清代末年北京旗人社会生活的真切画卷展示到读者面前，凸现了老舍多年来对满族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审视，表达了作者对民族新生和发展的殷切期待之情。《正红旗下》的语言洗练晓畅，风格幽默诙谐，情趣雅俗兼得，尤其是在勾勒清末京师市井民俗方面，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深广蕴涵。这部作品，只写出了近11章大约 8万字，看上去还很像是一部长篇巨制的开头，作者便搁笔不再往下写。是当时中国文坛上空笼罩的极“左”空气，迫使作家的笔在最能发挥其神奇作用的领域陡然搁浅。这部远未写完的作品，成了老舍文学生涯中沉甸甸的压卷之作，成了这位举世公认的“人民艺术家”留与世间的艺术“绝唱”。

　　晚年的老舍，一心希望能够创作出表现满族题材的好作品。他也曾准备写写有过巨大历史影响的康熙皇帝，又曾为写作满族农民们的现实生活而拄着拐杖到京郊农村居住了两段时日。但是，因为当时的各种条件所限，这些努力都没能带来创作上的成功。

　　60年代前期，“大抓阶级斗争”成为中国社会锁定一切领域的总主题。文学艺术领域，开始大批“三论”（即所谓的“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无冲突论”），老舍紧闭其口，不再做任何应景的表态，而对一些被诬陷诋毁的作家作品却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从1963年到1966年，是老舍走上文坛许多年来罕见的创作低迷期。3年半的时间，他只发表了一些小短文，而且一年比一年减少。老舍何尝甘心放下他视若性命的创作活动，可是，他已经没法写作了。晚年他最想写的，是3 部长篇小说：头一部就是《正红旗下》，其他两部，则分别是有关旧北京“八大胡同”间风尘女子们的悲惨遭遇和王公贵族、遗老遗少们无聊生涯的题材。他的这些写作构想，全都在明令禁止的文学警戒区内。

　　1966年初夏，一场“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地降临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在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煽动下，文艺界一大批具有高深造诣的文学家、艺术家被当成“阶级敌人”，随意揪斗和侮辱。此时，老舍得病住在医院。病刚好一点，他就出了院。没有想到的是，之后没几天，8月 23日，北京市文联系统的一些作家、艺术家便被点名揪斗。老舍作为市文联和作协的主席，未能幸免。他们被用车拉到孔庙大院里，遭到毒打。随后，老舍又被送回市文联，再次受到野蛮对待……

　　8月24日，老舍一早就离开了家。他一个人默默地走向了城市的西北角，走向了一处以“太平”命名的湖泊。在湖滨，他独自静坐、沉思了一个整天，直到入夜。次日清晨，路经湖畔的人们，发现了他那漂浮在湖中的遗体。

　　老舍，用自古以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传统的抗争方式，以死亡，来表达他对那场政治灾难和文化灾难断然否定的态度。他的死，从那一天开始，久久地为世人所谈论。

　　他的人民，他的朋友，他的未曾谋面的一代又一代的忠实读者，他的远在五洲四海的众多的崇拜者，会永远铭记着他的名字。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