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树是“蓝色”的。交通信号灯也是“红蓝灯”——尽管在初来乍到的外人眼中，交通信号灯显示出来的绝对还是绿色。日本人确实有“绿色”这个词汇，可一旦要表示树叶或交通信号灯的颜色，人们更愿意使用“蓝色”这个词。

“蓝色的树”并非唯一一个会在一开始让你对日本感到迷惑不解的东西。日本有上百种细微的手势和姿态，让人觉得这个国家可能有点不合常理。当日本人表示自己时，他们会指向自己的鼻子，而不是心口。许多餐馆连一把椅子都没有。日本人计数单位是万，这样，日本人口便是12500万，而不是你可能以为的125百万（注：英文以千、百万、十亿为单位）。日本的历法也与众不同。纪年更替不是按直线推算，而是依照天皇统治的时间来进行周期性计量——这样算来，我发出这份稿件的时间不是2008年，而是平成(Heisei) 20年。

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差异。这些在许多地方都能察觉到的细微不同，会让一位以西方文化为本的观察者觉得“古怪”。但即使是有经验的日本学家也会发现，日本是一个颠覆常理的国家。拉夫加多•赫恩 (Lafcadio Hearn)是一位爱尔兰裔希腊人，他在1890年选择来到日本。当时，这个国家刚刚面向西方开放了10个年头。赫恩写道：“日本事物的外在陌生感，产生出一种令人难以描述的离奇颤栗，一种只有在体会完全生疏的事物时才会产生的怪诞感觉。”

赫恩既非幼稚，也不是种族主义者。作为一名入籍日本的公民，他以小泉八云（Yakumo Koizumi，或应该写作Koizumi Yakumo，因为日本人将姓氏排列在前）的名字广为人知。他娶了一位武士的女儿，用日语交谈，并在日本度过了生命中最后15年的时光。然而，他所体会到的某种情绪，也正预示今天长期旅居日本的人们所经常表达的困扰：无力把握他们想像的日本的精髓。小泉八云说：“很久以前，我最好、最亲密的日本朋友在去世之前告诉我：‘当你发现，花了四、五年的功夫，自己却根本无法了解日本人的话，那就说明，你将了解他们的一些东西了。”值得一提的是，小泉的著作名称就是：《日本：一个解释的尝试》(Japan: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在这番尝试一年之后，小泉八云便离开了人世。

在读过《日本镜像》(Japan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这本书之后，我不得不思考日本的特殊性这个问题。这本书的作者、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辩称，日本与西方及其它文明之间不仅是细微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我们通常所采用的理解工具都显得不好使。”当我打电话到他在英格兰的家中时，他承认自己就像小泉八云一样，对日本思考了15年，最终却还是一样迷惘。他说：“刚到日本时，我还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然后事情就变得越来越陌生。日本的独特性在于它联贯了两个不同的方面：表面上是一个现代的、理性的经济体，有政治、法律等各种东西。但在这些的后面，又有一整套迥异的社会规范和宗教信仰。几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相扑到茶道，甚至是商业上，都有一种言外之意，话外之音。”

甚至，就在我5年前担任英国《金融时报》驻日记者之前，就已经知道日本是个不一样的国家——非比寻常的不一样。当时，我像大家一样去读西方人类学研究中关于日本的经典读本——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花与剑》(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便是对这种陌生感的确定：“日本人是美国曾与之战斗过的最陌生的敌人。”

依据对日本移民的采访，本尼迪克特描述了一个在完全不同基础上运行的社会。她的著名概括是，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而不是（基督教类型的）罪感文化。这种文化带有一套武士道催生的荣誉法则，其中包含了神秘（无法直接诠释的）“义理”(giri)、“恩”(onn)、“耻”(haji)、“义务”(gimu)。它让我们了解到复仇和切腹所产生的荣誉感，以及投降所带来的耻辱。这本书直至今日都毫不逊色。而读完这本书，你会很容易形成如下结论：日本是另外的一个世界。

坦白讲，我一直对这种看法心存怀疑。我的理论起点是，人就是人，而任何试图把他们变成其它样子的行为都可能另有目的，例如，为了与之交战而做前期准备。以此结论为起点，我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日本不比危地马拉、马达加斯加或英国更古怪。但我的信念受到了严重挑战。

2002年，在我初到东京时，除了“蓝色的树”以外，还有其它一些事情需要慢慢习惯。例如，刚开始有一次，我邀请到一位年高德劭的电视主持人共进午餐，当时，我一屁股坐在了离门最远的座位上，这使得餐厅员工惊惧万分。这个座位是所谓的上座，为贵客所保留。我抢了这个座位，基本就相当于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名人头上浇了一大杯啤酒。（主人应该坐在背靠门的位置，在古代，这个位置最易受到忍者的攻击。）

还有其它事情。早上六点钟，建筑工人在我的房子外面跟着大喇叭播放的音乐跳起了伸展体操——这在西伦敦可是非常少见的。我还要应付一个似乎是完全颠倒过来的、充斥着社交地雷的语言。人们在做每一件事时都执迷于准时性、礼貌性、整洁性及绝对的严肃性，让我感到惊诧。我非常努力，但也只认识了一些礼貌的熟人，甚至到了街上都难以与人对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