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苏联文坛诞生了一批侦探小说作家，他们以本土生活为背景，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的模式结构与叙事手法，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苏联侦探小说。在诸多侦探小说作家中，阿达莫夫无疑是个佼佼者。
阿达莫夫本人曾是一名新闻记者，他的侦探小说创作是基于大量的调查基础上进行的。１９５２年他深入莫斯科刑事侦查局，从那里搜集素材并了解刑事犯罪情况，他笔下的人物与故事几乎都有生活的原型，如《形形色色的案件》中涅维洛夫就是作者在采访中得到的一个叫米佳的少年的经历。米佳生活在不幸的家庭里，父亲在战场上阵亡，母亲是个生活放荡的女人，少年的米佳与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不料米佳被卷入一件刑事案件中，审讯时米佳拒不交代犯罪经过，一位富有经验的刑警最后利用他对弟弟的爱拨动了易怒又固执的米佳的心，最终，米佳交代了犯罪的全过程。在《黑蛾》中，高大威猛的侦探瓦洛佳·彼瓦洛夫是他采访中的工厂治安联防指挥部负责人，甚至连名字都未改变。正是这些生动的素材与作家的激情使得阿达莫夫的小说每发表一部都会引起极大的轰动效应。
阿达莫夫在创作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将自己的创作实践上升为理论——《侦探文学与我》。他认为侦探小说以某种危险及错综复杂的犯罪秘密为主题，而且它的整个情节，全部事态都是围绕着揭开这一秘密的方向发展的。在阿达莫夫看来，侦探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侦探小说的情节自始至终有一个“秘密”。各个时代的人天生都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激动不安，不可遏制地渴望揭开秘密，渴望识破自己生活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不可理解的神秘东西。而秘密愈大愈危险或者愈重要，想要揭开它的愿望也就愈强烈。侦探小说中出现的谋杀，比起其他任何秘密都要吸引人。其次，侦探小说是城市小说，它是城市兴起与发展的文化产物，它的读者首先是城市居民，而且他们在侦探小说里读到了自己处处伴随的不安全感。因为城市处于秩序与混乱的张力场中，所以犯罪应运而生，侦探小说也远比纯文学更能吸引城市消费者的购买力。第三，侦探小说反映了社会上最尖锐、最敏感，通常也是隐藏得很深的社会问题。它不仅揭示了社会的疮疤和人类的丑恶，而且阐明最终罪恶总是要遭到法律与道德的惩治与谴责，这正契合了读者向善向美的意念。第四，侦探小说伴随科学的兴盛而发展。它不仅吸收了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而且在科学发展中不断更新侦破手段。侦探小说的异常盛行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而科学接踵而来的成就又不断丰富了侦探小说的写作空间。
阿达莫夫的小说将犯罪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指出社会弊病与人的贪欲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揭示了人类犯罪的原因与动机，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侦探小说文体的能力。
文章引用自:http://www.jcrb.com/n1/jcrb840/ca4002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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