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雨果）

1802年2月26日,在法兰西拿破仑政治分裂时代的一个的军官家庭，维克多·雨果诞生了，这个人的诞生，揭开了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帷幕，为世界文学长廊增添了一个璀璨的巨璧。

        一个人的平和与韧性，不能不说与反逆的家庭环境有关：这个家庭吵吵嚷嚷，从没有平和的一天：父亲长期跟随拿破仑南征北战，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将军，但当波旁复辟王朝之时，突然改弦易辙，宣誓效忠波旁王朝；母亲整天积极密谋推翻拿破仑，醉心于参加各种政治权谋；父母同床异梦，双方政治观点严重对立，双方政治态度严重敌视、不容和不屑。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造就了雨果早熟和对争斗的厌恶，也促使了他成长中趋于平衡和非极端政治观点的形成，也使这位大师的作品永远在政治的边缘闪耀出人性之光。

        时代是一个家庭的扩展。19世纪的法国，革命、起义此起彼伏；帝制、共和反复不止；社会运动反映出的声音只有一种，就是对抗，用鲜血和刺刀写就的法国历史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照。这最终也逆反地造就了雨果在既坚持民主、追求自由，但又绝不介入打打杀杀革命的平和立场。

       如果说那个时代是日光和夜色不断冲击的时代，大师的一生也用他的人生和笔墨记录了这样的时代。诚如他84岁高龄告别人世的弥留之际曾吟出的一句诗：“在日光与夜色中冲击。”被后人评论说：“这一佳句描述了他的一生，也描述了人类的一生。”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史称雾月政变），恢复帝制，称拿破仑三世。新政权以独裁者的姿态重新开始法兰西统治。这带给了期望平和、改良、平等、自由社会稳定的雨果以深深的失望。这个温和的人道主义者终于忍无可忍，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反对帝制，发表了题为《侏儒拿破仑》的声讨檄文。自然，他遭到第二帝国警察署的追捕。于是，他迅速变卖了家产，并化装成一个排字工人逃到布鲁塞尔，并“很意外”地发现了这个广场及“鸽子饭店”，他在给爱妻的信中说：“大广场结构紧凑，精致得像一件珠宝镶嵌的首饰”，接着，他又说“不过，我更喜欢这里的幽静”。在这里，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完成了名著《悲惨世界》。

 然而，环境的幽静替代不了血腥现实的残酷。在美丽的布鲁塞尔广场，这个充满人道和善怀的作家尽管对巴黎公社的实践持以怀疑，但在梯也尔血腥镇压巴黎公社时，他却对被镇压者报以深深的忧虑和同情，他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发表声明：

 “本人声明如下：我愿向被镇压者提供被比利时政府拒绝的避难所。在哪儿呢？就在比利时土地上。我要为比利时争这一荣耀。我在布鲁塞尔，在街垒广场4号为他们提供避难之处……”

声明登出后不久，雨果就遭到一些比利时人的攻击，他们手持石块和棍棒，聚到雨果的家里进行要挟。三天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得二世做出一项决定，勒令雨果立即离开比利时，并且不准他今后再踏上本国的领土。

那一年雨果已经69岁。

被驱逐出境的雨果真的就再也没有回到这片国土，再也没有走进街垒广场4号那栋叫灰鸽子旅馆的房子。

世俗社会心理建构非常奇特，尽管它对名人的宏扬和毁誉往往隐含着狡黠的觊觎心态，随之而起的起哄式的传扬，或起哄式的贬损，都起源于利益的权衡和需要。但今天，雨果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他可以欣慰了。因为，130多年后，比利时人终于承认当年驱逐雨果出境是一个错误，并在雨果故居的正面立了一块醒目的纪念碑，以纪念这位被误解的大文豪。碑上还刻着雨果生前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我是整个人类的兄弟，我是接待所有人民的东道主”。

尽管这个道歉晚来了一个多世纪，但毕竟是来了，被历史口碑恶嘲的“比利时小人”在雨果的气度和人性的光辉中，终于唤醒了一种迟到的诚实－－－这就是尚未泯灭的良知、自我超越的勇气和有所包容的大度。

在这片昔日流放地，鸽子依然飞翔，似一个通灵的先知,平静于历史转阖,静静的品味着今天的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