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永宁

在交通日益发达的今天，冷不丁就发生一些车祸和交通肇事，听到则令人不寒而栗，特别是有同事、同学、亲戚、甚至好友的车祸消息传来，更给人心灵带来阵阵隐痛，使人很久难以恢复平静。公元2006年12月24日，在陕北210国道绥清段某处发生一起车祸，一辆机动三轮与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机动三轮车上的一男一女连同货物被撞下20多米的悬崖，男的身负重伤，女的当场死亡。

消息传回延川，令人震惊，机动三轮车上的男女都是延川人，而且是夫妻，男的叫郝三元，女的叫刘丽红，经过医院全力抢救，郝三元保住了性命，当他得知妻子的死讯，死里逃生的他还是痛不欲生，几次昏厥过去。

刘丽红和我是一个行政村，两个自然村，从小学至初中一直在一个班上学，当我得知她的死讯，十分震惊和意外，一个秀外慧中，乐于助人，吃苦耐劳，热情好客的年轻美丽女性怎么说不在就不在了，而且事前没有丝毫征兆，这个突然的噩耗，让人一时难以接受。

不知为什么，在得知丽红不幸去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脑海里不断出现她的身影：刘丽红，中等身材，明眸皓齿，清秀可人，匀称的身材加上得体的衣服显得十分苗条和精神，结婚以后直至去世，基本没有发福和变形，只是皮肤略显微黑，但就整体而言，丽红仍属百里挑一的窈窕淑女。

记得上学时，刘丽红不仅人长得漂亮，学习也十分认真，成绩优秀，性格却很温柔，小学时，班里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男生，坐在刘丽红的后排，上自习时常常抓住丽红的辫子猛拽，惹得丽红经常哭鼻子，而她却不敢向老师反映，其他同学也摄于这位同学的淫威，不敢告发，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向老师反映了这件事，老师对这位同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恶作剧很快得到了制止，但这位调皮的同学却怀恨在心，几次和我挑起事端，欲实施报复和发泄不满，但我和几个男生联合，以恶制恶，制止了这位同学的嚣张气焰。之后，刘丽红对我似乎很感激，虽然她没有直接说出“谢谢”两个字，但我从她的眼神中能看得出来。

上初中后，丽红和我还在一个班，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之间显得有些拘谨和封建。刘丽红不仅学习成绩优秀，长得又十分清秀动人，又爱好文娱活动，不仅在我们班里出类拔萃，而且在全校也是公认的校花，尽管我的学习在班里也是名列前茅，但面对她的优秀和我的平庸，我自然是敬而远之，然而不知为什么，刘丽红好像有意与我接近，经常与我讨论学习中的疑难问题，交流学习方法。这让我多少有点受宠若惊和无所适从，但她却一如既往，这让不少男同学嫉妒并在私下开各种玩笑，仅此而已。初中两年很快就毕业了，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高中升学采取推荐，而家庭出身为富农的刘丽红，使她在推荐体的制下，被无情的挡在了门外。这对刘丽红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把她击的晕头转向，她不明白，怎么富农成份的子女就没有上高中的资格，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哭了三天三夜，父母亲戚左开导右劝说，终于使她端起了饭碗，放弃了轻生的念头，但从此，刘丽红变的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站在一个地方望着某一个山头或某一棵树枝久久凝视。

在经过痛苦的心灵折磨过后，刘丽红开始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当时她们村里计划引进红枣加工项目，队里考虑到刘丽红有文化有知识，便派她到咸阳地区淳化县学习蜜枣加工技术，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刘丽红果然不负众望，在同去的全县十三个学员中，学的最好。回来后村委会让她担任了蜜枣加工厂的副厂长兼技术员，不久，当时的公社党委决定筹建乡镇企业，便把该村的蜜枣加工厂收归镇里管理，继续从事蜜枣加工和另外几个项目，镇党委通过全面考察，任命刘丽红为蜜枣加工厂厂长。当时的乡镇企业刚刚起步，很多人还带有蔑视的神情，但是刘丽红在这里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她给厂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和以工计酬办法，将厂里工人分为若干个小组，并择优聘用了副厂长和各小组长，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在她精心组织和认真管理下，蜜枣加工厂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在蜜枣加工的关键时刻，刘丽红既是厂长又是技术员，整夜蹲在煮锅旁，仔细观察蜜枣的成色和变化，严格控制检查每一道程序，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在历次产品销售中，客户对他们的产品质量无可挑剔。他还选择有文化肯钻研的青年派出去到外地学习，邀请镇政府领导帮助一道跑销售，后来通过招商引资，和浙江客商股份经营，签订了销售合同，通过一系列手段，使蜜枣加工厂的生产出现了购销两旺门庭若市的兴旺景象，经营效益连年攀升，使该企业一度成为全县乡镇企业的明星企业和纳税大户，在全县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刘丽红披红戴花，向与会代表作经验介绍，成为若人瞩目的亮点和记者采访的对象。因此她被评为县、市乡镇企业先进工作者，1979年，被共青团陕西省委授予“新长征突击手”，同年10月，被团中央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1983年，被评为陕西省“三八红旗手”，同年9月，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1985年6月，被团中央授予“全国边陲优秀儿女”称号，她所在的企业，也多次被评为县市优秀乡镇企业。

就在刘丽红的事业一帆风顺如日中天之时，她的婚姻却出现了一系列变故和意想不到的麻烦，她曾与一位现役军人订了婚，苦苦等了五年，即将复员之前，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为了抢救战友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消息传来，刘丽红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她整日以泪洗面，昏昏沉沉，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回过头来婚姻问题还得考虑，自己已经是二十六岁的大姑娘了，在城市这个年龄倒不算太大，但在农村这已经是少有的大姑娘了，这之后也陆续有几次提亲的，无奈，高处不胜寒，对方的条件与她相差太远而告吹，可是这时她的选择范围已越来越小，亲朋好友不断做她的工作，让她把标准降低一些，否则可真要成为嫁不出的姑娘了，刘丽红被这件事搅得焦头烂额，这时，有人介绍了我们村的郝三元，这个郝三元，姊妹11个，弟兄7个，尽管父母东山日头背到西山，无奈子女太多，光景过的很牺黄，弟兄成家都是膝盖上打瞌睡——自靠自，年龄虽然快到三十，仍然是光棍一条，三元前几年借贷款在镇上开了个小杂货店，经营状况还算可以，但介绍人一提郝三元，刘丽红直摇头，因为她从小就认识这个衣衫褴褛经常流着鼻涕且常常操着一根木棍追打游狗，浑身脏兮兮的男孩，这个小男孩就像她看过的《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这让她怎么能接受呢？还有一个让她不能接受的原因是这个三元由于姊妹多，连小学也没有上，一个当代青年一字不识怎么能行，可是时过境迁，她已经是27岁的大姑娘了，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动员所有亲戚给丽红做思想工作，就在这种高压态势和无奈之下，刘丽红噙着眼泪骑着毛驴违心地嫁给了她既熟悉又陌生仅五里之隔的同一行政村的文盲青年。

婚后的日子过得还算顺利，刘丽红毕竟是一个既聪明又有文化又十分淳朴善良的姑娘，她痛定思痛，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一方面孝敬公婆，尽力把自己融入这个家庭，另一方面不断向丈夫渗透先进的经营理念和为人处事的道理，每天给交认几个字，并制定了长期扫盲计划，三元也在她的熏陶和引导下，思想观念和知识水平有了很大变化和提高，他把原来的门面租出去，在上好地段新修了八间平房，成为当时镇里最漂亮的个体户门面，房子建成后，三元让丽红辞职帮他一块经营生意，这让丽红很是为难，尽管这两年她领导的镇蜜枣加工厂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和国内市场疲软状况下，效益一路下滑，经营很不景气，但她对这个厂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可是丈夫想扩大经营，人力不够，力不从心，他苦口婆心劝自己回来和他一块打拼，她经过反复思索，在极其痛苦和矛盾中，最终决定服从丈夫，当她把辞职报告放到镇领导的办公桌上，当时的镇长高占峰很是诧异，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遂用右手把眼镜向上扶了一下，向后靠在椅子上：“虽说咱们镇蜜枣加工厂现在效益不如前几年，但比起其他镇办厂还是首屈一指，再说，这几年你为咱们镇蜜枣加工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此，我代表镇党委镇政府表示诚挚的谢意，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你会突然提出辞职，到底是厂里目前遇到了什么难以克服的困难还是咱们镇党委镇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或者是咱们镇上某些领导对你有些不信任，总之，有什么困难和委屈你就说出来，镇党委镇政府一定帮你解决，但镇党委镇政府不希望你辞职，并且希望你为咱们镇乡镇企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刘丽红已被镇长诚挚的挽留和发至肺腑的语言感动的泪眼婆娑，她回想起这些年她在镇蜜枣加工厂的工作，镇党委镇政府给予了她工作上大力支持，每当她生产上资金上销售上遇到什么困难，都是镇党跟委镇政府亲自出面，鼎力支持，才使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虽说社会上风言风语，说她跟某领导关系暧昧，说镇领导能支持，全是她美色的力量，还说镇领导全部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等等，但她心里清楚，自己一身清白，洁身自好，镇领导那是为了全镇的经济发展才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她也曾为哪些流言蜚语懊恼过、气愤过、灰心过，但她后来慢慢想通了，只要自己站得端立得正，任凭别人怎么嚼舌头，她给自己定下了人生格言：身正不怕影子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实最终的显现，强加在她身上的不实之词和流言蜚语一定会真相大白不攻自破。但她非常感谢镇党委镇政府对她的支持，她庆幸自己遇上了一个好班子，虽然在这几年的工作中，困难无数，艰难曲折，但她在和镇领导各单位领导的交往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锐意改革思想解放清正廉洁的好领导好同志，才使她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业绩和令人瞩目的荣誉。她停了两三分钟才说：“高镇长你可千万别误会，这几年虽然蜜枣加工厂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全凭你们领导的支持，我感谢还来不及，怎么有委屈呢，我今天来辞职，实在是有不得而为之的原因，一则家庭情况你也知道，他极力要求我回家帮助他经营，二则我已是近三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孩子，辞职后想好好看看医生”，当她向高镇长说明了自己辞职的真正原因，镇长这才如释重负，长长叹了一口气，他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才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位曾给镇上带来无比荣耀的乡镇企业明星和花容月貌气质非凡的女性，真有点依依不舍明珠暗投和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感觉，但她没有说出来，只是露出淡淡的苦笑：“既然如此，那好吧”，随后向她安顿了厂里的交接时间和遗留问题的处理等具体事宜，刘丽红走出高镇长办公室心情格外沉重，毕竟她要离开的这个厂，是她为之奋斗了八年且倾注了全部心血，取得了辉煌成绩和灿烂笑容的地方，她实在放不下，当她移交完手续和处理了一切遗留问题，厂里在镇上最豪华的“一品红”酒家为她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书记镇长和主管镇办企业的副镇长及有关领导全部参加，书记镇长副镇长以及厂里的领导姐妹一一给她敬酒，丽红非常感动，完全放开了，喝上一杯又一杯，在酒精作用下脸上泛起阵阵红晕，越发显的漂亮和妩媚，这时有工友提出，让刘厂长给大家唱一支歌，刘丽红也没怎么推辞，便给大家唱了一首“送别”和一首“送别战友”，刘丽红完全进入角色，她把自己对蜜枣加工厂的留恋和感情用歌声表现的淋漓尽致，唱到高潮处泪流满面，大家也全被她的真诚所感动，纷纷拿出手绢擦去脸上的眼泪，深夜，在姐妹的搀扶下，刘丽红踉踉跄跄回到了家。

刘丽红回家后，一门心思放在小卖部的经营上，淘汰了一些销路不好的商品，增加了一些适销对路的商品，由一间扩大为两间，又增加了饮食和住宿两个项目，全部装饰一新，将原来的日杂门市更名为“丽红贸易货栈”，聘请有文化善交流的高考落榜青年从事销售和服务，并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和奖励机制，这在当时的小镇，闻所未闻，使人耳目一新，她把蜜枣加工厂的管理办法引进个体经营，效果果然很好，服务员的工资是同行业的两倍，她的生意真是顾客盈门，收入惊人，这时，郝三元和她商量想改变奖励机制，降低服务员工资，刘丽红坚决反对，为此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在刘丽红的反复说服下，郝三元的想法才没有实施，一年后，他们又开了一个煤厂，注册了“好丽红责任有限公司”，后来刘丽红又在县城买了一辆公交车，县客运办统一车型时她又买了一辆“飞碟”牌新客车，经营状况很好。经过几年苦心经营，他们的资产超过百万。

在生意兴隆经营顺利的情况下，他们心里一个结始终解不开，尽管在进货和各种外出间隙，刘丽红跑了不少大小医院，可她的身材还是那么苗条，肚子丝毫没有隆起的迹象，这让他们两口子愁眉苦脸，父母和亲戚朋友也为他俩感到遗憾并提出了很多建议，最后他们决定通过“试管婴儿”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2006年12月，他们决定趁着双节最后进一回货，过年后就把生意转让出去，到北京完成这个心愿，可就在这最后一次进货途中，却发生了不幸，这让所有亲戚朋友都感到震惊和意外。丽红的母亲哭的死去活来，兄弟姐妹一边痛哭一边还要安慰父母，那个场面真是撕心裂肺寸断肝肠。

后来，听说郝三元出院后第二年三月，将所有的生意全部转让出去到了西安，从事钢材生意，又有消息说他又续弦了一个。

前不久，回家打枣，看到地头有一座坟茔，上面杂草丛生，柴嚆旺盛，遂生疑窦，以前这儿就没有坟茔，什么时间？这是谁？经过了解才知道这座坟茔里埋的是刘丽红，这让我又一次想起了那个精明能干美丽善良的女子。其实，初中毕业分别后，我外出求学工作很少见到丽红，有关她毕业后的一些情况都是听别人说的，有一次，碰上一位初中女同学，她和刘丽红是好朋友，和她聊起以前的事，她说，丽红曾经对我很有点意思，还说她没能上高中而我上了高中，怕高攀不上而未将这个心意转达于我，啊呀，怎么会呢，我那个高中，是在“四人帮”最横行的年代上的，毕业证中，夹带着很多水分，再说刘丽红出身富贵属大家闺秀，她又那么聪明漂亮，我虽然对她十分仰慕可压根就没敢有那个妄想，同学听完我的叙说，遗憾的直摇头，其时我们都已成家，对那个迟到的信息也只是一笑了之，谁也没当回事。可是以后每当有刘丽红的消息，不知为什么特别关注，每当听到她事业有成我就特别高兴并默默为她祝福，每当听到她遇到困难或挫折我就特别难受并默默为她祈祷，这种心情大概只有自己知道。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刘丽红去世后我作为一个老同学，虽然万分悲痛一连好多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却未能在她的坟头送上一个花圈鞠上一躬，表示深深的哀悼和追思，想起来真是惭愧。在她逝世两周年到来之际，乱写几句，聊表对一位品德高尚精明能干美丽善良的女同学的沉痛哀悼和无限怀念。

延川县政法委      贺永宁

2008年10月11日

贺永宁

我的初中是在我最困难的七十年代初期度过的，那年月，不知是生产体制的原因还是连年天旱导致，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异常奇缺，于是，一种既耐旱又高产的食品——红薯，便在黄河沿岸农村普遍种植，生产队里种的是红薯，自留地里钟的还是红薯，你还别说，这种既非粮食又非蔬菜从土地里抱出的红圪蛋，虽然模样丑陋，形态各异，却拯救了无数生命，在那极其困难的年月，人们就是靠着这种食品填充空洞的肠胃，以缓解一个个不眠之夜饥饿带来的烦躁和不安。初中两年生活，就是在红薯的陪伴和支撑下度过的。

那时的学生灶，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学生将玉米面、糜子面交到伙食委员会，然后每顿吃多少报多少，由各班报饭组长统计起来报到伙食委员会，开饭时各班报饭组长从伙食委员会领回发给个人。另一种形式是学生每个人将自己的红薯和熟食装在一个口袋里，饭前送到灶房，大师傅将其蒸熟后，开饭时放在灶房外面的笸箩里，开饭时由学生自己去取。由于粮食奇缺，大多数学生采取第二种形式打发每天的两顿饭，直到周末所带口粮消食殆尽，才报上两顿。

学生每周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下午到校，背着一大口袋红薯放在自己的小木箱内，每顿饭前将自己的所食之物装进一个口袋，送到灶房。口袋通常是用做丧服那种很粗的布料做成，又多以装红薯为主，所以大家都叫“红薯布袋”。

初中阶段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又是两顿饭，到最后一节下课铃响起，学生早已象赣南游击队员一样，饥肠辘辘，开饭前，大师傅将煮好的红薯布袋放在灶房外边的笸箩里，学生一下课，蜂涌一般冲向灶房门前的笸箩，由于红薯布袋式样大小都差不多，一时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前面先到的学生不顾热气腾腾乱翻一起，红薯这种东西，和洋芋不一样，生时很硬，蒸熟后很软，下课稍晚或迟慢一点的同学，当他们来寻找自己的红薯布袋时，被先前的学生左一翻，右一扔，囊中之物早已成为一团粥了，我那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红薯布袋，让母亲在布袋外面缝了一大块红布，多数时候一眼便能看到，免了不少拥挤和吃粥之苦。

学生将红薯布袋提回宿舍，再从小木箱中取出家里带来用玻璃瓶装的咸菜韭菜之类，开始吃饭，有时互相交换着吃咸菜，饭食差不多，咸菜一人的一个味，大家你争我抢，吃的津津有味，吃饭时每个门前放一个铁簸箕，学生将红薯皮扔进去，十几孔窑洞门前一排装着红薯皮的铁簸箕，成为一道别致的景观，学校旁边的老赵妻子一到吃饭，就提着泔水桶来收拾箕中之物，为此，每年还能养两三头大肥猪。

光吃红薯不耐饱，学生大都是两三个红薯加一片玉米团子或一块杂面饼，冬天倒好，夏天特别麻烦，家里带来的熟食放上几天后便长出一寸多长的毛毛，可是，不少学生舍不得将发霉的食物扔掉，拔掉毛毛装进红薯布袋蒸熟后硬着头皮咽下，因此有的学生将肚子吃坏，上课头晕眼花，半夜拉肚子几次起来跑到操场外。还有悲惨的，夏天有时大师傅提前将饭蒸熟放在灶房外，稍不注意就被野狗偷袭，我就曾遭受过一次这种厄运，直到笸箩里的红薯布袋全部取完，怎么还不见自己的，当终于在操场外找到自己的红薯布袋时，囊中之物早已不知到了哪个野狗的肚里，红薯布袋也已被撕扯的七零八落，我楞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眼泪不停的落下，心里顿时升起一股无名的仇恨，心想，若能找到那只偷食我红薯布袋的野狗，一定将它打得跪地求饶。仇恨过后，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的回到宿舍，心里盘算着如何度过今天饥饿的日子，好在同学们知道我的惨状后，一人拿一点，帮我解决了那天的难堪。

我那时虽然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经受着生活的困顿和煎熬，然而母亲还是省吃俭用有时给我烙几个白面馍馍坨，为了减轻家里的压力，我将一个馍馍坨兑换六两玉米面团子，换给班里同学，有的同学不理解，到底馍馍坨爽口呀！可是，一个馍馍坨一顿还不够吃，，换来的却是一顿半的口粮，我觉得虽然口感上差了些，还是划算的。现在看起来有点滑稽和可笑，但那时的确是这么想的。

红薯布袋伴随我度过了两年初中生活，红薯在我困难的岁月解决了我因粮食奇缺带来的困难，然而由于长时间食用产生严重的条件反射，现在看到红薯，一点食欲都没有。妻子有时嘱咐我买菜时买上些红薯，我戏虐：“你好像是从北京来的”，对妻子这种嗜好很不理解，心想，红薯有什么好吃呢！

贺永宁

在七、八十年代的农村，人们出行主要靠步行，那时，由于经济贫穷和商品匮乏，能拥有自行车的人为数甚少，每当看到别人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经过，就非常羡慕。经济的困顿和交通的落后，使多少人为出行而伤透了脑筋。

1975年夏天，在姚店当民工连长的伯父骑回一辆自行车，堂哥和我冒着烈日在村里的打谷场上大汗淋漓，轮番上阵，不知摔了多少跤，在经过跨腿、右腿穿叉踩蹬等基本功练习后，学会了骑自行车，激动和兴奋弥漫心头的同时，每当看到院落有停放的自行车，就眼馋手馋，有机会总想骑上溜一圈，每次远行，总在有自行车的亲戚和熟人中过滤一遍，看能否借来一用，常常幻想，要是自己能拥有一辆自行车，那该有多好！想去哪里就去那里，想什么时间出发就什么时间出发。

上高中时，从家里到县城中学，60华里的路程，背负的零食衣物也有一、二十斤，为了少走路，步行要抄小路，从柏树洼到寺河村20华里的路程，非常难走，几乎全是陡坡，有些地方，坡度达五、六十度，稍不注意就可能滑倒。步行去县城，开始还行，越走越累，当出了寺河沟岔，看见滚滚的秀延河水，腿里就像灌了铅似的，异常沉重，赶到学校已累得筋疲力尽，为此常盼望能坐上个拖拉机或借上个自行车，然而，一次骑自行车和一次坐拖拉机的幸运，却让我经受了从未有过的懊恼和尴尬。

一次返校，搭坐表哥的自行车，上坡时人推车，道路平缓和下坡才能搭坐，在过了牛木塬下山时，碰上我们行政村的刘卫利和几个人，与我们相向，他们从县城出发，往当时的张家河公社走，互相打了个照面就各自离去，我俩当时压根就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熟人，让我俩经受了一场无端的猜疑和天大的冤屈，而这场猜疑的直接后果，差点葬送了我们俩的前途。原来，刘卫利在我们张家河公社当八大员，和当时公社的白主任在县城开了会，骑自行车往回走，在寺河村东头大坝背崖根路边歇了一会，休息时白主任把自己戴的一副白眼镜放到了路边的草丛上，出发时忘了拿，与我们相遇后又走了一阵，才发现丢了眼镜，他们俩返回到刚才丢眼镜的地方一看，眼镜没有了，他们心想，刚才再未碰上去县城的人，一定是我们俩拣走了眼镜，遂打算追赶我们，可是与我们相遇已有二、三十分钟，即使追上，又得倒回一、二十里路，刘卫利便建议，若刚才那俩个孩子捡到，日后捎个话，定能归还，因为我们俩和刘卫利是一个大队的，都很熟，于是他们便很放心的回去了。后来刘卫利捎话让我们把捡到的眼镜捎回来，我和表哥很诧异，因为那次返校路上压根就没有捡到一副眼镜，我们便如实相告，刘为利和白主任得到这个消息也很意外，他们想，路上就过去他们两个人，难道水缸里能跑了鳖，眼镜肯定是这两个孩子捡到而见财起意不愿意归还，暑假里，刘卫利还专门来到我家，让我父亲做我的工作，还猜想，表哥在前面骑车，我在后面走，是不是我捡到没给表哥说，为此，父亲反复逼问，十五、六岁的孩子，哪里见过这阵势，急得直哭，我就没有捡到什么眼镜，让我说什么？最后刘卫利自然是无功而返。刘为利向白主任汇报了这个结果，白主任大发雷霆：这两个孩子也真是不知到天高地厚，捡到我的眼镜都不归还，这两家大人也是不识事务，以后这两个孩子高中毕业后别想出去（即工作），这件事一下子就传得沸沸扬扬，许多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都是听信一面之词，他们一致认为，白主任的眼镜一定是我们俩拣走而据为己有。一是对我们俩的人品有了怀疑，二是认为两个小孩子，胆敢不归还公社革委会主任的眼镜，也太不自量了，因小失大，以后一定没有好果子吃。

这件事让我俩十分冤屈，我们只顾赶路，就没看见路边草丛上得眼镜，更没有捡到，可是人家就认定是我们俩拣走了，我们真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个捡到东西不归还的恶名是背定了，我俩也没有办法，背就背吧。也真是老天有眼，我们没有想到，过了不到半年，事情竟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冬天，表哥村里的杜永富到寺河村看女儿，女儿告诉父亲：她在路边捡到一副眼镜，有人陶下二十元，不知能卖不能卖？老杜问了女儿拣眼镜的时间地点，正好和白主任丢眼镜的时间地点吻合，因为白主任丢眼镜这件事在我们大队几乎家喻户晓，老杜知道因为这副眼镜差点逼出人命，他便吩咐女儿，千万不要把这副眼镜卖了，这是咱公社白主任丢的那副眼镜，并将这副眼镜的经过给女儿叙述了一遍。老杜又说服女儿将这副眼镜辗转交到白主任手里。行文至此，我要再一次感谢老杜及其他的这个寺河村不知名的女儿，要不是老杜和他及他女儿高尚的人格，我们俩便要永远背负这个千古骂名了。原来，那天老杜的女儿在山上寻毕猪草回家，在路边捡到了那个眼镜，激动的三步并做两步，跨过坝地便回到对面的家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五、六分钟时间，在我们俩经过时眼镜恐怕早被老杜的女儿拣回了家，白主任返回寻找眼镜时在路上也未碰到她，也没碰到其他人，便断定是我们俩拣走了眼镜。从而上演了一出离奇的闹剧。

还有一次去学校，在张家河正好碰上一个熟人的手扶拖拉机去县城，我和五、六个男女同学便坐上这个拖拉机，一路兴高采烈，上坡时下车在后面推，下坡时坐在上面，从张家河到牛木塬，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好不容易到了牛木塬，可就是这个还算熟人的手扶拖拉机，拉上几个女生扬长而去，丢下一句：到寺河沟岔等。我们几个男同学只好沿小路从牛木塬下山，经过寺河、陈家河、店则河一路小跑，终于赶到寺河沟岔时，累得像打了败仗的逃兵，气喘吁吁，有气无力，大伙在地上坐了半天，从地上留下的车轮胎印迹，大家才明白，手扶拖拉机早已离我们而去，几个同学恨得咬牙切齿：这个王八蛋，你不拉我们也就算了，何必骗我们，害得我们跑了20里地。

那时从公社驻地到县城，道路难走，车辆极少，偶尔有一辆手扶拖拉机去县城，人们都想搭乘，有的人坐上去被驾驶员拉下来，开车后又没眉赖眼爬上去，驾驶员看见后停下来，大声呵斥，有时还骂骂咧咧，坐车的人低着头，脸羞得像秋天的苹果，恨不得脚下有个地缝钻进去，旁边看热闹的人还起哄，这种尴尬的场面经常发生。我是宁愿步行也不愿受那种屈辱，高中毕业后，表哥说把铺盖寄放到南关，让他村熟人日后捎回，我没有听她的话，背着铺盖步行回到家。

1985年7月，我买到一辆红旗牌自行车，别提有多高兴了，回到家，用五颜六色的沼气管把车身缠绕的花红柳绿，每次外出回来，总要把车子擦得干干净净，可惜我这辆承载着历史印迹和太多回忆的自行车后来不慎被小偷偷走。

九十年代以后从镇政府到县城的公路多次改道和拓宽，并逐步铺成了柏油路，拉沙车每天络绎不绝，班车也一天好几趟，现在回家十分方便。那时人们很盼望乘坐的手扶拖拉机已经见不到了，偶而有骑摩托的，步行去县城的几乎没有了。

自行车，这种比较原始的交通工具，已经逐步被摩托车、小汽车所替代，它已经从曾经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国人视线中淡出，可以说它作为七、八十年代的初级交通工具，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每当看到自行车，总有一种特殊的情节，因为它承载了多少我们这一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交通的记忆。

                                      延川县政法委   贺永宁

患者家属对如此巨额的医药费提出了质疑，向卫生部等有关单位投诉，引起有关新闻媒体的介入，在记者调查中发现，患者医疗费清单上有很多疑点：患者于八月六日去世，可医疗费清单上居然有八月八日的化验费；患者严重过敏的安茶碱居然出现在医药费清单上；患者在两个多月住院期间，做了五百八十八次血糖分析，二百九十九次肾功能检查，三百九十七次血气分析，化验血糖输液一千六百九十二次，输血九百六十八次；患者在某一天的医疗费清单上居然用了一百多瓶盐水；患者在某一天的输血纪录上，输血达九十四次之多；住院六十六天，医院收了八十八，，的钱，而且到八月十五日结帐时，预交款剩余的八万元成了零。种种迹象表明，医院有重大作弊嫌疑。

随后，在医院组织的调查中，住院部ICO主任和护士长竟然指挥是调查组主要成员，该主任指示怎么调查，调查什么，这显然是被告充当审判官，能有什么结果？果然，经过医院调查，医院不仅没有多收患者的医疗费，而且少收了，这显然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笑话，没人相信。

在医院有关领导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更是遮遮掩掩，漏洞百出，很多解释难以自圆其说，记者提出让一个懂业务熟悉情况的领导接受采访，可医院一连几次安排一个什么也回答不上来的副院长支差。一位医院负责纪检的中年妇女接受记者采访时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就是人民的医院，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我们就是贫下中农的医院”，但当记者问：“如此高昂的住院费，贫下中农能承受得起吗？”，这位妇女却尴尬的叉开话题。

令人欣慰的是，患者的主治医师王雪源同志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主动找到记者，道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内部监督失控，没有必要的监管制度，医嘱上签名与本人不符，患者从国外买来的进口药进入ICO后失去控制，去向不明，个别医生有动用患者进口药的嫌疑等等。试问：这样的医院是人民的医院吗？这样的医院人民放心吗？

记者试图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但大都遭到拒绝，一位原水利部所属医院的副院长，现已退居二线，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且道出了一些实情：医院在现行体制下，在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掩盖下，为了创收，在药品定价、治疗费、手术费、化验费等收费项目上任意抬高并打患者的主意，LCO中有一个仪器，可做四项检查，按规定每天收费240元，可是，哈医大附属二院却分解收费，每天收费高达1200元之多，人们有理由相信，哈医大附属二院在得知患者家属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利用儿女对老人的孝心，利用患者家属对医疗知识的缺乏，利用自身医疗环节的一些漏洞，而大肆弄虚作假，洗劫善良家属的钱财。

关于医院弄虚作假，超高定价，多收患者钱财的事，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哈医大附属二院发生的这次医患纠纷，不过是典型中的典型罢了。在全国不少医院，都曾发生过类似因医院弄虚作假、超高定价、不负责任而引起的医患纠纷。

我就听一位朋友说过，他在某市一家医院给家属做胆结石手术，当患者进入手术室后，医生从门缝中递出1000多元的药品单，让家属尽快购买，说是手术要用，家属能不买吗？人们不禁要问：几个小时的手术难道就需要1000多元的药品？光手术费就4000多元，再加上药品费，几个小时下来，费用就达5000多元，再加上住院前后，一个手术下来，费用七八千，甚至上万元。有知情者说，手术室、药品室、收费室几处合伙作案，多收患者钱财。可是，面对这样的现象，患者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无能为力。

医院的宣传口号冠冕堂皇：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和那位中年妇女一样，不知医院领导在说这些话时是什么心情，而事实是：医院在药品定价上成倍获取利润，又在治疗、化验、手术、护理等各个环节高价收费，还在某些环节上黑吃，敲患者的竹杠。致使不少患者有病不敢进医院，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到死亡，而进了医院的患者，则债台高筑，苦不堪言。

多年来，国务院、全国人大、卫生部一直在高喊要降低药品价格，要降低医疗费用，要解决药品回扣问题。可是，药品价格不仅没有降下来，医疗费用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一路攀升，让人无法承受，以致出现哈医大附属二院“天价医疗费”现象，这不能不引起国家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医院，已经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了。否则，人民的医院就会把人民逼上绝路，甚至逼怒！

                                                        贺永宁

                                                   2005年11月30日

过去的领导干部，没有职务工资，没有任何特殊待遇，但工作却一点也不马虎，必须走在前，干在先。这样，说话才有权威，大家才心服口服，记得七十年代我们张家河公社党委书记是位北京知青，叫陶海粟，虽然是从北京来的白面书生，但干起活来，一个顶俩。工作作风更是实事求是，雷厉风行，夏收时，骄阳似火，陶书记下乡来到田间，二话不说，拿起镰刀便和农民一起收割小麦，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收工时和农民一样，挑着百十斤的担子健步如飞。之后接替陶海粟的是郝福财同志，也是一位实干家，记得夏季在我们村坪里搞农田基建大会战，开毕动员会便一头扎进会战工地，穿着背心，挥舞镢头，和农民一样，挥汗如雨，几天下来，肩膀由白变红，又由红变黑，最后皱起层层白皮，真是皮开肉绽，休息后倒在地上便呼呼大睡。公社书记都是这样，一般干部更是没得说。那可真是领导带了头，群众有劲头，虽然又苦又累，但是大家心情舒畅。那时，若没有苦干实干精神，没有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就不会得到群众的认可，也就很难得到上级的提拔和重用。

不必说孙中山、方志敏、叶挺、毛泽东、周恩来、贺龙、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为了解放劳苦大众，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牺牲了多少亲人。也不必说雷锋、王杰、焦裕禄、孔繁生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不怕苦、不怕累，大公无私，舍己为公，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七十年代我们延川县《山花唱英雄》中所歌唱的那十几位党员干部，哪一个不是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干出来的？哪一个不是心里想着群众，为了群众利益而不辞辛苦乐于奉献废寝忘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和杰出的贡献。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干部工作作风发生了悄然变化，领导干部很少再真正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而是坐镇指挥，发号施令，开会布置，汇报总结，有的坐车检查检查，走马观花，有的干脆不下去，纯粹听汇报。于是，就出现了弄虚作假，偷工减料，虚晃应付，虚报瞒报，吹嘘夸大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那些踏实工作说实话的人受冷落，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不再是人们称赞的品德，而成了迂腐和傻蛋的代名词，那些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弄虚作假，阳奉阴违，见风使舵，能跑能送的人成了香饽饽，一些人不断总结，纷纷效仿，不少人不是把心思放在如何搞好工作上，而是挖空心思和领导拉关系，给领导送东西，有的甚至送钱送人。领导干部也不再把深入实际实事求是放在首位，而是热衷于形式主义、形象工程、粉饰工程，个别领导使用干部，不看你工作能力，不看你思想品德，而看你给我送了多少，听不听话，有人将这种现象概括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一些领导一门心思捞钱，一上台就大兴土木，不是新建就是翻修，一些建筑，修好后就未使用，整洁如新，打烂重修。孰不知，修建就可以受贿，就可以捞钱。有人做过统计，高速公路，每修建一公里就会倒下一个领导干部，他们有的受贿几百万，有的甚至受贿几千万。在一些领导看来，他所领导的单位就是他自己的，单位的钱就是领导个人的，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领导家里的一切开支包括一包卫生纸都要单位报销。有的领导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祖国游遍不过瘾，还要到国外转一圈，副职和一般干部靠边稍息，有的单位副职和干事几年的差旅费下乡补助报不了，领导一调走，便是废纸一堆。有的单位的公车，就是领导的私家车，司机就是单位的第一副职，唯命是听，游刃有余。你往政府办公大楼墙上看去，凡是有空调的房子，一定是单位一把手的办公室，如今有的领导，差不多和过去的皇帝一个待遇，冬天怕冻着，夏天怕晒着，凡艰巨的工作一律安排副职和干事去做，凡利益和荣誉，当仁不让，九十年代以后市上先进省上先进很少有一般干部，某单位领导，给自己连续报了六年优秀公务员，为的是得到两级奖励工资，为了贪污方便，连同会计一身兼，象这样恬不知耻拿不到桌面上的现象数不胜数。过去干部贪污几十元、上百元就会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开除公职，现在若要严格按党纪政纪处理，不知要撂倒多少领导干部。有顺口溜说，现在的领导干部，挨个杀，恐怕就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就会有漏网的。听起来有点危言耸听，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的领导干部的工作表现以及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信任程度。

过去，人们面对领导干部腐败，人人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现在，人们面对领导干部腐败，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电视上报纸上报道某某领导贪污几百万上千万，也不再感到震惊和愤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见怪不怪，这，某种程度上恐怕比领导干部贪污腐败更加可怕。

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啊！

                                                                                                                     2008年8月3日

   一位22岁的广元姑娘，到灾区一个工厂打工，地震发生后被埋在坍塌的厂房下，而远在广元的哥哥得知地震发生，不顾路途遥远和交通中断，历尽千辛万苦赶到妹妹所在的工厂，而眼前是倒塌的厂房和一大片废墟，他在废墟前大声呼喊妹妹的名字，这时正巧遇上武警战士前来救人，战士们发现瓦砾下一个姑娘求救的信号后，立即开始紧张的救援，可是由于情况异常复杂，救援一次次被迫中断，埋在地下的姑娘体力不支，在要求喝水喝牛奶后，仍然由于长时间疼痛和饥饿，近乎绝望，战士们不断和她对话，可是她就是想睡，他们知道姑娘一旦闭上眼睛，恐怕就很难再醒过来，这时正好他哥哥前来呼喊她的名字,当她听到哥哥的呼喊后,眼睛一亮,信心大增,终于坚持下来,在战士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将埋在下面的姑娘抢救出来,可想而知,他们兄妹劫后重逢的喜悦和激动是如何让人感动.

在一座房子里,一个中年妇女正和她的外甥女玩耍嬉逗,谁也没有想到,地震却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她稍作镇定,立即使出全身力气将外甥女摔出窗外,抛向安全地带.外甥女得救了.而她自己却被接着而来的余震压在废墟中……这位外婆只有40多岁,照片上的她是那么年轻漂亮,甜美文静,风韵犹存.

在电视上看了这两则故事,不禁让人震撼.在地震大难来临之际,人们表现出的大智.大勇.无畏.无惧,真是震天地气鬼神,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消防战士和志愿者纷纷涌向四川灾区,然而,道路不通,余震不断,食宿困难,更严重的是砖瓦水泥块钢筋杂乱无章纵横交错,致使救援异常困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怕疲劳,夜以继日,顽强奋战,采取手挖.肩扛等各种手段,从废墟中抢救出一个个生命.有的战士,家里遇难,亲人生命未卜,却忍受心灵的煎熬,投入紧张的救援中,有的战士面对余震,面对生命危险,义无返顾,紧张地穿梭于瓦砾之间,不少战士为了赶赴灾区或转移受伤群众,翻山越岭,爬上陡峭的山坡,穿过密布的毛梢林,越过无数悬崖峭壁,硬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完成任务,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凯歌.

大灾之前有大爱,大难面前显真情,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消防战士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包括外国志愿者在这次四川地震救援中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载史册,流传千古.相信我们的各级官员一定能从中汲取点营养,读出点东西,带领全国人民包括灾区人民励精图治,重建家园.真正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家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使灾区人民早日恢复地震带来的创伤,早日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全国人民早日步入现代化建设轨道.

信上说，他们单位领导冯局长表面上道貌岸然，冠冕堂皇，开会讲话口若悬河，喋喋不休，布置工作头头是道，象模象样，遇到实际工作则僻重就轻，溜之大吉。可是，遇到荣誉和利益却一马当先，争先恐后。干部们私下里说冯局长是工作不突出椎间盘推出，表现不突出作风问题推出，能力不突出私心杂念突出，魄力不突出溜须拍马突出，成绩不突出贪污捞钱突出，可冯局长却善于作表面文章，且以一当十，又善于阿谀奉承，阴奉阳违,很得有关领导的赏识和重用。

前几年，组织部规定，凡连续三年评为优秀公务员者奖励一级工资，冯局长未经单位干部评比就给自己报了六年优秀公务员，有的干部有意见，反馈到领导那里，冯局长便在会上说：“我干的工作多嘛，大家都知道，会计因病请假，我又兼会计，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一干就是三年，当个优秀公务员，多拿两级工资，难道不应该吗？”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瞠目结舌，心里却象吃了苍蝇一样，一阵阵恶心。

去年，单位评为先进集体，县上奖励两万元，干部们都掐指计算领导能拿多少，除此之外，干部每人能平均多少，可是，冯局长在会上说：“咋们单位经费紧张，为了工作，奖金就不要分了，留作办公经费用吧”，干部们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人家还是为工作着想啊！大伙心里象倒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味。

冯局长调来上任后，就让原来的司机停职了，不久，调来一位新司机，原来是冯局长的小舅子，每天不是送小姨子，就是寻丈母娘，或者到西安开会，北京考察。副局长下乡也要雇出租车，一般干部下乡只能坐班车，单位的公车实际就成了冯局长的私家车，每年光车上的开支就有十多万。

他们单位每年的进帐经费数目可观，可是用于工作的经费十分紧张，单位的钱变戏法似的都到了冯局长的腰包，冯局长家里的所有开支包括一卷卫生纸都是单位报销，可是人家都是正规发票，谁也奈何不了。

据说，冯局长在西安、北京都有房子，还给情妇在延安百米大道买了一套房子。

王主任看完举报信，心想，这封举报信所反映的现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立即向书记做了详细汇报，书记听了以后拍案而起：“还有这种现象，太不象话了”，立即指示：该单位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推倒重来，结合实际，开展自查自纠，并派工作组进驻该单位对举报信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与此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问责、问廉、问效”活动，对领导干部所涉及的腐败现象进行彻底清查。

姑父，身高膀宽，英俊魁梧，一双深邃而严肃的眼睛充满智慧和威严，他的话不多，一般沉默寡言，但声音如铜钟般洪亮，一字一句似千斤重量，掷地有声。姑父从小聪明伶俐，志向远大，然命运坎坷，出生未满月父亲便因病去世，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在艰难困苦中饱受饥寒交迫，十七岁便参军入伍，在攻打临汾、永和、石楼战斗中英勇顽强，屡建奇功，从普通战士升至连长。在一次攻打碉堡的战斗中，屡攻不下，正面进攻的战士倒下一批又一批，死亡惨重，姑父带领两个战士迂回攀上高地，将炸药包投向敌营，碉堡里的敌人顿时鬼哭狼嚎，血肉横飞，乱成一团，我军顺利占领了高地，消灭了敌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姑父受到部队表彰，荣立二等功。还有一次夜晚，战斗打响后，姑父在侦察中，路过一个掩蔽体，发现里边透出微弱的灯光，似乎有长官在发号命令，姑父毫不犹豫扔进去几颗手榴弹，消灭了里面的几个人，敌人顿时乱成一团，我军发起进攻，很快取得了战斗的胜利，那一次，姑父一人就消灭了11个敌人，之后升至连长，后任连政委，一九四二年，姑父在延安劳动生产中，吃苦耐劳，成绩卓著，受到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亲自嘉奖。后来在攻打张村驿战斗中，光荣负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部队同意姑父回家养伤，后来部队多次来信催促姑父归队，但由于姑父到了成家的年龄，又无兄弟姐妹，母亲和叔父便极力阻止姑父归队，这样，姑父便在全国解放前夕成家立业，当兵十一年后却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在农业学大寨的年月，姑父担任该村革委会主任，即行政村主任，该村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姑父带领社员起早贪黑，白天大干，晚上夜战，山上修梯田，沟里打坝。姑父虽然不识字、没文化，讲不出高深的理论，但凭的就是带头大干苦干，以身作则，就凭这一点，社员群众个个佩服的五体投地、心服口服，都说，队长都这么苦干实干，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姑父带领全大队社员把全村几十个山头全部修了梯田，几十条沟全部修了拦水坝，解决了多年的水土流失问题，县内县外一批又一批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该大队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一面旗帜，党支部书记鲁雄录应邀参加国庆欢礼，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姑父也被评为劳动模范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天安门城楼那张半身黑白照片至今保存在姑父家的像框里，姑父的事迹也被编成歌曲在全县广为传唱。《山花朵朵红》：山花朵朵开，哎咳呦，朵朵放光彩，你要问哪一朵红，听我来唱英雄。……六唱鲁文彪，大战黄河滩，铁锨镢头银光闪，梯田修上天。鲁文彪，带头干，把黄河水引上山，学大寨，闯高产，不获全胜不停战……。

改革开放后，县上安排姑父到寒沙水库负责，按说这时候再不用劳动了，把手下的几十个人管理好就行了，但姑父是个闲不住的人，仍然起早贪黑，亲自干活，以身作则，手下的人看到姑父这样带头干，也不好意思偷懒，所以那几年姑父把水库工作搞得红红火火，井井有条，各种蔬菜作务的苗壮果大，样样齐全，县上领导和水电局领导对姑父的工作非常满意，评价很高，曾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后来考虑到姑父的身体原因，组织照顾姑父回县水电局照看大门，但姑父仍不停闲，利用空余时间在大门外作务菜地，以改善灶上职工伙食，把院子里散落的钉子拣起来放在窗台上备用。常常是起的最早，睡的最迟，总是前后巡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肯入睡。

姑父一生，一是热爱劳动，能吃苦，不论是生产队当领导还是到县上单位   供职，都一直是领导，但他从不把自己量身于领导职位而搞特殊，相反他比别人更吃苦，更努力。因此，他说话有人听，大家心悦诚服，二是他教育子女严格，表哥本身很上进很有才华，大学毕业竟让回村当农民，从没为儿子的前途求过别人。记得有一件事曾让伯父懊恼过很久，当时姑父兼任公社革 委员会副主任，堂哥高中毕业，赋闲在家，伯父求姑父在公社说一声，谋个民办教师或八大员什么的，可姑父怎么也不答应，说好好让劳动，我儿子大学毕业我还让回来当农民。为此我们当时都非常不理解。

小时候，去姑父家比较多，但看到姑父威严的神态，很惧怕，看到姑父回来我便躲开，好在姑父在家的机会很少。直至工作后，才与姑父有了交流，姑父水电局照大门时，常去小坐。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乡镇中学，曾流露出想调进县城的想法，姑父说：“哪里都一样，关键要好好工作”，对我的想法不屑一顾，但他对我热爱劳动，能吃苦表示赞许。

一九九零年五月，姑父患心肌梗塞，住院三天后离开人世。当时姑父73岁，且身体硬朗，没有任何征兆，他的突然去世让我们做晚辈的一时无法接受，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姑父一生戎马生涯，可命运不济，无任何兄弟姐妹。姑妈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夭折，只有表姐一个亲生女儿，且一生患病未有生育，还先他而去，这让姑父悲痛欲绝。欣慰的是表哥虽是养子，如同亲生，对二老非常孝顺，又特别上进，才华横溢，志存高远，和姑父相敬如宾，亲密无间，这使姑父从没为此有过悲观和叹息，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姑父坚强、超然和脱俗之处。

在儿时的记忆里，表姐就是我们家的荣耀，因为在我的亲戚里，表姐是唯一一个吃国家饭的，尽管当时表姐还没有转正，属民办教师（当时也不懂民办与转正之别）但表姐的衣着和言行举止和我见到的其他国家干部没有什么区别。记得表姐穿的很洋气，特别是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轻声细语，温柔婉转，简直就是悦耳动听的抒情乐曲，记得当时只要表姐到我们家，我便特别高兴，围在身旁听她讲城里的故事和外面的见闻。

表姐工作很认真，特别是管理学生很有一套，虽然她很少训斥学生，但学生对她很尊敬，言听计从，因此表姐教育的学生成绩好，守纪律。表姐人缘又好，不管去哪里，都和村里领导群众相处的很融洽，每到一处都有至交好友。左邻右舍都很喜欢和她来往。

表姐曾在永坪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有一位女同志在食堂工作，就是后来成为全国拥军模范的鲁玉莲。和表姐相处的很好，她说：“你叫鲁玉梅，我叫鲁玉莲，咱俩关系又好，你看多有缘分，干脆就结拜姊妹吧”，表姐也很乐意，这样二人便举行了简单的仪式，以姐妹相称，且来往密切，后来二人先后调到县城，互相关照，互相体贴，令周围人很是羡慕。姑父姑妈患病和去世后，鲁玉莲就像亲生女儿一样细心照顾，跑前跑后，完全尽到了一个亲生女儿应有的孝道和义务，也为表姐的早逝弥补了些许遗憾。姑父早年曾让占卜先生算了一卦，先生说：“你有一个半女儿”姑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人们才慢慢明白缘由。

七十年代末，表姐经常患病，身体一直欠佳，为此，她离开了自己心爱的教育事业，改行到医院工作，先在南河乡卫生院工作了两年，后调入县城关卫生院（即后来的县中医院）工作。表姐对卫生院安排自己的收费工作非常认真，虽然经常打针吃药，但她拖着虚弱的病体，坚持工作。岂料，在一次检查中，发现表姐患上了癌症，这让全家人及亲朋好友异常恐惧和悲伤，但表姐泰然处之，积极面对，奔走于县城和西安之间，工资基本都投入医院的收费室。吃药、打针、化疗，让表姐陷入极度烦躁之中，但尽管如此表姐还能乐观处世，她订阅了各种杂志，如《大众电影》《收获》《十月》等文学杂志，自己阅览后还借给医院的其他同志，用文学作品的营养填补自己精神的空虚和身体的痛苦。

表姐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姐夫虽然迂腐呆板，家里大小事情全靠表姐料理，但表姐从不嫌弃和埋怨，与姐夫和睦相处，相亲相爱，互相体贴照顾，她曾说过，人家不嫌弃自己（表姐由于一直患病未能生育），自己还有什么理由嫌弃人家，再说，他就那么个性格，你让他学社会上那一套，简直比登天还难，人各有志，何必强人所难呢？

尽管病魔折磨了表姐大半辈子，但她很爱美，穿戴很讲究。既要求整洁卫生，又要时新，不认识的人还以为表姐是大城市里来的客人。周围不少人还学习模仿表姐的穿着、发式，像追星赶潮流一般。

热爱孩子，热爱生命是表姐另一特点。她先后抱养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可是还未得到任何回报，便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让两个孩子倍加伤心和遗憾。

八十年代初，人们工资普遍低，姐夫和表姐两个人的工资几乎全部用于治病，尽管如此表姐还是省吃俭用张罗着修了两孔窑洞，然而表姐住进去不到两个月便离开了人世，让人睹物思人，悲痛万分。

那时，我们城里再无其他亲戚，每次进城考试、看病、上学、回家，少不了在表姐家吃住，实在麻烦了表姐不少，尽管表姐拖着病体，还是常常要应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愧疚，当我刚刚参加工作，还来不及报答表姐，她却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现在每每想起，仍然是惭愧异常，心如刀绞。

表姐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不少人可能早已忘记了她，而我却能常常想起她，和她走后养子养女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不禁徒生阵阵悲伤和复杂的情愫。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婚姻》法的颁布，废除了父母包办儿女婚姻的封建陈规，提倡婚姻自主，婚姻自由，男女双方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有了更多的选择范围和自主抉择的权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种社会活动的增多，过去那种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基本上不存在了，男女双方在结婚之前的恋爱阶段，通过互相往来和充分交流沟通，已完全消除了陌生或拘谨，不少人越过鸿沟，偷吃禁果。未婚同居，未婚先孕或试婚现象已不算稀奇事。在这种背景下，闹洞房已没有实在意义，但这种传统风俗一时半会也很难消失，不过亲朋好友通过闹洞房能与新娘联络感情，增进了解，同时也增添了新婚的喜庆气氛。

  但是，不知从几时起，这种闹洞房的形式延伸到迎亲的路上，近两年来，人们在大街上经常看到一群新郎的朋友，将新娘强行从婚车上拖下来，让新郎背新娘，如果是简单的背背，逗逗乐，倒也无妨，让人看不下去的是：这些新郎的朋亲将新郎新娘推推搡搡，有的将新娘的鞋子脱掉，迫使新郎长时间背着新娘，气喘嘘嘘，汗流浃背，或者新娘只好赤脚在地上走，有的给新娘脚下扔鞭炮，(去年，某县县城街头就曾发生因投掷鞭炮造成新娘婚纱燃烧，新娘皮肤被烧伤现象)，有的拧新娘的胳膊，有的借机抱住新娘，有的将新郎新娘压倒在地上等等，这些行为和动作极不文明，更不雅观，有些甚至很粗鲁，经常引得路人围观或哄笑。不少群众对这种现象厌恶和反感，更严重的是给新婚夫妇带来很多尴尬和精神痛苦，但碍于朋友情面和婚庆吉日，只好强装笑颜或硬着头皮忍耐。但这些闹婚的小青年却沾沾自喜，我行我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不断追求文明结婚。旅游结婚、集体婚礼等简单文明的结婚形式应成为新时代青年的追求。这种大街上推推搡搡，拉拉扯扯近乎野蛮下流的闹婚，与现代文明和创建文明清洁县城极不协调，格格不入。希望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能关注这种现象，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参加婚礼的青年应自觉遵守公德，以八荣八耻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用文明进步的方式，取代那种不文明、不雅观的街头闹婚陋习，真正为新婚男女送去喜悦和吉祥，为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