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长沙遍地是饭店，满街是洗脚城，但如果就认为长沙是文化沙漠，或者认为长沙人不好书、不好学，那就大谬不然了。

长沙城里有一个去处，叫做定王台，如今已没有台了，倒有一个巨大的书城。书城位于解放路，与众多的酒吧相距不过一条街的距离。两处场所反差极大，但很和谐地井水不犯河水，各自生意都兴隆，只是白天属于书城，夜晚属于酒吧，有趣得很。

定王台的书城里既有皇家风范的新华书店，也有把“开卷有益”写在门面上的民营书店，但更多的却是小小的书档。之所以称为书档，因为它们大多批零兼营，而且其中泥沙俱下，颇多盗版精品。作为自诩有点文化的人，我对书的情感自是非同一般，定王台书城是经常光顾的地方，只是对于卖书的档口来讲，既然书已成为商品，也就和衣服、猪肉之类的再无分别，只是获利的工具而已。于是，书城里更多的是人声鼎沸和喧哗嘈杂，穿行于黑暗而狭窄的小径之中，磨肩擦踵之下，往往有杞人之忧：一旦有火，安全门于何处？

不过这并没有降低我逛书城的兴致，一则长沙书城几乎能找到各种图书，而不象广州天河购书中心，量多而类少。曾经有位朋友渴求外研社的一本书，遍寻广州各大书店，一无所获，还是我帮他在定王台找着的。

二则长沙书店普遍有着一种规矩，不得不让我赞赏，而时时前去。

众所周知，在书店看书并不是一种很受欢迎的行为，因为它使得书店降低了顾客的流动率，更何况，书看得差不多了，自然也就不买了，遑论部分爱书人士可能趁人不备动手将其中的精彩部分据为己有。所以，书店虽打着“欢迎翻阅”的牌子，却绝不会给读者备上凳子，总是让你站得腰酸脚疼之下，匆匆掏钱或者仓皇离去。即使你厚颜无耻地坐下，也有店员坚定而不失礼貌地请你站起来。

但是，长沙的书店却大多备有凳子。

当你走进长沙书店，不由得为这样的情景感动：书架两旁的凳子上坐买了人，都在两耳不闻窗外事地看书，有的人干脆就席地而坐，让你感觉似乎进了一间阅览室。看书的人自是怡然自得，卖书的人也是落落大方，相安无事之下，书店竟好似这个喧嚣闹市中一方不可多得的净土！静坐的人之中，不少是不同年龄的孩子，捧书而读。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情景，真是有恍然若梦的感觉。记得年幼之时，和母亲回农村老家的路上就常常看到牧童抱着本书，在田间，在树下，或者干脆骑在牛背上静静地读着。母亲自豪之余对我的教育言犹在耳：“妈妈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小孩子一边放牛、一边读书是我们老家的传统……”

我以为，读书的传统应当已经被时代的车轮碾压得粉碎了，电脑、电视、游戏、各种各样的视听设备早把孩子们的读书习惯挤压得无影无踪了，即使去看，也是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多是教材和教辅读物。这也怪不得孩子，我们这些大人现在看书的功利性也一日比一日强，我们更多地去看美名其曰的“专业书籍”和“工具书”，或者是那些宝贝们写的快餐，谁还愿意去读那些优美如诗的散文和诗歌，那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哲人高论，那些启迪心智的先贤警言？

然而在长沙的书店里，我看到了这种传统的传承。我曾经向同事提及我的发现，他倒没觉得惊奇，反而对我说：“有的父母去买东西不愿意带小孩子，就把小孩往书店里一扔，交代他乖乖地在里面看书……”我突然想起，我在书店里看到的那些孩子，的确没见父母在旁呵护。

一个城市，即使有一万个放纵和堕落的故事，但只要仍有一个地方，能让孩子安静地读书，就充满了希望。

长沙正是这样的一个城市。 

很多人只知道长沙有岳麓书院，却不知道长沙城内尚有一个城南书院。或者是仁者乐山的缘故吧，与岳麓书院类似，城南书院也是依山而建，山名妙高。妙高峰虽没有岳麓山般的重峦叠翠，却是长沙城内的制高点，历史上每一次的长沙城攻防战，它都是得失的关键。

城南书院就这么静静地卧在山峰之下，与岳麓书院不同的是，自从1911年湖南省立师范学堂迁入之后，书院两个字就只存在于它门前的那条书院路之中了，现在它的名字叫做“湖南第一师范”。

在大学如林的今天，这是一所极其普通的学校，它甚至在2000年3月才升格为普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但它又是极其不普通的学校，因为它是毛泽东的母校。除了毛泽东以外，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李维汉、萧三、张国基、陈天华也都曾经求学于此。学生既然如此不简单，老师当然也是非凡之辈：徐特立、杨昌济、黎锦熙、谢觉哉、周谷城、田汉、李达等人先后在此任教过。

试问即使是今日中国的一流大学，又有几所曾经如此星光灿烂过？

步入师范大门，你立刻能够感觉到这所学校的不一般之处。徜徉在校园之中，不禁为设计者独具的匠心而钦佩不已：校园面积有限，建筑多，却错落有致，毫无杂乱无章之感。栋与栋之间有游廊或亭楼相连，即使骄阳似火或大雨倾盆，游廊也可让师生从容行走。各栋又自然抱出或大或小的天井，既为采光通风之利，也是学生课间的场所。于妙高峰登高俯望，整个校园犹如一个巨大的四合院落，又象一片中国园林。作为一间师范，校园设计、布置得如此巧妙、精致，着实不易，其水平高于许多大学校园——尤其那些匆忙而建的新校区更是拍马难及。

学校的历史与校园固然让人赞叹不已，但最让我感到难得的却另有两点：

难得之一，长沙没有因为毛泽东曾在此就读、工作八年，而把整个师范封闭起来当作一个专门的纪念地。中国有个惯例，一旦某处成为历史事件发生地，或者成为著名人物的重要经历地，人们就要恭而敬之地把它送上圣坛，似乎非庄严不足以表现其敬，非肃穆不足以感受其诚。

一师范绝对不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除了腾出一个教室和陈列室之外，其余地方仍是学生使用之地，烂漫的笑容与朗朗书声依旧是这个学校的主旋律。学生们日日踩踏前辈名人行走的小径，在他们曾经生活的地方生活。前辈们的思想、习惯也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们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油然而生的激励作用，与板起脸来说教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想，这才是传统与文化真正的星火相传。

难得之二，百年下来，仍是一间师范。如果以当代某些人的眼光来看，一师范简直是在浪费历史资源，既有如此辉煌，早该包装包装，借机大肆炒作一番，别说翻身一变成大学，就是开它个十几、二十个博士点，也不为过。

然而，它仍然是一个师范。它仍然在踏踏实实地培养着中小学老师，主席他老人家没做成教书匠，他的师弟、师妹们却几十年如一日教桃育李。据说长沙的小学教育质量之所以极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小学老师出自一师范。

这一份恬淡从容和坚定不移，与周围的浮躁社会相比，高下立判。正因为此，这个学校赢得了我的折服与仰慕。在离开一师范的时候，我转过身去，恭恭敬敬地向它鞠了个躬。

于我心中，它已不是湖南第一师范，而是中国第一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