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首先要过心理关. 我们这些人在国内都是在讲台上激扬文字, 指点江山的人. 在餐馆里得放下架子, 虚心学习, 而且得随时准备好说”对不起”, “谢谢”, 因为顾客和老板都是上帝, 都是不能得罪的. 一开始心里不平衡, 后来渐渐也适应了.

中午忙起来是简直是一个人要顶三个人用, 要满场飞的 – 倒茶水, 点菜, 送饮料, 出菜, 收拾桌子, 每一个人都是多面手. 不仅服务态度要好(争取多得小费),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张冠李戴送错了菜, 否则客人不高兴, 老板也不高兴. 回国时外出吃饭, 看到众多的服务员慢摇慢摆地工作, 胜似闲庭信步, 心中十分感慨 – 我实在太留恋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了!

忙起来, 厨房里会把几张桌子的菜一起做, 一出七八份宫爆鸡丁, 新手一看就吓慌了, 不知道先给谁送好. 后来我给大家提了个建议, 搞流水作业 – 女生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前面点菜接单, 然后按顺序把菜单派在台上. 等大师傅铃一响, 菜出来了. 她们就按菜单顺序把菜和饭放在托盘上, 再从单子上勾掉它. 男生们接着把菜送到前面去, 回来时顺便把用过的盘碗捎回来. 这样一来, 大家都轻松了不少, 错也很少出了. 不管你厨师怎样胡闹出菜, 我们这里是以不变应万变, 按顺序给你搞定. 我的手脚是最快的, 眼到手到不出错. 杨教授经常得意地称我为”严快手”.

打餐馆工资只有每小时4/5美元, 主要收入来自小费(Tips). 一般中午可以赚到20-25美元, 晚上可以有30-50美元. 对我们来说, 这就很满足了. 我们是打共产, 把小费放在一起, 收工后平分. 客人一般是按消费额的百分之10到15给小费的. 一天晚上, 老板娘叫我负责一个从洛杉矶来的20人的Party. 两个多小时下来, 连酒水共消费1000多美元. 结帐时领队留下了600美元的小费. 老板娘以为他们搞错了, 去问. 领队说, 没有错, 因为服务好, 我们很高兴, 所以留这些小费的. 我得意之余, 顺手分给了厨房师傅们和老板娘300元, 也算是实行了一回共产主义. (反正我多这300元也成不了百万富翁.)

时间过得真快, 现在我们那些当年打工的工友早已各奔东西 -- 杨教授回国买了一套房子和老伴安度晚年; 老刘在一家保险公司做了经理; 王媛媛当了会计师; Nancy被聘为一所大学的英美文学系副教授; 我也改行成了大学的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郝大为去西雅图西北航空公司做了”空中少爷” (与空中小姐对称); “阿芳小姐”退休在家抱孙子了. 有次在商场偶然碰到她, 谈起往事. 她说, “你知道吗? Young Lady(林燕生)去了罗省(广东人说的洛衫矶), 嫁给了一个鬼佬(广东人指洋人), 还生了一个鬼崽.”

那年回国, 有同学问我是如何看待这段洋插队的经历的, 后悔不后悔. 我回答, 很温馨, 不后悔.

小插曲: 在PORTLAND有家”华北楼”, 那些来自香港的职业侍者个个如凶神恶煞, 专门欺负大陆学生, 一般人做一两个月就得辞工, 我们有位孙教授在那儿整整做了一年. 我们问他是如何挺过来的. 他回答说, “在骂声中成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