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节夜晚的电话

大半年以前，老同学来托我为她大学本科毕业的外甥女找工作，本来想婉言谢绝的。因为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非常非常困难，更何况对方还是是个女的，就更加困难了。因为现在的状况常常使人想起电影《星星之火》里，那个东洋大班川村的话。。。。。。。但是，三十多年的同学之谊，使我硬着头皮应允试试看做这样的事情。苍天不负有心人，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半年多时间以后，我给老同学本科毕业的外甥女，总算是找了一家非常有发展前景的公司，具体是做管理工作，合同三年一签，收入在沪上可算中等偏上还多些。经过面试体检，4月1日报到上班，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

谁知道，好事多磨。那个倒霉的愚人节的晚上，我已经酣然入睡，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一听，原来电话是老同学本科毕业外甥女的妈妈打来的，说是孩子今天报到后，分配到做管理工作的技术部门，而且是专业对口的。（我心里在想，这不是都很好吗？还要怎么样！）但是，对方告诉我，单位居然发给了她发了一件工作服，而且规定上班时间必须穿，孩子觉得非常委屈，因为工作服是工人穿的，所以她回家以后哭了好几次云云。（我还真的在电话里听到女孩子在旁边的哭声）我强忍住内心的不快问对方，现在打电话来需要我做什么，对方回答我，最好能够到一个坐坐科室，不用穿工作服的部门。我的天哪！我以后就没有再去理会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单位里工作的每个人，包括总经理，党委书记，都必须穿工作服、戴胸卡上班的。这件事情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刺激。穿工作服怎么啦，退后一万步讲，就是做工人又怎么了，我就是工人出身。孩子不懂事情，难道做父母的也这样不明事理。

第二天醒来，我的气消了大半。后来平心静气的想想，还真的不能够怪那个女孩子与她母亲的。我看到了这样的数据：在去年4 月，上海进行了一次4000人入户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最高的是政府机关。另外，资料显示去年公务员考试的录取比例是4200比1。我想：官者，公也。官的本义乃是“为公”，时兴的叫法是“为人民服务”。 然而 ，时下许多人 “一切为了做官”是因为“做官有了一切”。在我看来，这不能责怪普通公众，因为他们既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不是既有现实的始作俑者，他们只是游戏规则的跟随者和社会环境的适应者罢了。在西方发达国家，诸如筑路工人、采矿工人等一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甚至要高出工作条件优越的大学毕业生和普通公务员。所以在这些国家，把工人当作职业诉求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现代科学管理学之父泰罗说过，现代社会任何人都是经济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更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职工的工资收入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矛盾。笔者了解到，在上海部分范围内，一些企业集团的正职经营者，最低年薪为20万元左右，这几年中的增长幅度为15至22倍，经营者的实际工资收入大约是高收入的一线职工的10倍左右，是一般收入一线职工的20倍左右，是低收入一线职工的30倍左右。其实，在现阶段，人们不单不愿意做工人，不愿当农民的人一定多得多，因为相对于工人的医疗有保险、失业有救济、养老有保障，农民则显得无助得多，不然，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农民兄弟宁可背井离乡也要做“工人”。应该看到，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关键是要在市场供需之间、付出与回报之间创造一个公正公平的平衡点，真正把“工人伟大、劳动光荣”这个现在叫得震天响的口号，落实到具体的经济收入上，才有可能遏止新的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产生。同样，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我想，只有当“做官有了一切”成为历史，做官也就不会成为最理想的职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