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痴自述》之四

----非常时期的校园生活（2）

    列位看官，上一集阿拉主要讲了阿华头“无可奈何进技校，恼羞成怒伤同学”的尴尬事。在这一集里，我要讲一点阿华头在学校里“尊重师道遭重压，蚊帐夜读度光阴”的真实故事，这是我在技校里遇到的刻骨铭心的事情。当然，我也尽最大的可能用最轻松的笔调来写本来就十分沉重的话题。闲话休提，言归正传。

    上一集写到初中女同学给我的来信被人偷看，我恼怒以后并迁怒于人，给人家写了非常无理的信，严重都伤了女同学的自尊。不少朋友非常关心，事情后来怎么了？这里做个简单交代。在事情发生的四年以后，在我要离开上海到边疆去的列车上，给她发了一封道歉信。非常巧的是，她也是在离开上海到甘肃农村插队去的前夕，收到了我的道歉信。她待人非常宽厚，与我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通信联系。现在我们都回到了上海，虽是沧海桑田变化巨大，但彼此都觉得，历经坎坷的真诚友谊比什么都来得珍贵，我们相处得非常之好。

我真是时运不济，就是无可奈何地进了技校，也没有能够好好地读到书，因为一年以后，大革文化命的运动开始了。原来我技校的生活并不单调乏味。学校里除了读书以外，课余生活也很丰富。一次，我看到一本《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书里写毛泽东从小就爬山、洗冷水澡、到大河里游泳、吃带壳的硬蚕豆，以此来锻炼意志与体魄。原来体质比较差的我，居然开始天天洗冷水澡，早晨起来练习长跑，最远可以从新华路学校这里到西郊公园跑个10公里来回，在学校的游泳池里刚刚学会游泳，就到天山公园的湖泊里不站地游了2000米。另外我也开始吃硬蚕豆不吐壳，这个习惯至今未改。因为我是个犟脾气，常常有朋友说我头皮怎么这样硬（上海话不怕事、不服输的意思），我就告诉他们，因为我是吃硬蚕豆从来不吐壳的。但是，好景不长，66年夏天开始文革以后，一切全部变了。首先是上课不能够正常进行了，因为，学校里有许多老师受到了冲击。

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竟然是我们的班主任王通。王通老师是华东政法学院的高才生，一个瘦瘦的高高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苏北人。他是我们的政治老师，为人善良且谦和。他常常给困难同学补贴家用，被说成为腐蚀工农子弟，因为王老师是地主家庭出身。他政治课给我们讲的国际国内形势被说成为鼓吹世界大战。一些原来受到过王老师资助的同学，居然昧着良心给王老师贴了几百张大字报。我和同一宿舍的董世杰、董杰、张敏远、缪仁渊同学实在看不下去。尽管王老师经过批判斗争被关进牛棚监督劳动，我与班主席董世杰两人偏偏就在学校大道的公开场合给王老师行鞠躬礼！阿拉还在学校贴出大字报反击那些良心给狗吃了的同学！这些举动把王老师吓得直打哆嗦，他把我们拉到僻静的地方，告诉我们他非常感激，但是劝告我们不要这样，因为这会给我们惹麻烦，他已经半条命了，我们还年轻等等。果然，我们的举动惹麻烦了。工作组在长宁电影院召开的千人大会上，我们被公开点名批判了。三十多年以后，我是在同学聚会的时候见到王老师的。10年的牛棚生涯的折磨，已经使他显得非常憔悴与木呐，但是他一见到我，他顿时泪如欲下……

董世杰因为是班主席，胆子又没有我大，所以压力就比我大了许多，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我好象还是没心没肺般地天天打篮球，游泳和长跑，要不就在学校图书馆里呆一整天（当时图书馆已经岌岌可危）。一个暴雨如注的晚上，我正在图书馆里抄唐诗、宋词与元曲，原来和我们一个宿舍后来因为意见不合搬出去住的潘益昌同学，慌慌张张地来找我去帮忙，说是班主席董世杰，因为受不了一些已经起来造反同学的漫骂与讽刺挖苦，到车间里拿了两把锉刀在大雨里往要自己头上扎呢。这还了得，我匆匆跑下教学楼往学生宿舍奔去。到现场一看，情况果然如此，只见董世杰一手一把锉刀，哭着叫着：别过来！别过来！我没有理会他的叫喊，由于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一个箭步上前夺下了他手里的家伙，我们两个竟然在围观的几十个同学面前抱头痛哭，真是难为我们了，当时我们才只有18岁哦。此后，董世杰一连几天恍恍忽忽的样子，后来居然发展到连食堂都不敢去了，因为一路上有许多同学在背后指指点点：哦，神经病，神经病……我气得不得了,就与董世杰说,你就去食堂吃饭,我天天与你在一起,看谁再敢说你,阿拉就与他拼命。但是他还是天天躲在宿舍里不出去，我给他端了三个月的饭哦。我们俩，从此成为学校里非常另类的学生了。

董世杰是上海非常有名气的育才中学毕业的，与上海的滑稽名家周伯春的女儿是同学，所以他有唱独脚戏的本事。周伯春的女儿也常常给他来信，阿拉是不会去做偷看别人的私人信件这样的下作事情的，但是，好几次我从学校传达室看到他有信件就给他取回宿舍，我看到下面的落款：本市静安区吴江路23弄14号周缄的字样，就默默记住了。想与他开玩笑的时候，就反复在他面前念念有词：吴江路23弄14号……吴江路23弄14号……吴江路23弄14号……他呀,每当这样时候，他最可爱了,脸涨得通红,说话也结巴起来了哦。我在技校里看的大部份书籍，都是他提供的，记得有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左拉的《娜娜》、果戈里的《钦差大臣》、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但丁的《神曲》、杰克·伦敦《马丁·伊登》，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巴金的《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以及当时极难看到的尼采与叔本华的哲学著作，还有就是市面上几乎看不到的《福尔摩斯探案》、《唐祝文周全传》、《济公传》、《施公案》、《彭公案》。当然，他开出的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必须限时看，为了不让任何人看到，而且白天不许看，必须晚上躲在蚊帐里看。因为电灯泡是挂在蚊帐里的，时间一长，把蚊帐地烤焦了。有些好篇章要抄下来，阿拉就先在蚊帐里放一快制图板垫在膝盖上，好象地下工作者一样了哦。四年下来，抄了厚厚的两大本。

哎，我与这个董世杰还真是前世的冤家。他后来胆子越来越大了，我劝也劝不好。一次，我们晚上爬到延安西路凯旋路口空关新公房六楼阳台上去乘风凉，他居然对我说，看那个眉毛倒八字的副统帅，从面相上看就是个奸佞！吓得我连忙捂住他的嘴巴，隔墙有耳啊，这如果传到外面，可是要吃“花生米”的事情啊。后来，学校组织我们全体学生到江苏太仓去，学习当时叶群树立起来的学毛选的标兵顾阿桃，顾阿桃是个不识字的文盲，居然靠数蚕豆来背诵伟人语录。回到学校后,我和同学就在宿舍里模仿着顾阿桃数蚕豆、背语录，一粒蚕豆、二粒蚕豆、三粒蚕豆、三粒蚕豆、四粒蚕豆、五粒蚕豆…..反正是一段语录有几个字,我们就数几粒蚕豆,不一会,大家再也数不下去了,笑得前仰后合,眼泪水都笑出来了。最绝的还是这个喜欢唱冷面滑稽的董世杰，他竟然在学校组织的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呼口号时，故意学着那个倒八字眉毛的副统帅的腔调，把小红书在手里前后小幅度摆动，马上有左派出来指责他这样做是对领袖不恭敬。他冷冷地回答了一句话，您没有看见我们的副统帅也是这样呼口号的吗？对方虽然恼火，但却无奈。

但是，胳膊总是拧不过大腿的。后来，我知道，留在学校里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我就陪大妹一起去了黑龙江兵团，他因为得罪了工宣队，遇到非常大的麻烦，尽管他是独子，还是被发配到甘肃去插队了。他以后的经历不是最顺利，我在黑龙江兵团收到过一次，他这样的来信，因为思念故乡想回上海，但是没有钱，希望我像看到马路上趴在地上的乞丐那样可怜可怜他，给他电汇200元钱。见他在信里如此说，我心如刀割。但是我和妹妹在黑龙江每月发工资的钱是全部寄回家里的，因为父亲的工资已经减去许多，现在69届的妹妹又要去江西农村插队，我电汇回去的200元钱，还是向连队的上海老乡借的。我马上发了电报回家，后来我大哥与表哥一起给他汇去了200元。后来，他倒流回了上海，摆地摊卖纽扣，成为一个什么都没有的“黑人”。这时候的我，已经在上海一个机关工作了，我在报纸上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为他写了篇文章《“黑人”咏叹调》，我还通过黄浦区劳动局长的关系替他解决了近十年的“袋袋户口”的问题。事后他送我的一条健牌香烟我也转给了帮忙的朋友，当然，少不了我自己还要贴上去更重的礼物。他这个家伙是不领行情的。以后，偶然还可以看到他常常去文化宫唱沪剧，后来连文化宫也不来了，我只知道他目前在一个非常有名的保险公司做业务主管，年薪已经大大超过我了，同学聚会他从来不参与的。我已经有五年没有见到他了。我真的很想他。

必须告诉大家的是，在技校四年里，阿拉还真遇到过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的宿舍是在二楼，向南开的窗外就是一家化工厂，再外面就是当时凯旋路旁边的沪杭铁路（现在的地铁三、四号线）。一次中午，我们忽然发觉怎么有火车在那里停了下来，因为那里没有车站，从来不停火车的。强烈的好奇心,促使我们向停火车的地方飞奔而去,到了火车旁边，一看那场景，我们惊呆了！马上逃回了学校，连中午饭都没有吃。阿华头究竟看到了什么可怕的图景？他们这些没有书读，天天在学校里苦熬的学生还回遇到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且听下回分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