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沃斯回来后，常常在不经意时眼前映出达沃斯的雪山景色，我记得当漫无边际纷飞的大雪映入我眼帘时，我一下子感到所有的纷扰都在离我远去。松柏与白雪胀满整个视线，而人住的房子却很小，小得完全成为了配角，极协调地依附在山腰和山脚下，这种小让人感慨也让人感动。我感动的是这里人与自然关系是那样地和谐。我曾作为一名调查记者在全国各地采访途中，看了许多荒山秃岭，那当然是我们无知时，与天斗与地斗与大自然斗的结果。
如果说纯自然的风景带给了我一些链接历史思绪的话，那么，来自全球政界商界学界媒介的一共二千四百多名人士在谈论人类面临的难题，为未来而争论时，带给我的冲击就远远超乎这个感受。回后看到一本书上用大标题赫然写着：今天如果你不生活在未来，明天你就生活在过去。从达沃斯回来后看到这两句话真有让人触目惊心的感觉，这种感觉驱使我在疲惫和困顿中来疏理我在达沃斯获得的信息。

为什么要参加达沃斯论坛？
达沃斯当然是各种人可以说话的地方，一听说论坛两个字，我们脑子里所浮现的当然是开个会，见一批人，大家就某个题目说说而已。这是我每次向人说起达沃斯时听者的第一反应。没错，总体来说，什么样的论坛也跑不出上面说的这几个功能，然而所有会议的功能是相似的，但过程和结果却不一样。
达沃斯的会议组织过程非常人性，这句话极其抽象，我只举一个例子，由于是在严寒的冬天，每一位与会者需要将冬衣先存放再入会场。我注意到存放衣物的台子和过道全部用一种淡绿色的绵布包了起来，很显然是怕划坏了参会者的衣服。进入会场的安检人员每次会笑着向每一位参会者问好，场内的鲜花摆放也富有艺术感。在每一个公共场合的最近处，都会有各种饮料和小点心供应。会议的组织从注册到议程的安排都极为精心，在四天的时间中，一共有226场论坛，中间还涉及CNN、CNBC、BBC的三场电视节目录制，这其间的链接需要一个怎样高度职业化的团队是可想而知的。
一个论坛组织得好坏，作为参会者的体验尤如一个消费者的体验一样，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时，我非常惊讶一个会议竟然能如此精密地用工业化流程来组织得这么完整而顺畅。达沃斯的会场并不大，就是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内，辅以小镇上的一些宾馆，大密度地上演了那么多精彩对白，我想这种严密的组织是这个论坛能持续办下去的秘密之一。
我是第二次参加这个大会，第一年由于要给国内即时供稿，我来不及听许多的论坛，而这次，我完全不需要报道，所以也能尽可能听最多的场次，而倾听让我获得了许多。
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只要在电脑上敲出几个简单的键就能查阅某人在任何事情上的主张。所以我参加论坛更重要的是听有声的语言互动，看无声的一切无法难以言传的东西，后者是我们从文字上无法阅读且真实地反映着一个人所思所想的最好载体。
达沃斯是瑞士的一个小镇，只有一万多人，一条街。对于许多参会者来说，尤其是中国参会者，先要到法兰克福，然后转机到瑞士首都苏黎世，然后再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或者巴士才到达沃斯。由于到达沃斯的火车巴士均需要等待，这一路下来，到达时十七、八个小时的折腾已是让人筋疲力尽。到达后所住之地绝大多数是极小的酒店，床窄得一翻身就掉在地上，一天的旅途之后，你只能打开自来水喝（因为只有极少数地方可以要到开水），然后你再冒着纷飞的大雪去注册，因为注册后你才会拿到最全面的日程表和进场证，才有可能静下心来研究几百场论坛，做出自己的时间表，以最快的速度注册某些热门论坛（许多论坛是需要提前注册的），然后你会在辗转于一场接一场的论坛中忘记你是否吃了早饭和午饭，甚至是晚饭。
就是这个达沃斯，它的入场券极高。政治家不用说，一定是引人注目的，而商业领袖会员资格是营业收入20亿美元的公司才可申请一个名额，媒体领袖和极有影响的学者及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才可能被邀请。媒体报道人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有许多论坛被限制参加。由于参加的机会的难得，作为一个媒体人的本能，我总想将我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传达给更多的人。
达沃斯的会议时间只有四天，几天会议中几十个场次的论坛下来，我真的不知从何说起。参加会议的中国人总共也只有几十个人，我们的媒体也没有太多的报道，即使有，由于报道者的精力用于找人找场地也很难静下心来听会。通过媒体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单人的采访或者一个会议的盛况而已。而这个论坛实际是看人与人在各种组合下的互动，这种互动在达沃斯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状态。政治家、商界领袖、媒体、学界、艺术界、和社会活动家们聚合在一起，其作用远远超出了经济范围，它的化合作用制造着本年度的热点话题，而稍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会发现这些话题本身所涉及的领域正在发生某种悄悄的改变，这就是达沃斯论坛之所以能吸引全球各界领袖奔向那个大雪飘飘的遥远小镇的最大秘密。
2005年1月，当我第一次去达沃斯时，我在主会场的一个并不大的咖啡区看到索罗斯与人交谈，DELL抱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匆匆上楼，美国参议员MC CAIN坐在沙发与别人聊天，哈佛的MICHAEL PORTER正在电脑上查阅他的日程，GOOGLE的CEO在与《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洛鲁.庞蒂交头接耳，远处一群保安和媒体记者簇拥着英国首相布莱尔向主会场走去，还有数不清的全球500强的CEO穿梭其间，在那个瞬间我真的有一种失重感。
就是在那几天的会议上，我领略了法国最有名的主持人Ｃ．ＯＣＫＲＥＮＴ的让我无比敬佩的风采。在她主持的论坛上，有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有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有为非洲艾滋病常常穿梭于各国政要之间的摇滚歌星ＢＯＮＯ，还有两位非洲总统，他们都为一个话题而来：拯救非洲。ＯＣＫＲＥＮＴ用极有信息量和切中要害的提问，激发了他们中间每一位的表达欲望。就是在那次的论坛上，ＢＯＮＯ显示了他无与伦比的演说天才，在短短的十分钟内讲述了一个让大家震惊良久的故事，我记得当时他讲完后与会者的掌声是我听过的所有的讲演中最最持久的一次，因为人们被他的激情被他的特有的叙述魅力深深征服，一个故事仅用语言这样单一的表达方式竟有如此的感染力。主持人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让非洲这个主题所包含的作为地球村的村民的责任感彰显得淋漓尽致。主持人已经六十多岁，长得并不漂亮，但思想的穿透性让人难以回避她所提出的任何问题。后来我才得知她在法国相当于美国的芭芭拉.沃尔特斯。我注意到，她并没有用主持人这个头衔，而是用的记者和作家。
我从来不是一个容易追星的人，但那天，我和许多人一样眼巴巴地站在门口等她出来，希望能再看看她，没想到我还有机会与她合了一张影，在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敬佩一个人的滋味。
在达沃斯有一个CEO系列，这个系列只对大公司的一把手开放，这是一个关门会议。在同一个行业中是竞争对手的CEO们会坐在一起，在一个媒体主持人的带领下就某些议题共同给出解决方案。来自中国移动的CEO王建宙和中国宽带基金主席田溯宁参加了IT界的CEO会议，王建宙告诉我说，参加者比起他们自己的行业会议到得还要齐整，全是IT界的巨头。他们今年的议题是就IT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带给人们健康的作用进行讨论和想象。王总说，整个会议非常地有趣。
在达沃斯，还有一个未来系列，这个系列的举办极有创造性，我参加了其中一个，题目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相连接的世界。
这是一个长达二个小时十五分钟的工作室讨论，会场有六桌人，每张桌子上有一个人像，主持人让每一个桌子的人想象这个人在2050年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在IT的帮助下。每桌的人一边吃一边谈，每谈完一个话题就有一个人对他们所在圆桌的观点进行总结。最后，一个漫画家会在现场将所有的结论性的想象在一个圆形白板上全部画出来。整个工作室的组织十分新颖，能调动在场任何一位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当论坛的主持人最后问明年还是否有兴趣参与这样的讨论时，所有的人都高高地举起了右手。
在这个工作间的讨论中，我有幸与CISCO的董事长兼CEO钱伯斯坐在一起在一个桌上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并近距离地对他进行了观察。
钱伯斯在互联网的高峰期2000年曾来过中国，《对话》播出的第一期节目的嘉宾就是他。当时的思科公司在市值上曾一度超过微软。但那次在节目中他并未显得多么与众不同，也许是一个生疏的环境以及一问一答的方式让他难以发挥出他的个性。六年之后，参加这个工作室，我看到的钱伯斯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对新鲜事物的反映速度超快的人，一个脑子转动得让他原本像机关枪似的语言都有些跟不上的人。在他旁边的人是有压力的，这种压力来自跟不上他的速度，来自他奇思妙想的大胆。当我们一桌六个人分别说出自己对于未来所要运用科技所做的事情时，他在几十秒的时间内立即将我们的六个公司并购成了一个公司，而且快速地找到了这六个公司的有机联系，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思科大举并购的成功。其实钱伯斯已经快六十，但你跟他在一起会觉得他太年轻，干任何事情太快太快，真正是互联网的光纤速度，但在他的快速中，你可看到他该做的都做了。他会在与你告别握手时高浓度地体现他应有的真诚和热情，然后又无比快地转过头去与另一个人打招呼，而这个快速的过程并不让人觉得他在敷衍了事，而是认真地完成了一个招呼过程中的所有环节。也就是说，他总是比别人迅速地决不偷工减料地完成着一个又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九九一年，他接手思科时，当时思科只有三百名员工，年销售额只有十八亿美元，盈利四千多万美元，十五年之后的思科已是商界巨无霸。这个短短的十五年超过了许多五百强中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公司，这其间的秘诀当然与这个知性与悟性结合的极好且思维动作极快的钱伯斯有着极大的关系。
每次在会议中心有重大活动时，参会者都会密密麻麻地站在会场外等待，每当此时，我从楼上往下看到一片黑压压的头顶时，我总在想，这些人为什么会来这里――一个交通并不便利的小镇，来度过极其忙碌而疲劳的四天？我并不知道别人的答案，我知道我希望看到在人与人的互动中，人们心底深切的关注、难以掩蔽的焦虑、和没有机会表达的愿望。单个人的想法是线性的，多个角度的化合和碰撞是多元和立体的，就在这种互动和交织中，我隐约读到了某种时代趋势的流向，似乎触摸到了历史潮头的浪花。
这就是我想找的，我想要的。这种东西在现成的书籍和文章中的感知不会如此清晰而强烈。记得我2005年刚从美国回来之后，想做一档节目，为了知道今天年青人和社会中坚在想什么，了解他们心中的欲求，我去了大大小小的许多论坛，正是在那样的一些场合，从人们的争论和某种隐隐的担心中，从语说还休的某些状态中，我一点点地知道了我的节目的主题，最后当我将励志和创业确立为节目的主题词时，我才真正找到后来呈现在屏幕上的《赢在中国》的灵魂。找不到灵魂时，一切都没有真正的开始。
无论是政治家、媒体人、商界人士、学者、社会活动家都必须站在时代的潮头，即使难以引领，也应该知晓一二，否则在地球日复一日的转动中我们会变得一点点地落伍和真正的老化，由身体的衰老进而变为心灵的缺乏生机。没有什么比身心的衰老更让人可怕，而心的衰老简直就是无可救药。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样一场论坛就足以保证我们站在潮头，就能读出时代前进的轨迹。我也知道有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并没有参加这个论坛，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场所的确构成解读我们时代潮水流向的一个极好的角度，仅此在这个角度上，我希望传达出达沃斯带给我们的信息。

全球正在变化的权力格局
这个题目是本年度达沃斯上最有吸引力的话题，它清晰地廓清了2006纷纷嚷嚷的一年中蕴藏的最显示未来发展轨迹的征兆。此论坛是本次规模最为壮观的一次，由四个分论坛和一个总论坛组成。四个分论坛分别以科技和社会的权力格局变化、地缘政治权力格局变化、经济权力格局的变化、商业企业权力的格局变化为题进行了讨论。
论坛一：地缘政治势力格局的变化。主持人首先提出了三个正在转移的势力，希望参加这个论坛的嘉宾在三个势力中选择一个最重要的，这三个势力分别是：第一，一个新兴的多极世界正在抑制美国为主导的趋势。第二，能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国际联盟和国家外交政策的驱动性因素。第三，全球威胁正在从不负责任的国家变成了非国家的因素。参加论坛的嘉宾牛津大学欧洲研究的TIMOTH教授认为多极化是一个趋势，他认为亚洲的复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势力，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中，他认为亚洲、俄罗斯以及阿拉伯地区将会越来越近，形成一个新的势力，但这种力量的形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ICHARD 认为，除了上述三个因素以外，还有全球性恐怖主义和疾病、国际大赦和全球性投资。MOHAMMAD HOSSEIN ADELI 认为，当市场的需求和消费量正在不断上升时，西方社会控制石油资源和产量的格局将一点点改变，能源作为国际外交政策工具的重要性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他强调美国在能源问题上用于代替冷战的办法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相反是很负面的。PEI MINXIN并不赞成上述观点，他认为目前维持世界的力量并没有变化，他不认为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中，美国的力量会改变，美国将会学得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小心出现在它周围的势力，当然他也认为中国印度正在成为新兴的力量，但是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他认为，布什目前95%的精力用于国际事务，而中国的国家领导人95%的精力用于国内，这个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从长远看来，这两种情形都需要改变。
论坛二：经济势力格局的变化。这场论坛由时代杂志的总编主持，他说，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相比，此次新兴经济力量崛起的规模之大想请论坛的嘉宾进行一个评估。NOURIEL ROUBINI认为，新兴市场的出现对全球经济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当然中国和印度给全球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增加了22亿，这对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准含量不高的工人是一个威胁，高储蓄所带来的全球账户的逆差也给全球的利率带来了压力，高速的制造增长，让许多商品的价格上涨，尤其是原油价格变得更高，这些都会带来正负面的影响。针对这种观点，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明回应道，全球的金融中心如纽约和伦敦依然控制着全世界的金融格局，而制造业并不是经济力量的核心，而金融领域仍然是经济因素中的最终决定者。ROBERT SHILLER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促进更加先进的税收系统重新布局在全球化中胜者和输者的收入，他的观点受到了许多人的挑战。
论坛最后有三个观点较为明显，第一，新生的经济力量正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新生经济区域转变，第二，经济的全球化正在带来劳动力从资本密集向非密集地区转移，非技术化工人向技术化工人转变，第三，私人资本的流动和越来越弱的透明度让经济控制变得越来越难，而这将会带来更大的金融的不确定性。
论坛三：商业势力格局的变化。本场论坛由BBC的新闻主持人主持，他向嘉宾发问，在不远的将来，该是什么样的三个因素驱使CEO们决策？可口可乐的总裁说，上亿的消费者从新兴经济体进入市场，因为他们变得比以前更加富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转移，作为一个CEO，不仅要懂得他们的偏爱，而且要懂得他们的困扰。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MUHTAR认为，他很同意现在的CEO在决定许多问题时要考虑更广泛的因素，但是他认为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保持他们的在社会中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应该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企业得不到人们的信任，也就是说一个企业的长远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显得更为重要。哈佛商业评论的总编辑THOMAS A. STEWART认为一方面是CEO的权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股东的权力也在提高，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网络化的生活到来，在资本和人才中间会有一场战争。
美国SUNGARD的总裁和CEO认为，CEO不再是那么显赫，但是必须设定一个程序去用最好的信息和最具有专长的人，而这个程序完全被科技所主导。 在整个论坛中，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共同认为消费者的权力正在提升，第二，从新兴经济区成长起来的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商业的各个方面。
论坛四：科技和社会势力的变化。本场论坛由CNN国际频道的RICHARD QUEST 主持，他首先提问在今天信息高度非中心化的时代，是一个很难控制的时代，但是谁是胜者谁是败者呢？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是好还是坏？
多数嘉宾认为科技无所谓好和坏，但是科技的发展已经让亿万人在全球化的这个框架上行走。但也有人担心虚拟的世界是加强了，但是人们之前的联系不如从前了。当然无论是十六岁的少年和九十岁的老者都会从科技的发展中得到好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说到输家，一定会是那些大的，曾经很有权威的像CNN这样的媒体，一个很重要的势力转移就是从专业的智慧人士转移到业余活动者身上。然而人们依然担心科技发展不仅是加强了虚拟的空间，而且是对人们隐私的干扰，以及信息的不可信。
完成上述四个领域的讨论后，由英国BBC著名的主持人NIK GOWING组织上述论坛的参会者分享了四个论坛的主要观点，最后，从四个论坛总结的观点涉及下面十二个方面，而这十二个方面让我们感到了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正在发生着变迁。
1. 新兴市场正在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力量。
2. 人们对于不平等现状的加深和工作机会的担心加剧，尤其是中产阶级。
3. 私人资本流动的速度正在增长。
4. 权力的分散正在从一极向多极转移。
5. 新能源的供应对于世界影响会越来越大。
6. 非国家性的因素将成为新的世界安全的威胁。
7. 在今天的科技发展格局中，个人既是真实的，也可是虚拟的。
8. 个人的才能将被集体的才能代替。
9. 除我们熟悉的新兴市场外，新的经济势力正在出现。
10. 新兴市场出现的重要性会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11. 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保持持续发展向赢利能力转移。
12. 消费者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大，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生产消费品的公司。
列出这十二点后，参加论坛的嘉宾一致将全球气候变暖列在其中。当主持人问这些正在转移的力量哪一些对世界的影响最大时，有38%的参与者选择了全球气候变暖，32%选择了新兴市场的出现，而当主持人问及哪一条正在转移的力量是国际社会还没有应对准备时，有55%的参与者选择了全球气候变暖，12.2%的参与者选择了全球的不平等。
全球气候变暖是本次论坛中的重点，BBC为此做了一个为广播和电视同时进行的讨论节目，而在许多会场所涉及这个话题的人也越来越多，它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全球性话题。我记得2005年我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时，当时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为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青年领袖做了一个全球气候变暖的讲演，他的讲演极其生动且具有数字的说服力。讲演完后，全球气候变暖的恶果会一次次在脑中清晰地出现，可见其冲击力之大。在此之后，此话题在各大媒体及论坛中高频次出现，达沃斯对趋势的预见性可见一般。

全球权力格局变化的引擎之一：科技的力量
作为信息时代核心因素的互联网带给今天社会的深刻变革，恐怕我们一时半会儿还无法认识到。在达沃斯，每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坛都是最为热门也最让人对未来浮想联翩的，因为这个领域前进的步伐和生生不已的活力总是制造着一批又一批的社会新生力量，而这，又构成新世界最为活跃的元素。
论坛一：谁将操作互联网？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到2006年年底，中国的互联网的使用者已达到一亿三千七百万，也就是说，是中国整个人口的百分之十点五。所以，这场论坛与中国的关联性应该说是很大的。
本场论坛由美国未来研究所的主任PAUL SAFFO主持，他说，在新的千年里，作为越来越成熟的互联网面临着许多的挑战，这主要来自对于互联网的规范和有效的治理、如何保证对用户的积极影响上。纽约时报的记者JOHN MARKOFF认为，除非我们发现了管理互联网的积极的办法，打击在互联网上的犯罪，否则只是控制的话，是不会成功的。国际通信联合会的秘书长HAMADOUN 指出今天互联网出现的问题远远不是一个管制的问题，我们应该像对待流行病一样地来看待它重视它，并且要求全球性的组织参与，他提议组成一个框架性的结构让政府与私人企业主、尤其是制造企业一起寻找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法。DELL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扩大1GHz的范围，这样对于新的设备都可使用，他告诉参与者，光纤是最好的宽带。牛津大学教授JONATHAN指出，交流的渠道其实就是控制的渠道，同样是携带信息的渠道也携带着危险，他认为，端对端的质量应该是符合监管要求的。最后，美国互联网ICAAN的董事长指出，我们一定要想到，将来会是十三岁的孩子在互联网上，他们要知道在上面做什么和怎么去做。
论坛二：用户决定着内容。这场论坛由美国商业周刊的总编辑STEＶＥ　ＡＤＬＥＲ主持，他开场总结道，目前是用户在制造着内容，在博客上我们看到了读者的评论，产品的评价和调查数据，但他提出企业如何挣钱？如何评价ＭＹＳＰＡＣＥ和ＹＯＵＴＵＢＥ以及其它一些公司对你的公司的影响？大的公司是否应该像一些小的互联网公司一样以用户的内容来挣钱吗？
美国ＯＲＢＩＴＺ网站的总裁ＪＥＦＦ批出，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游戏的名称，尤其对于内容来说是这样的。用户所提供的内容要比职业人员所制作的花费少了许多，但我们可将用户和职业人员制作的内容一起作为我们的内容基础，而且可加强用户的体验，事实上，用户的参与是十分关键的。路透社的ＣＥＯ说，其实用户自己制作的内容是十分职业的，路透社在五十年前就发明了让用户自己制作内容，在路透社，有许多重要的事件是由业余人员完成的。美国奥美的全球董事长和ＣＥＯ指出，她的公司调整到用户端时，其反映是非常有成效的，这个方法广泛地被使用，用户端的内容可创造核心价值并创造共同的理解，她说，传统的公司没有进行这样一个转型性的调整，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客户端想办法。来自ＯＮＥ ECONOMY的CEO REY RAMSEY将焦点放在低收入人群，这些人在互联网上互相支持，邻居中间的合作也变得也越深入而广泛。最后，MTV美国的总裁MICHAEL指出，MTV实际上是用户在使用职业人士制作的内容时，也在融合他们自己的体验，而这加强了同代群体之间的运动。来自南韩CYWORLD.COM的CEO 指出，要建立一个多媒体的社会网络公司，在这个网上，南韩年青人共同分享90%的股份，这个网主要是提供服务，就像第二人生网站一样，也很像MYSPACE遇到了第二人生。最后当主持人问参加论坛的嘉宾们如何让那些业余者制造的内容到你的网络上时，有人说，我们的内容是向全部的人开放，开放得越多越棒！也就人指出：如何针对这些业余人士付费和维护所有人的权利也是一个问题，同时我们还应该让用户获得知识产权也是很重要的。
论坛三：聚合效应。数据、声音、图像和通信服务，正聚合在一起改写着计算机、通信和媒体产业的轨迹。这些技术的发明和创造为人们所理解，但是这些对于消费者和社会的影响却并不像前者，应该说是非常的少。来自韩国电信的CEO KIM SHIN-BAE指出，市场不仅需要去界定消费者需要的新的服务，而且更需要做到消费者并没有意识到的服务，而这个服务确定是他们所需要的，技术也需要在这一点上跟上。他说在线视频游戏在变得技术能支持时，非常地流行，而且可以通过手机来观看这个游戏的过程。但是确认这些市场需求需要很深的市场调研，只有穿上消费者的鞋子才会找到这样的需求。但是这样一些技术同样也会让人们对盗版产生担心，他们会基于嵌入式广告的增长而产生，因为在搜索引擎和在线内容上针对用户的广告取决于互联网使用的方式。GOOGLE的董事长兼CEO说，如果消费者意识到了被滥用，那么这些问题最后会推到那个页面的公司身上，这点令人担心，我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我们的唯一资产就是我们的品牌和顾客对我们的信任，但是由于多媒介的聚合，对于服务商来说，由于信息的集合和交汇，在法律事务上和互联网犯罪上将会导致很大的政治风险。来自CISCO的董事长兼CEO JOHN CHAMBERS针对目前消费者的风起云涌之势比起技术要更快一些的情形时指出，他现在正在将CISCO原先的指挥和控制的模式变成授权模式，也就是说，员工和顾客能直接地互动，并且获得极大的自由空间，而这将导致下面一个很大的提高生产率的浪潮。
论坛四：远远超过WEB 2.0：从内容到集体的智慧
这个论坛的基本观点有如下几点：
1. 由数字化的存贮数据的扩张和软件平台出现的频率之高，，将带给商业新机会和挑战。
2. 语音识别软件并不是那么遥远，障碍也不是那么大，它将有力地促进移动电话计算机的功能，人们不需要在束缚在键盘上，当有一天我们拥有语音识别系统时，我们就自由了。
3. 科技将延伸我们的能力，但是人们必须弄清楚怎样去应用它。
4. 由于虚拟世界的增长，硅谷的价值在地理位置上将变得越来越小，创造发明将从其它一些地方产生，有许多新的创举来自欧洲。
5. 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会对个人的私生活产生威胁，但是，任何时候如果能准确地知道一个人所处的位置，警察会高兴，当然也会带来许多的商业机会。
6. “第二人生”这个概念大量地被用在商业和政治中，它改变了人类的互动方式。
论坛五：与GOOGLE的创始人对话
这场论坛由美国著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ＣＨＡＲＬＥ　ＲＯＳＥ主持，ＧＯＯＧＬＥ的两位创始人与主持人进行了一次艰涩的对话。因为这两位创始人不太会讲话，所以谈话进行得并不是很流畅。台下坐着的还有最近他们收购的ＹＯＵＴＵＢＥ的一位十分腼腆的年轻小伙子CHAD HARLEY。与其说这是一个论坛，不如说是一个访谈。关于这两位创始人的资料网上多如牛毛，但是，他们在观众面前的表现和状态只有目睹才能感知。原来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GOOGLE的创始人并不是董事长，这次我真正明白了。这两位也许都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才能，ＳＥＲＧＥＹ　ＢＲＩＮ和ＬＥＲＲＹ　ＰＡＧＥ作为GOOGLE的创始人，两位在网络方面有着足够的天才，但是在表达和进行大众交流方面的确平平，而且显得很沉闷。这让一向善于调动谈话嘉宾的ＣＨＡＲＬＥ　ＲＯＳＥ也非常为难。所有的问题之后都是十分简短的回答，没有一点发挥，所答之事也跑不出网上内容，尤其是ＬＥＲＲＹ，显得更加木讷。从当天晚上他们的交流状况来看，他们二位要领导今天的ＧＯＯＧＬＥ真有些困难。在ＤＡＶＯＳ的一个结束性论坛上，他们的董事长兼ＣＥＯ　ＥＲＩＣ　ＳＣＨＭＩＤＴ显示了极高超的谈话技巧，情商很高，说话不仅有信息，更有艺术。看来，这二位创始人非常清楚他们的长处和短处，要不然不会请一位外人来做董事长和CEO。一般来说，公司的创始人基本上不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不会轻易将董事长的位置让出，但是，也得不到持久发展，ＧＯＯＧＬＥ的这一案例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目前，他们两位创始人一个负责产品，一个负责技术，同时都还在董事会中。
作为达沃斯今年的战略合作伙伴，GOOGLE的这位董事长和CEO清晰地表达了他对于科技力量的变化格局。他坚信，今天，权力的格局正在一点点从现成的机构向受众倾斜。几个世纪以来，由于信息的掌控是在受过教育、富裕、有很好的社会资源的人的手中，互联网正在一点点地改变这一点，这个改变是经由人们之间交流的障碍一点点拆除来完成的。随着数字技术和宽带的普及和成本降低，这种变化将逐渐增现。结果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去年一年，新兴的像MYSPACE这样的网站在全球兴起，在政治上，在YOUTUBE上，网民下载美国竞选人的视频已经证明他们能够改变竞选的进程，而在韩国的一个网站，已经显示读者能成为作者，公民成为评论者。过去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建立的上个世纪传统的媒体和一些旧的概念上，甚至是一种基于“控制”的观念上。但是变化总是具有挑战性的，被挑战的一方还会尽力去阻止这个趋势。我们所要为之而奋斗的就是让地球上每一个人有同样的获取信息的权力，同样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正是在这个基点上，我理解了前一段时间爆出的一个大新闻的背后，那就是GOOGLE为什么会用1.65billion美元收购ＹＯＵＴＵＢＥ这个网站。我也有机会与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的CHAD在论坛后作一个简短的交谈，他看上去简直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十分害羞，说话脸红。他说他们已经赢利了，而且非常地有信心，其创办的过程也十分简单，他说就是让人们自己参与。他认为收入的分享应该建立在用户群体中，用户赚钱的需要一定多于在上面得到乐趣的需要。我问他为什么会将公司卖给GOOGLE，他说他们的发展需要一个很大的舞台，他们只有二百人，被收购后，其实公司还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我也曾有机会与MYSPACE的两位创始人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公司在收购后也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全球权力格局变化的引擎之二：新兴市场的出现
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印度和巴西作为新兴市场被反复提及，而作为最大的市场，经济增长十四年保持在8%以上的中国更是如此。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也越来越重视这个论坛，副总理黄菊、副总理曾培炎、国务委员华建敏分别出席了2004年、2005年、2006年的达沃斯论坛。他们三位的讲话都安排在主会议厅进行，每次都是论坛的主席施瓦布亲自主持。
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今年出席了本届达沃斯年会，在他的发言中，他首先给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阐明了中国政府在近几年协调发展的目标。他指出去年一年的经济发展表明，中国在吸引外资和增加国内消费问题上所做的努力是成功的，这种高增长和低通胀的结果当然也来自一个健康的外部国际环境。他说，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一个持续增长的艰难，在全球，有一百多个国家人均GDP高过中国，而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社会服务仍然远远落后于中国城市和沿海地区。但是，三十年的改革已经证明了市场经济的正确性，我们决不放弃我们对全世界承诺的改革开放，我们必须沿着这条路前行，走回头路不是我们选择。
在展望前景时，他指出，未来将会有四个中国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
1. 必需从资金薄弱型增长向资金密集型增长转变。
2. 加强能源的使用效率，保护环境。到2012年，中国政府的目标是每单位GDP能源使用减少20%，废气物排放减少10%，固态废弃物排放减少20%。
3. 大力加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4. 大力提倡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最后，他强调了中国承诺与国际间的合作，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且加入WTO已有五年，签署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协议，他指出，中国的发展不会对全球产生任何威胁，相反会带给世界繁荣和新的市场机会。
论坛一：下一阶段中国能持续发展吗？中国长期以来以投资和出口为战略，使经济增长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然而，当它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时，它将面临许多由于快速增长而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环境污染和能源不足、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滋生，金融体系中弱项的存在。
针对这些问题，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中国正在减少能源消耗，格外地注意保护环境并持续发展，中国政府也正在加大力度去阻止正在加大的贫富差别，增加教育投资、医疗和社会保障。
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STEPHEN ROACH说，中国的发展是在他有生之年看到的最特殊的现象，他希望中国能继续发展，但是他警告中国需要注意几不平衡，一个是中国现在80%的GDP是由投资和出口带来的，私人消费在GDP中少于40%，而且，未来GDP增长质量应高于增长的数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会带来许多问题，持续的过热投资将导致通货紧缩的压力，持续的出口增长也将引起中国与之贸易的国家中外贸保护主义的抬头，而且像美国这样一些国家，尤其在今天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对中国这方面的敌意越来越强。
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会长高西庆回顾了中国社保基金的演变历程，从以家庭为单位到以国家为单位的保障，到今天以多种形式并存的社会保障制度已取得一些成效，最近中国上海的一高官由于挪用社保基金而被捕，目前，社保基金理事会已与全国九个省签署了合同，让这九个省自己去管理它们的社保基金。
来自UT斯达康的CEO吴鹰认为，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成就是不容忽视的，1992年，当他回中国创业时，中国的电话入住率是1.7%，从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城市比如说就在江苏境内也需要几个小时，而现在是大大改观。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极大的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他不认为一味地批评中国政府是一件具有建设性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让中国持续地发展。
来自美国财政部处理国际事务的TIM ADAMS认为，他非常认同中国需要持续发展，但是他说，在美国国会中的两党对中国的反对声在增大，他希望中国尽快加大金融开放的力度。针对这个问题，高西庆问道，你怎么没有开放美国的金融领域呢？中国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花了很多年希望拿到在美国的执照，但是没有结果。TIM否认在这方面有歧视，指出任何银行只要符合美国的监管标准如反洗钱的要求，是不应该有问题的，他指出，对于外国投资在美国金融领域应该是没有限制的。
论坛二：中国人口趋势带来的代价
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发展的数据统计，到2050年，中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会占到总人口的31%，而2006年只有11%，从十五岁至六十五岁的人口到2050年将下降六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我们变得富裕时，我们也变老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象非常快，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快。由于中国人口的规模和对世界不断提升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这种趋势和它产生的影响应该引起世界的注意。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将如何处理那些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的社会保障系统。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和正在增多的财富导致中国的每个妇女平均生1.73个孩子，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将来的老人谁来照顾？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人口将大规模下降，这对于未来经济的增长将会发生深刻的影响。
年龄统计上的这些特征也会放慢中国的改革进程，这正像日本和欧洲今天所遇到的情形一样。最重要的是,人口的年龄状况和长寿将让本来艰难的依靠在医药行业积累资金的医疗保障体系更加没有效率，也会更加的不可靠。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处在一个并不稳定的状态，资金量很少，只有3000亿人民币。而中国最少需要这个量的十倍,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呢?中国政府曾经花了巨资去建立中国的工业，最后，所有的讨论嘉宾都会认为，中国政府一定会对社会保障基金注入大量的资金，因为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论坛也提出了建议，假如中国能够去开放它的金融领域，给民众大量的投资机会的同时用现代化的手段控制风险的话，这将会让中国人一部分人在老龄阶段有更多的保障。
但是参加论坛的嘉宾认为，时间并不利于中国，因为中国的老龄化正在进行中，现阶段刺激国内消费正在推进，这样的话储蓄肯定会下降，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可能还需要几十年，这对于中国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将意味着这一代年青人必须付出，因为他们必须对下一代作出巨大贡献才行。
论坛三：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论坛开始时，作为主持人的泰晤士日报的总编辑首先指出回答上述题目和回答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是一样的答案，一个和平的和谐的中国，一个和平的和谐的世界。困难的是，如何才会达到这个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许多艰苦的工作和包括在各个层次上的对话。
成思危副委员长长指出，我们需要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愿意与各国交朋友，对于我们的发展而言，我们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成思危告诉与会者，不要过高地估计中国的作用和它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还不是超级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说法显得有些太大胆，而中国人更愿意和平的发展。美林的全球副主席和中国事务的顾问WILLIAM J MCDONOUGH 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发展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需要一个能够让它繁荣的世界，中国对于城乡的收入不平衡的努力、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加强对国内经济的服务都会平衡资金的流动，中国公司正在通过扩大公司规模和寻找外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来渴望提高他们的治理结和竞争力，这些都是中国需要的。
中国移动的CEO王建宙认为，中国需要外国的技术和专门人才来支持它的发展。当主持人问王建宙可不可以列出他敬佩的公司时，王建宙说，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公司，他们都是让人敬佩的，王总的这个回答让会场的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来自卡耐基国际和平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PEI　ＭＩＮＸＩＮ认为，中国与国际经济逐渐融合得越来越深，但是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仍然不是一个不可替换的角色，中国目前对于国际秩序是一种又爱又恨的心理。与此同时，经济领域仍然被国际规则所主导，最近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支持因为没有清晰的可以预防腐败和浪费的措施保障而让美国欧洲和国际援助机构人士担心。
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高盛公司的副主席ＲＯＢＥＲＴ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认为，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人们正在提高对于中国的认识，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它与国际间的融合需要一个更深的战略，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让中国成为一个对世界有责任的股东是大家一致的呼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力量的出现，不会引起世界的不安。中国的一些大公司也会遇到其它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时的问题，尤其是在那些敏感领域。
论坛四：世界近期前景会怎样？
对于世界经济的前景的讨论是世界经济论坛需要讨论的主要的内容。在第一天上午，世界经济论坛与时代杂志合作，就对全球经济进行了讨论，尤其是针对未来十二到十八个月中间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势进行了分析。四天后，在我28日回程的飞机上，我们就看到最新的《时代》周刊进行的大规模的报道。
从长远来看，我们的经济的确有许多问题值得忧虑，但是短期来说，全球经济还是比较乐观的。美国前白宫经济委员会顾问现任加州大学教授LAURA TYSON认为当美国经济逐渐放缓时，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正在继续踏踏实实地向前发展着，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持续增长的新兴市场出现倒退，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中国还会以10%的速度增长。然而，在中国银行的副行长朱明看来，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是他所担心的，亚洲生产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消费的商品，中国更多地投资在美国的债券方面，而且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越来越多，到今年，又将出现另外2000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他越来越感到更严峻的局势在后面，而全球的经济决策人仍然没有开始将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谈论的风险是什么。
来自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NOURIRL ROUBINI 认为，美国经济远比所期待的要糟糕，他说，房价还会继续走低，而其它一些经济增长中的弱项会让增长率维持在0%到1%中间，相比去年3.4%来说是很差的一个结果，根据高盛的分析结果，这种情形将会影响到全球经济。他说，房价的走低、信用危机的开始和继续升高的油价这三种因素将威胁到美国经济的发展。而来自AIG的副董事长FRENKEL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现在经济表现为利率是历史上的较低点，而失业率在主要大的工业城市正在下降，公司的利润率是近年来最高的。他认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这股力量仍然在哪儿。他指出，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占全球的40%，但是经济产出只有6%，相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人口只占全球15%，但是经济产出占全球的80%，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希望在今后的二十年中来填补。来自印度的国家计委副主席认为他的国家将有能力来填补这个鸿沟，2007年经济增长将好于2006年的8.3%。在未来五年的时间里将会以10%的速度增长，而这主要来自于投资、基础设施、和通信领域的增长。
所有的嘉宾对全球化都有一个担心，那就是世界的权力中心正在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在西方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解释，二十年前，是发达国家告诉发展中国家不要担心不平等，而现在是反过来了，也就是说，是发达国家自己正在担心这个问题。TYSON说，我非常担心美国如何面对它的超级大国的地位的在未来二十五年的下降，她说她的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清楚主要的世界权力格局正在发生变动。
论坛五：历史进程由谁推进？
这个论坛由美国PBS的著名主持人CHARLIE ROSE主持，地点也在达沃斯最大的主会场进行。它讨论的是，在全球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商界、政界、媒介和其它各界的社会作用。这个论坛由英国有希望成为下一届首相的GORDON BROWN，新闻集团董事长兼CEO RUPERT MURDOCH和高盛的董事长和CEO LIOYD BLANKFEIN、以色列的副总理和中国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兼CEO马云五位嘉宾组成。
布朗认为政治家对于现阶段人民不断增多的表达方式应该有所响应，比如说互联网、博客等等，其实这就是在改变着历史的进程，然而，政治家在这方面的反映很缓慢，尤其在让人民在参与决策过程这一点上。现在人们通过得到更多的信息来得到和加强他们的权力，但同样要看到，有6000多个与基地组织相联系的网站在制造着暴力。政治家应该意识到他们需要说服人们全球化给人们带来的利益，那种一群政治家在一个封闭的房子里决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必须走出去进行辩论。这就是布朗所看到的社会趋势在信息革命这个新形势下的改变。
默多克指出，四十岁以下的年青人有更多理想化的成份，而且需要表达他们自己，我们正在看到一个自由表达时代的开始，而互联网能迅速地帮助人们得到事实并且能够很快地改正不准确的事实。他认为公众的意见非常地重要，但是，这同样是需要领导力的时代。
高盛的董事长认为，面对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公司的社会责任有所改变，而领导力则更应该强调。目前的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民主化，它迫使人们在响应这个现象的同时要改变策略。
马云认为，中国快速增长的互联网成为人们得到信息的主要工具，中国很快成为全世界互联网使用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会给中国带来新的气象，比如就业的提高。在主持人问及他的公司与政府的关系时，他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比作情人的关系，而不是夫妻关系。在谈到对互联网的控制问题时，他说到，对于网站上许多不健康的东西比如说赌博等到，这对于少年是不利的，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司，应该承当起这个社会责任。
以色列的副总理认为，政府对于社会的回应多半基于自己的想象和已有的认识，政治家常常为了竞选的需要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说那些可接受的观点。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她认为应该让人们去选择，而选择权这一事实正在削弱着某些领导的权力，这正是我所看到的变化。

我对全球化的理解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连续十多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对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这种让各国各界人群大密度地融合的过程无疑是全球化浪潮的强力催化剂。每次看着大会议厅中那二千多名脑袋时，我眼前总是一次次浮现一个小小地球加速转动的情景，我知道那是虚拟的，但从本届开幕和闭幕词中，我们能体会这一全球化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真实的。
每年达沃斯都会有极重量级的政治家为其演讲，本届论坛由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致开幕词，由英国首相布莱尔致闭幕词。从她（他）们两位的讲演中，我们可发现许多他们的思考点。默克尔女士在一开始就认为“正在转移的权力格局”这几字眼就是对全球形势的一个最好概括。世界经济正在以一种令人不可相信的进程快速进行着改变，她认为并没有发生变化的东西其实在我们周围正在改变一切。这三个改变由三个历史性的事件带来。第一是柏林墙的倒塌和中东欧俄罗斯融入全球，第二，是科技的革命尤其是IT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第三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成为全球新兴的市场，而最后这一点表明，全球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从原先的观众要变成世界舞台的演员了。为此，世界新的格局一定会发生改变，我们所要做的是积极地看这个问题。相比十多年以前，今天的世界有许多肩膀担负了重任，而另一面我们旧的习惯，所一直熟悉的东西不再会确保我们成功，在世界变平的同时，资源和潜力在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全球化的进程，但是怎么样面对确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改变它，让它朝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进行，这才是我们所要地全球化。
默克尔女士在讲演中谈得非常细，所有全球化所遇到的问题都谈到了，并引用了1972年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我们看到，今天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形被三十多年前的报告不幸而言中。她希望共同来对付我们所遇到的难题，她引用了一句非洲名言，那就是：若想走得快，就一个人，若想走得长，就一群人。
相对于默克尔女士的报告，布莱尔受到的欢迎更热烈一些，这也许与他当时在讲演稿外的现场即兴发挥有关，也许与他这是最后一次以首相的身份出席达沃斯论坛有关。他的讲演是整个大会中最为热烈的一场，最大的会议厅内座无虚席，讲演完后掌声经久不息。
布莱尔主要从非洲、全球气候变暖、和世界贸易这三个问题入手来讲全球的责任感，并对未来极其乐观。最后，他问道，在未来快速变化的二十年中，什么样的价值观会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中出现？这个价值观会被共同认同吗？或者世界还会回到弱肉强食，一些相互争斗的民族会成为牺牲品的时代吗？如果说宽容度、自由、开放、和正义这些是我们的信仰，那么我们需要的是行之有效的行动。我们每个人都要想想由于我们将信仰付诸行动之后，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我们会失败也会再战，但首先让我们一起行动。
布莱尔的讲演充满激情，他的讲演似乎让人感觉不仅是一个政治家的激情，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文明人的人道情怀。他当天的着装很协调，极好地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魅力。在他讲演之前在达沃斯小镇的唯一的一条街道上，我正好看到他缓缓地走在街上，两台电视机倒退着在拍着他，我与他打招呼时，他还点头友好地回应一下。
在达沃斯开幕的前一天，在非洲有一个反全球化的大会在召开，这完全是一个与达沃斯对着干的大会。对于世界这种多元声音的表达，我表示着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对于全球化这三个字的理解。
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和落后的封建社会被外敌入侵的历程，是中华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强力进入后消化得阵痛痉挛的过程。有学者指出，近三百年来，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极其微小，中国整整错过了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当信息文明以迅猛的速度排山倒海的方式到来时，我们是基于一个农业文明这个整整落后于世界一个时代的基础来对接的，所以，这个对接显得那样的仓促而忽忙。我们发现一日千里的科技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已快得让我们眼花缭乱。但是，让我们最最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已经与一百多年前对待强国和西方的态度有着天壤之边。我们不再躲闪，不再抵抗，不再用自己的所谓的文化优势去鄙视自己并没弄明白的东西而陷入一种莫名的自大之中。今天，我们是在努力地融入全球化的框架，按照国际惯例在处理和思考问题，我们已加入WTO，我们已签订了许多国际性条约，我们普通公民可以自由地出入各个国家，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国家主动地积极地全球化的过程。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用相对国际化的方式在发言在用餐在称呼时，我们从这些细微之处能感受到，全球化这三个字其实变得非常的具体了。而这，让一个来自近现代史上饱受过西方工业文明国家凌辱的公民来说，是一件多么让人欣慰的事情！我相信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内心所感受到的。
达沃斯的确是一个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出席者大多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在这里，我们英文可能不那么流利，我们交流也许不那么顺畅，我们对国际化的吃穿住用的小礼节可能不那么娴熟，但这都没关系。因为我们已经上路，一个在路上的人和国家一定会找到她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地的。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无论我们的起点有多么的低，我们是多么地不从容，我们只要有了积极的接轨心态，我们就不会在已经来临的信息浪潮前被动或者说长时间地不知所措，因为我们加入其中，我们已经身在其中，我想今后也会应对其中。
从我有限的人生体验来说，我深信这一点。
2007年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