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姑父

转眼清明到了。昨天上午刚刚写了写了一篇《慎终追远  感恩思源 》发表在网站里。现在又有一点思绪，想写但又难写。清明节写的都是悼念先人的文章，要悼念的人太多，不知从谁写起。从感恩的角度来说，生长在新旧交替的那个时代的人，在重重困难之中走过来，总是受到过别人的恩泽，而且不止三五个人。那些人，差不多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都是值得怀念的值得感恩的。

    我想到了我的姑父。小时候，因为生活困难，我被从宁波城里送到宁波乡下。我在南乡的姑父家住了半年。在那里，上了半年学。姑父用大米或稻谷为我交学费。他每天清早就到田里去耕作，晚上擦黑才拖着一双泥腿回家。放学和星期天就带我去田间，让我懂得一点农村的事物，比如放牛、车水、捉黄鳝。他虽然比较富裕，但无为富不仁之为，对于困难的乡邻总是给予帮助。他说话不多，但说起来总是很有道理。他和乡邻的关系非常融洽，村子里的农户，都愿意和他往来，有事都来找他商量。他的忠厚老实，远近闻名。在家里，他以《朱子家训》和《二十四孝》教育子女，要求儿女要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因为他姓朱，那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朱柏庐先生的后人，但从来不敢问他。他的为人和教育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西郊的姑父是个中农，生活可以过得去。他也是个埋头苦干的老实人。挑担、撑船的功夫很好。因为他家离开城里只有20里地不到，不到十岁的我常常自己一个人走着去乡下，那时候还没有公共汽车，全靠两条腿。但我回家时，姑父会挑着几十斤一担的米或菜，带着我送到城里，他的脚上穿的是草鞋。

     文化大革命那一阵，有人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我的大字块贴在学校门口，还被拉到800多人的会场上挂牌批斗。为了逃避无休止的斗争，我在一些老师和学生的劝导下，离开上海出去“逍遥”，就在姑父家住了有半个月。他了解我的为人，并不相信我是什么反革命。见我失眠，他就给我买米酒喝，让我喝了可以睡着。见我消瘦，就抓鱼杀鸡给我补，劝我安心将息。他那个村子里，那时候还真是平静，没有喧嚣的阶级斗争。我每天上午走到城里的鼓楼阅报栏去看报纸，下午去村北的余姚江边散步。姑父对我的态度，在当时来说，对我是很大的安慰，使我坚定地相信自己。

    现在，这两位朴实的乡下姑父都已经过世很久了，但他们对我的影响是不会被时间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