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伦理学: 从人机适合到人际和谐

设计伦理观念由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vic、。r Papanek)提出，它极大地深化了设计思考的层面，推动了设计观念的发展。在人类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今天，设计对社会生活的千预和影响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对设计师的要求也更加严格。设计的目的不仅仅是为眼前的功能、形式目的服务，更主要的意义在于设计行为本身包含着形成社会体系的因素。因此，设计也必须包括对于社会的综合性思考。我们的设计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使产品与客观世界、产品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协调。如何使产品更符合人性的要求?如何使设计在符合功能要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设计的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这些都是设计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有一个例子是讨论设计伦理学之前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电影《哈里•波特》系列片的流行。这部电影虽然是少年电影，但观众却不止少年，按照有漫长的基督教传统的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来看，影片中的魔法无疑是邪教的或者是非正教的产物，在现代主义者的眼光看来，魔法当然是荒诞不经的和不科学的，理性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的真理。实际上，在近一百多年来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争论的背后都有生产力—科学的发展这只手，审美也是如此。今日审美的基础是科学发展的积累，一个农夫的美学观只能是一种陋习。事实果真如此吗?若干年后，未来人看我们今日之时尚、今日之家庭陈设，是否“非如此不可”?因此，今日我们从非理性的角度去喜欢《哈里•波特》，实际上反映了今日社会(后现代价值观)对于由大工业文明而来的科学的理性的审美观的“反动”!这是一个重要的信
号，它透露了我们对于今日生活现状(生活方式)的不满，而这不满是由形形色色的设计产品累积成的。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心目中，工业产品的危机能转化为道德的危机，这从某一层面上构成了我们喜欢《哈里•波特》的理由—荒诞、非理性、想象、善战胜恶(从人性出发的)等等。
伦理学的讨论对象是人，是人的道德问题。众所周知，道德问题在整个社会形态的演变中，始终是变化的，一个社会的道德形态，虽然是这个社会人群中的普通主体与精英分子互为作用的结果，但追根溯源，那些原始伦理习惯的产生，最初必然是生产力影响社会关系的产物。中国早期伦理思想的产生是由其农耕社会的生产力决定的，儒家思想中仁、礼、善等关系在血缘关系中的体现，道家思想中的无为及“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1〕的逻辑，无疑离不开自然经济中那种人与自然约定的关系的制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
其实，有关人造物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墨子已经作了充分的论述。墨子的逻辑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缺少“义”，不义是因为“利”的不平衡造成的，而利的不平衡集中表现在统治阶级奢侈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建立一种实用健康的日常生活行为法则。他从工艺人手，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标准。他的“非乐”、“非美”思想是考虑当时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况下，必须强调先“质”后“文”，只有好用，才谈得上审美。墨子的思想与卢斯(A.LOOS，1870-1933)很相似。欧洲近现代设计史上，也同样发生过技术和流行文化的发展无视人性的状况，卢斯在《装饰与罪恶》一文中说:“装饰严重地伤害人的健康，伤害国家预算，伤害文化进步，因而发生了罪行。”“装饰的变换使劳动产品过早贬值。工人的时间和所用的材料是浪费掉了的资产。”〔2〕卢斯认为那些所谓的装饰是扭曲的、牵强的和病态的东西。卢斯的批判同墨子的批判是站在同一基点上的。当然“装饰”的情况是变动和复杂的，它在社会的发展中呈现着运动的状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社会富裕到一定程度时，对于“装饰”的道德思考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设计无疑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一种文化的中介物，是生产力作用于人类的外在方式，它不单是人手的延长物，而且能随生产力的进步而逐步提高人征服自然的能力。但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早就发现，这种人工物品的发展通过生产关系的转变，有反过来影响到人工物品的制造者—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马克思在谈劳动的异化时说:“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产生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却注定了劳动者的愚钝、痴呆。”〔3〕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4〕。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实际上同道家的为了避免“丧己于物”(《庄子•缮性》)而希望“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即不抛弃物，又不为物所支配的思想是一致的。
当然，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在肯定“异化”论的同时，也对此提出质疑，例如一些“功能复杂的新产品带来困扰，人与机器之间产生了代沟”，机器也像人一样不完善，机能不良、发生故障、事故等。现代家用电器等一些产品功能很多，但对一般的家庭主妇来说，除了主功能，其它大多数功能都未能利用;每种新产品对于旧产品的用户都形成一种挑战而出现了“机械盲”现象。另一方面，现代主义设计要求产品标准化，使人们的使用趋向千篇一律，机械产品常常缺少情感等问题，认为有可能被夸大化了，德国技术哲学教授布律诺•拉图尔认为马克思过分注重技术的社会因素，“马克思并不看重技术本身:技术被定义为物化劳动或者劳动价值的客观化，也就是说没有被看作是中介物。技术产品的作用只是影响、控制和毁灭社会。可我认为技术除了转化为物化劳动外还有许多其他作用，人们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扩展社会力量的手段和工具”。〔5〕拉图尔认为人对技术的介入太深了，不可能为技术所控制，他承认起支配作用的技术是有的，它们就是为此目的而产生的，例如某种技术的产生使效率提高，淘汰了制造它的工人等，然而并不表明该技术有独立自主的将来，“技术不是奴隶，不是完全由主人来决定它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主人……”。〔6〕这是因为技术的“中介物”的作用—实际上这一部分正是设计意义的体现，即设计产品是人的器官的延伸，但是社会是人的身体的延伸，人在使用物品时，所接触的不仅是一个物品，而是一个组织机构，设计理念、营销计划(刺激消费的谋略)、商业利润、售后服务等等，这是一个社会学式的巨大链条。当链条中间出现问题时，链条还在人类手中，因此无需自扰。
当然设计师可能成为庸俗商人的同谋。设计作为向“人”提供使用物品的活动，它的理性意义是本着“以人为本”的态度设计出合适的用品，“合适”的意义在不同的情况下是运动变化着的，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身份对同一功能的用品的“合适”有着不同的要求，例如功能相同的一把电热水壶，北方和南方因水质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结果;棚户区的人和别墅区的人同样使用，同样冲一杯茶会产生不同效果。从地球的概念来看，“合适”又有着超越国家和地区的阐释，作为人类共有一个的生态圈，它要求设计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向人提供合适的产品，任何无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没有节制的使用物品，都应该被拒绝!但是这种由设计所提倡的合理生活方式，对资本家追求商业利润造成巨大的障碍，在经济学的生产流通法则中，商品生产只有极大地刺激消费，才有可能赢得高额利润回报，因此设计师隶属于资本的拥有者也好、独自经营也好，都免不了有背离设计的艺术原则和生态原则的时候，也就是说，为了极大地刺激消费，以时尚流行等为外在表征的设计将会造成虚荣的不健康生活方式的盛行和人类仅有资源的无端浪费。
另一方面，作为设计接受者的“人”，也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英国人类学家D•莫里斯在他的著作《人类动物园》里提出了一个“动物园”效应的比喻，他认为“现代生活条件与动物园的情况相类。动物园当然可以保障一定程度的安全，但这种安全是付出了昂贵代价换来的”。〔7〕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现代科学技术支撑的一切改善生活方式的活动，都可以被视为是营造“动物园”的活动，今日在以地域为单元的生活文化圈中，设计满足了“园”中的一切，但是，这种满足正如D•莫里斯所说，是有高昂代价的，这就是人在习惯了“动物园”生活后，一旦离开动物园或动物园中的常态被打破，人将变得无法生存。因此我们无法深究我们的生活方式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一次洗衣一次榨果汁一次休闲活动，都在“动物园”里习以为常，再也不会有疑问。设计只是无限制的服务、满足人在动物园中的生活，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将会造成人的退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设计对人类所造成的最大的伤害。人类进化史说明了一个简单的真理:人之所以能出类拔萃，是因为他具有非凡的适应能力，而支配这种适应性行为，从本质上说，首先是非物质的，也就是心理的和精神的。应该明白适应性应该是设计师进行设计的前提，设计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活动可以提到生命哲学的高度。
设计对人的影响综合表现为对人的“自由”的介入。没有纯粹的设计，设计最终要靠社会来实现目的，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在时尚等的压迫下，设计师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经由产品而来的对人自由的压迫，虽然不道德，但也不应完全由设计来承担。尤其在数字化时代，设计的综合性使得它和传统的设计性质迥异，“白由”和“设计”都变成另外的东西了。这时候，我们从伦理学视野来观察设计，有可能会成为重新审视人工造物的一次重要的机会。

注释：
〔l〕老子第五十七章
〔2〕见《现代西方艺术美学文选•建筑美学卷》，春风文艺出版社，!985年版。
〔3〕马克思《!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985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 979年版。
〔5〕〔6〕万，贝尔等，《技术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99年版。
〔7〕见阿•穆•卡利姆斯基著《社会生物主义》，东方出版社，)98了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