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中国的儒学从开创者孔子算起，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二千五百年的儒学的历史长河中，儒学的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虽然都体现儒学的品格，但所表现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作用都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后三个阶段的儒学都保持了原始儒学的基本思想，又同时有所改造与发展。前两个阶段中，对儒学本身、对社会的进步具有推动作用，是积极的、促进的因素，是儒学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对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宋明及现代新儒学则走向倒退，儒家文化日益表现出阻碍社会进步的性质，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障碍。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分别为：

⑴、   孔子开创的先秦原始儒学

⑵、   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

⑶、   以程朱理学为标志的宋明新儒学

⑷、   西学冲击下的现代新儒学

 

一、孔子开创的先秦原始儒学

孔子《论语》精神与儒学的起点

中国儒学发端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创立，子思、孟子等先后发展了孔子的基本思想，渐成的一个学派。先秦原始儒学以仁、礼为基本内容、以伦理为本位、以人道为中心、体现了儒家先贤的人本主义精神，是当时的一门“显学”。

先秦儒学的创立与发展，是有其深刻地历史根源的。春秋战国时期正经历着一场空前变革，这场变革在社会形态方面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政治制度则是周礼的“礼制”向“法制”社会的转变、政治形势上正从“礼崩乐坏”的分裂割据局面向统一的封建国家过渡。原始儒学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由孔子到荀子，历时二百五十年。

孔子的思想集中于《论语》，《论语》是他的门人所著，也是儒家的重要著作。从这部《论语》中，“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说孔子之学就为“仁”学，“仁”体现了士的修身养性、道德规范和治国理念。成为士的处世践行的准绳。同时强调要实现“仁”在人的修养上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

“恭”：就是予人恭敬。孔子说：恭则不侮。

“宽”：包容他人　宽以待人

“信”：唯守信方赢得认知，做事就是一定要守信。

“敏”：活在当下，一个人的敏是什么？要发挥你的才智、勤于思而敏于行，“敏则有功”。

“惠”：以恩惠之心，宽厚他人。 即怀有一种恩惠之心，然后去宽厚他人。

“恭宽信敏惠”，这五点你都做到的话，你就完成了行为层面上的“仁”，实现“仁”的具体要求。血缘关系上，孝悌是“仁”之本；人我关系上，忠恕是“仁”之道。

孔子的仁学思想植根于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提出“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原则，着眼于伦理本位，抑制个体追求。以求整体的和谐稳定。人生价值观则表现为“援天道以入人事”人生有“为”，听天命尽人事。这表达了孔子“畏天命”的消极思想，又具有人生奋斗的积极精神。

孔子的仁、礼一体的思想运用于政治，就提出了“仁政”、“德政”的观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思想的另一中心环节，就是“礼”，礼即为“周礼”通过“礼”的形式来实现孔子所推崇的理想和重建理想的社会。实现一种使社会回归到安定和谐的局面。孔子的礼所向往的是周公时代天下安定太平的局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继承西周传统，以“礼”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来维系社会秩序。但这样的“礼”即所表现的西周传统的核心是具有宗法等极制下的“礼”。如果从有礼，则秩序即安，社会就安定和谐了。

孔子所提倡的周礼本身就是一种等级制度，承认差别的存在。孔子的“礼”是复周之“礼”，然后在人人守礼，天下就太平了。但他所宣扬的礼本身是建立在非平等的等级差别之上的，最终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在“仁”与“礼”的关系中，我们以戴永明先生著的《先秦儒学要略》一书中提出的的观点，他认为：“孔子明确把礼区分为仪式和本质两个层次。礼必须通过仪式来具体化，但仪式本身不是目的；礼的本质是仁，礼仪形式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对仁的追求。‘克已复礼为仁’，即为礼确立了内在精神依据，又为仁找到了外在的制约尺度，那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戴永明把“礼”与“仁”看成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仁”是“礼”的前提和精神体现，“礼”是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的；人因“仁”而有“礼”，人因有“礼”而表现出“仁”。认为“仁”是内在的，表现了人的情感、内蕴与精神，反映出人的思想和认识；“礼”是外在的形式，是“仁”的本真的外化，是伦理行为与礼法的体现。就孔子而言，“周礼”为最理想的社会制度。任何有违“周礼”的行为，都被视为“僭越”而为孔子所反对。

孔子的儒家学说还体现在他的中庸思想，“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作为人，对于人格、品格的完善，强调进退有节，伸展有度。

孟子继承其学说，进一步推动儒家文化的发展。

孟子继承孔子“以政为德”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孔子“仁”的修身理念，提出了“仁政”说。提出行王道，薄赋税，贵王贱霸，主张重农，制民之产等，要以德王天下。体现了一种“性善性”观念。“性善论”的中心是“四端”说，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对先秦儒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四端”说的提出，标志着孟子思想的成熟。孟子的“四端”是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情感归结为仁、义、礼、智，也称四端。

重视道德修养，主张“善养吾浩然之气”，通过长期的道德修养而形成一种精神境界，实现“至大至刚”的精神的培养，注重向内用功夫。被后世称为“内圣”。

孟子在他所主张的性善论、修养论和仁政说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由人而天，尽心知性的天人合一模式。即一个人如能充分发挥自己理性的作用向内思索，尽其心而知性知天。

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

荀子的思想比之孔、孟更具现实的意义，表现为现实主义倾向，在进一步完善礼义道德的教育和规范，更强调法制的作用，用礼义教育去教化人的自然本性，从而达到人人适应人的公共原则，总之，“性本恶”是荀子对人性的诠释，因而提出了“化性起伪”的思想 （化性起伪—指变化先天的本性，兴起后天的人为。这是荀况提出的礼、法起源的一个前提。因为人性的放纵会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改造，即“化性起伪”。“伪”，指后天的人为作用。圣人极其礼、法就是为了改造人类的恶性而产生的） 。同时他又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主张“天人相分”，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摒弃了孔子“知天命”，“畏天命”的消极因素，否定了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模式。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

人道上，主张“化性起伪”，认为人性本恶，提出个人修养的必要性。礼是人言行的标准。“礼者，节之准也”。“隆礼”而“重法”，礼法不可分。

在治国理念方面，提出“明分使群”、“群居全一之道”。提出理想的“王制”，具体的“富国”之策，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并肯定社会的分工和社会阶层各等级的存在，规定了社会成员的定位，强调各尽其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这种儒学思想的外化，表现了荀子的“外王”特征。

简单的归结

孔子、孟子、荀子都主张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大。但孔子和孟子都以仁义释礼，不重刑法，偏重重于“教化”的力量，这具体地规范和教化中，更希望于人的自觉行为，透露出这此儒学大师的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荀子与他们不同，他的主张更有着现实主义的东西，他吸取了法家的思想，倡导“礼义”的同时，又主张“法度”的作用，“教化”与“刑罚”兼施的政治职能化倾向。孔子的思想体现出其为古老的外在的规范寻求心理依据，通过“礼”、“乐”等形式表现出来，强调这些形式在维系周的秩序的作用。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为“仁义”，有别于孔子“礼”“乐”先导的形式倾向，偏重于关注人的内在心性，是不重礼乐等外在规范性功能。荀子所强调的则是礼法并用，重视“礼”在法的框架下的准绳与尺度。由此可知，先秦儒学的发展表现出了儒家从内在感情向道德行为，再到重视社会制度的转变历程。

先秦儒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从礼乐文化向法制文化的转移

孔子所努力的是一种维护周礼的礼乐文化，建立起以仁、礼为基本结构的理论体系，代表了孔子本初的思想和观念，孟子由孔子的外转向内，在内在心性方面弘扬了孔学，提出“仁政”主导下的王道的理想社会，实现个体的人格价值。将理想社会与高尚人格都融入到内在的心理感情原则之上。荀子则是从外在规范方面发展了孔学，提出“群”、“分”、“礼”、“法”等概念，将“礼”提到“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的高度。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表现于内；荀子发展的是孔子的“礼”学，彰显于外。

第二、以论理为本位，以人道为心中的理论定位

孔子的“仁”学思想，根本上说将“仁”视为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原则。“礼”，只有在具备“仁”的品质后才能体现出来。孔子认为，周礼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和论理规范，“仁”是最完善的道德观念和品质，具有人的情感和心理因素。提出以人道为心中的理论。孟子的仁政说，其思想基础就是“性善论”提出以人为善的修身养性，以达到崇高的人生目标，寻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完善自我。荀子重视礼法兼重，也十分重视仁义道德，突出论理的本体定位。

第三、人体主义高扬

孔子将天归结为自然与人生的大道理，“听天命、尽人事”发现人、肯定人的价值。提出“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观点对调整我们的心态，和谐人们的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成为做一个的理想人格的尺度。“仁”学从本质意义上是具有人本主义精神的。孟子则讲尊天顺命，更重视人的作为。认为天赋道德存之于心，体现了他的人性观。荀子肯定了人的地位和作用，强化了主体性。

 

二、汉代新儒学

其儒学是一种受官方支持而为一尊的御用之学，它以董仲舒为代表，以经学为表现形式，并与谶纬相结合，兼综阴阳、名、法、黄老诸思想，形成有别于先秦时期的新迷信的人指将要应验的预言、预兆纬儒学体系。谶纬chèn-wěi：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谶：迷信的人指将要应验的预言、预兆。纬：神学附会儒家经典的书。

初汉所推行的是黄老之术，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而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是原始儒学的继承者和汉代新儒学的奠基者。构建起一个以《公羊春秋》为轴心，融合阴阳、黄老、名、法诸思想，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理论构建与表现形式，具有神学色彩的儒学理论体系。①采用阴阳五行无人感应的形式来维护先秦原始儒学的基本思想。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规范。②提出“君权神授”的思想和理论，达到屈民伸君、屈君伸天的目的，假天威来限制人君。③提倡孝道，用五行之法证明“三纲”、“五常”的合理性与神圣性，极力提高原始儒学伦理思想的神圣地位，也是对荀子“礼”、孟子的修养思想的发展。董仲舒所宣扬的儒家学说是以阴阳为表，儒学为里的特色，并表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④神化了孔子、神化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学经典，使从理论上形成经学并走上了神学化的道路。

这一时期西汉所推行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但董仲舒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始家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学家发展了的，吸收了多家学说的董仲舒心中的“孔子之术”，董仲舒对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神学化方向。认为历史事件的判断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现实的经典意义。正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是有其道理的。

汉代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即削弱了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思想层面的功能，这一转变深远地影响了后世儒学和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儒学在董仲舒的修正下，又有了新的特点：

第一、儒学政治化。

先秦儒学主要是一种学术流派，所提出的王道政治也只是一种理想，是一种理论形态，并未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汉代儒学成为统治者所需要的御用之学，正是因为其理论符合统治者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且还为西汉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确立了大的方向和格局，为中国封建时代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主要在于，一个是“君权神授”的思想为统治者所接受；血缘关系下的情感下的君父思想和观念；延伸孝悌观念提出“三纲五常”从而提高到应有尊君思想。这些都符合统治者的需要。

第二、儒学经学化

儒学经典的形成，经学的正式建立，始于西汉，“五经”由此而超出一般历史文化典籍而成为国家政治与思想生活的指针、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典。引经释义，儒家经典已影响后世人们的生活。

第三、儒学神学化

当董仲舒面对历代授命的符瑞、灾异变化的原因以及天人感应的道理等问题时，这都归属经学的义理范围。然而在许多经典中无法找到这些义理的理论根据，因而，董仲舒采取了断章取义、主观附会的方法来编造，以满足汉代统治者的需要，这使得经学走向神学的歧途，歪曲的儒学本义，成为后来从儒学分离出来的方术。

第四、广泛的包容性

孔子的仁学、孟子由此发展提出仁政学说、荀子则对孔孟进行批判性改造，建立起兼综儒、法、道名家思想的理论体系。董仲舒又以此为基础，又融入阴阳、名、法、黄老诸多学说。在首推儒学的基础上，采众家之法，显示出汉代儒家的包容性。在董仲舒那里，我们可知道，他的杂繁的思想中有法家的集权专制；黄老的自然观、阴阳德行思想；又将儒家的仁义道德与阴阳五行的结合而建立起的以天人感应学说为核心的宇宙构成本体论体系。还将儒学的德治建立在灾异、谴告的基础上。

 

三、宋明新儒学

汉代新儒学在本质上是三教合流的产物，是发展过程中寻求完善的必然结果。

汉代儒学形成是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化特征的经学化儒学，并走在迷信谶纬的道路。其在强化汉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的同时，又成为危害统治阶级的因素。因此，东汉的儒学因之走向困境。

⑴、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君权神授”受到挑战。神学观念不能自圆其说

⑵、魏晋时期，儒学逐步被调和的名教和自然关系的玄学替代。

⑶、佛、道等的兴起及其理论上的完善，也严重地挑战儒家学说。

北宋时期，理学开山人物周敦颐援引佛、道的一些新概念、新范畴，张载、程颢、程颐各自提出“气”、“理”本体论，使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相结合，奠定了理学的基础。后移到期南宋，理学进入到鼎盛时期，形成闽学、陆学、吕学、永康、永嘉等重要学派。到南宋末，闽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思想的逐步上升到统治地位。由陆九渊、王守仁集大成的心学派也在南宋后期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宋明新儒学两大派别，影响了中国宋明新儒学的思想。程朱理学也成为官方哲学。

宋明新儒学的重要特征是使传统儒学哲理化，传统儒学倡导的是伦理纲常，长于伦理而疏于哲理，详于人道而疏于天道。由于传统儒学哲理不足，没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无法与玄学、佛学等思辨严谨的宇宙本体论相抗衡。因而理学家们在坚守伦理本位、道德中心原则的同时，吸收佛、道哲理思辨方法，丰富思维内容，提高理论水平，建构起以理、气、心为最高范畴的宇宙本体论。

⑴、周敦颐，将老子的无极太极、阴阳家的阴阳、五行、中庸的诚等到思想资料熔为一体，重新排列，改造道士陈抟的《太极先天图》，构建了一个宇宙本体论。

⑵、邵雍，以象数学的独特形式构筑出一个宇宙本体论。也体现了儒、佛、道相互融合的新特点。

⑶、陆王等成就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心即理”的宇宙本体论。

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以“性理学”而并称北宋五子，性理学所发扬的儒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更好的体现儒学社会功能，比之先秦儒学也有很大的不同。原始儒学所倡导的是日常行为规范、原则和方法，但缺少其形而上的理论探求和追问；性理学家们则在原始儒学的基础上进行形而上的深化。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使得社会道德的规范行为变而为人们遵循的律条，这比之法律更要命，“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从这里我们可知，儒学中性理学思想对社会进步的反动也就充分的表现出来了。

儒学发展至此，已不同于先秦、汉代的儒学特点了。其特征表现为：

第一、引入佛、道的哲思

周敦颐、邵雍等首先熔铸佛老思想入儒，构建起具有思辨性的宇宙本体论，彻底改造先前的儒学精神，使宋明新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提高到期一个新层面。

第二、穷理灭欲、重建礼制的道德理想

先秦儒家推崇的是周礼，讲究仁治；汉代则将“礼”体系化、制度上；而宋代更将“礼”提高到哲学化方向。至此儒学已形成完备的哲学体系、礼仪程序，进一步规范人的行为准则、心理结构和是非观念。礼的权威性得到高层面的确认。

第三、高扬“内圣”的经世学风

经世学风在原始儒学中指“圣”的外王之学与“仁”的内圣之学，孔子主张内圣与外王统一。“下学而上达”。孔子之后，内圣外王之学发生了歧异，孟荀分别发挥内圣之学和外王之学。宋明新儒学更关注孟子的内圣之学，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正心诚意的内在修身成为他们认定的经世之本。他们将“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专求“内圣”的经世学风，而“外王”从属于“内圣”，以“内圣”为指归。其结果是心性论谈高于治平方略，圣贤品德胜过世俗功勋。

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是圣贤人格，具有“内圣”与“外王”两方面的品质。虽然其源自《庄子·天下》，但后来却成为儒家的人格标准。内圣指德性修养，外王指政治实践。是“内圣”基础上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孟子提出“内圣之学”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 只要每人扩充人的善，压抑物欲之性,自身反省。这种内省的修养方法, 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

由于宋明儒学的影响，“德”被推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极少研究“外王”的经世致用，更重于“方寸之间”，而无外化的功业经世。宋儒后说使“内圣”成为理学的唯一内容。

但是，儒家思想也就因此而表现出他日益落后的一面。宗法思想所表现出的三纲五常、忠孝节烈的说教、强调君父主体的绝对权威性、及摧残妇女的思想，阻碍了社会发展与民族进步，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四、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的生命力。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服膺宋明心性理学为主要特征。以儒学主体为本位，吸纳融合西学，现实弘扬儒学之目的。现代新儒家们所关心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融会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问题。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他们强调在西方文化下解释儒学、发展儒学，建立起新的儒学体系。

此时传统儒学经宋明儒者的修正之后，到清代已成为精华与糟粕、财富与包袱、动力与阻力的复合体。近代的一批如魏源等学者提出师夷之长、胡适等学者照搬西方文化，推行全盘西化的极端文化主张，也就全盘否定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

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等儒学者以维护孔子的真价值，弘扬传统中真的精神，复兴儒学，融合中西方文化，并归于儒学，创造性的重建传统的儒学精神。随后的熊十力、贺麟、冯友兰等人从不同角度与方向推动现代新儒学向前发展。

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批判孔子耽误了中国的科学与民主，传统理学压折了人的本性和情感。熊十力则在《新维识论》中主张重建中国儒学的本体论，“唯心论的本体，宇宙论的开而上。”的哲学体系。具有国际化思潮的取向。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也提出“建设新儒家”“儒家思想新开展”等新观点。从这此儒者的文中，可以读到来自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和“柏格森主义”等理论内容。

现代新儒学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第一、援西学入儒，融贯中西

走融会中西之学的道路，希望能像宋明儒学那样吸收佛、道那样消融西方学说。仍以儒学为主体，吸纳来自西方传入的学术思想。梁漱溟所主张的是用儒学去解决来自西方的危机，创立新的孔学，以补中国哲学之短。强调要以博大胸怀，恢弘的气魄兼容、理解、吸纳来自西方的学术思潮，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第二、新儒学者没有把传统儒学与西方现代化看成对立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民主”，企图通过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西化来建立现代中国。他们更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融合，在道德主体的“本”之上，开创民主制度的新

总体上具有“返本开新”的文化思想，是回归儒家心性学的根本，开出现代科学与民主的“外王”之道，补充儒家“内圣”之学。根本上不离“内圣”之体、“外王”为用的思想格局。他们所依重的儒家根本其实仍是宋明新儒学的精神。

第三、文化保守主义的情怀

⑴、对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反省，互相参照，从中提示出中华文化的特殊价值。

⑵、吸收西学，目的是为了重建民族主体性的中华文化。冯友三偏于程朱理学，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则继承了陆王一脉。

⑶、坚持“中体西用”的基本态度，继承了儒家“道统”，维护传统道德。

梁漱溟用“东方精神文明”纠西方物质文明之偏。传统儒学被“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彻底抛弃了，而20世纪的新儒学者重新发掘并培植儒学、振兴儒学。这也是现代新儒学家的保守主义文化心态的一种写真。

总之，新儒学者们关注儒学，努力于传统儒学的复兴。这种良好愿望正是传统儒学所赋予人们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所激发出来的。他们对传统一往情深，希望是大儒学、是其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