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与杜丽娘形象之比较
【内容提要】 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在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放射着光辉。自两部剧作问世以来,不仅拥有广大读者,而且故事内容流传不息,反映了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本文分三个部分对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形象进行分析。首先,从崔莺莺和杜丽娘所处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其次,分析她们各自的性格特征,突出崔莺莺的含蓄和杜丽娘的执著。最后,分别从她们的身份和地位、叛逆性格、深情、情与欲和大团圆结局进行分析比较,找出她们的异同点,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女性追求爱情的坎坷历程有所了解,也对我们认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有帮助。
【关键词】 形象,叛逆性格,深情,
崔莺莺和杜丽娘是中国戏曲长廊中两个叛逆的女性形象。她们都具有反对封建婚姻,追求爱情的共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之间根本不允许存在从相互倾慕到结婚这样一种以爱情为纽带的自由婚姻。她们的命运操纵在家长手里,在封建阶级中尤其这样。文学作品里的爱情故事,不仅真实地纪录社会历史,而且深刻地反映故事所处的年代里人们对爱情的看法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一、崔莺莺与杜丽娘所处的社会环境
王实甫《西厢记》的故事写作背景是元代。而宗教在元代十分盛行,原因是蒙古贵族建立起的封建王朝对各种宗教采取的宽容和保护政策。“马上得天下”的蒙古贵族踏破了由程朱理学所构建的宋人社会,导致了元代信仰的多元化。“无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1]程朱理学受到严重挑战,尽管元代统治者提倡理学,但在南方儒家文化相对突出,因为蒙古铁骑主要势力在北方。元朝统治者采取民族压迫政策,公开将不同的民族划分为四等,汉族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种对待治下的臣民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样汉族中名门贵族更是对封建礼教推崇,以迎合统治者口味,所以《西厢记》中老夫人对崔莺莺的管教非常严,这使莺莺真实天性一直被压抑。崔莺莺生活在唐代,一方面,当时的门户等级观念相当严重,使魏晋以来的封建等级婚姻制进一步畸形发展。恩格斯在论述到中世纪欧洲封建阶级中的婚姻关系时曾指出:“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的论断也完全适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状况。[2]《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反抗性格主要体现在和老夫人的斗争上,老夫人极力维护“相国家谱”的清白,“不招白衣女婿”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情”与“礼”的冲突,因此崔莺莺体现出对“门当户对”的反抗,强调“真情”。另一方面,在元初很长一段时间废除了科举,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重吏轻儒,读书儒士基本排斥在政治之外。文人的社会地位降至最低,他们不得不混迹于勾栏瓦肆,嘲风弄月,创作大量有关爱情、婚姻的剧作,使俗文学登上了大雅之堂,当时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这就给崔莺莺的叛逆性格提供了契机。
《牡丹亭》的社会背景是明代。明朝统治者推崇理学。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学在明代发展到了极至。理学家用自己以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设计出来的宇宙图式和自然法则来解释人性,认为人的仁义道德如同宇宙法则那样天经地义,不可抗拒。所以人们必须“存无理,灭人欲”,按照上天的意志去行动,而不要有任何个人私欲。在这种情况下,晚明产生了以李贽为代表的肯定人的欲望,要求个性自由的文学新思潮,提出了“童心说”,认为人性的本质是“真”,“真”是主体的自由意识要恢复人性。晚明的社会新思潮同样深刻地影响戏剧创作。特别在一些爱情、婚姻题材剧作中,主“情”反“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十分突出。汤显祖以思想家李贽为友,受其影响,作品中也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所以杜丽娘所处的社会环境比崔莺莺更严酷,更令人窒息。皇帝后妃亲自编写的提倡妇女贞操节烈的教科书,使明代妇女所受到的封建礼制束缚比以往代都要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杜丽娘不能像崔莺莺那样邂逅青年书生,她只能靠自己个性的觉醒,在整部作品中,杜丽娘与父亲杜宝的斗争焦点并不是门当户对,而是“人性复归”,以至杜丽娘和柳梦梅走上金銮殿喊出儿女情事是“阳阳配合之正理”的口号,这有力地批判了明朝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表现人性的不可扼杀,强调“人欲”。因而杜丽娘的反抗比崔莺莺更坚决,也更为强烈。《牡丹亭》中,天真的春香虽不如红娘,但对杜丽娘的青春觉醒也有启发。
二、 二、崔莺莺与杜丽娘的形象分析
(一)崔莺莺
崔莺莺是相国小姐,能诗擅文,深受封建礼教文化的熏陶。在跟随母亲送亡父灵柩去安葬,途中寄宿普救寺,与赴京考试的张生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却因礼教无从亲近。在孙飞虎围兵普救寺,老夫人许婚,张生下书解围之后,莺莺听到红娘说老夫人请张生和她结亲,满心欢喜,甚至感激老夫人“俺娘也好心多”。谁知之后接着是老夫人食言“赖婚”。崔莺莺只有暗地里伤心、埋怨,在心里咒骂老夫人。当她听了张生在琴中向她倾诉心事后,更加爱慕张生。但毕竟她是相国小姐,家庭教育和上层社会的身份,使她难以贸然走出和张生自由结合这一步。明明是她叫红娘去探望生病的张生,但当红娘带回张生给她的信时,她却又责骂红娘“我是相国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虽这般说,她却又花言巧语让红娘带信给张生,叫他下次休得如此。但当张生打开信时,却喜出望外,原来莺莺寄去的是约会的诗简。当张生前来约会时,她又用大道理责备了张生一通。崔莺莺的矛盾心理,展示出她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但同时又深受封建礼教浸染。最后在婢女红娘的帮下,莺莺冲破礼教樊锁,与张生私下结合了。可以看出莺莺迈出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崔张私下结合了,老夫人重家谱门第的顽固意识还存在。在老夫人以“三代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张生上京赶考,她却对此不感兴趣……
杜丽娘
杜丽娘在作品中所受到的封建礼教压迫非常残酷。她生于名门宦族,犹如生活在一张封建礼教的大网中,处处受到封建家长的管教。她终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庭学院里,在府衙里生活了三年,还不知道后面有个后花园。白天睡一会儿午觉也遭到母亲的训斥。衣裙上绣有花鸟,也受到母亲的责怪,“怪她裙钗上,花鸟绣双双”,生怕引动女儿情思,杜母认为“凡少年女子,最不宜艳妆,戏游空冷无人处”。为把女儿教育成标准的封建淑女,杜宝还特地请来了老儒生陈最良教女儿学习《诗经》,借此向她灌输封建礼教的教条,希望她“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光辉”。这大大违背了她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个性。“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杜丽娘,她偷读过《题红记》等禁书;在解读老师所说的后妃之德的《关雎》时,她说:“关关的雎鸠,尚然有洲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因此她违背女子“深藏简出”的禁令,在春香的扶持下到空无一人的花园中游玩。自然春光触动了她内心情怀。发出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感慨。春香的“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一句更是让杜丽娘幽怨从生,不觉中她产生了“人生空虚论”,感到自己生存的荒芜与空虚。在实现不了自己理想,最后只好为情而死。杜丽娘的死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势力压制和束缚的必然结果。也是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杜丽娘所受到的礼教束缚之残酷,无疑反映了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明代时代特点。
杜丽娘的形象独特还不仅在于此,更另人惊奇的是,她到死也没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在阴间这个幻想的世界里,她摆脱了现实世界的种种束缚,对爱情的追求大胆、更热烈、更坚定。她终于找到了梦中情人,并受爱情的感召起死回生,与柳梦梅结为夫妻……
三、 三、崔莺莺与杜丽娘的形象异同
(一)(一)身份和地位
崔莺莺是唐国相府小姐,杜丽娘是南宋初年南安太守的女儿。崔莺莺能诗善文,杜丽娘擅长丹青,两人同样是高中的家庭背景,同样聪慧美丽,都有高深的文艺修养,都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但一个受到崔老夫人按照封建道德标准管束,另一个受到按照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严格训练出来的官僚父亲的严格管制……
(二)(二)叛逆性格
崔莺莺
崔莺莺的叛逆性格突出表现在她对家世利益的蔑视。崔莺莺出身名门这点就决定了她的命运。她的父亲崔相国生前已将她许配给郑尚书的儿子。有“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的老夫人要女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性”。训女儿“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然而封建家长的严格管束没能锁住这位美丽少女渴望爱情的心灵。莺莺与张生在佛殿相逢后,就“非礼而视”;当红娘向她描述张生“并不曾娶妻”的大胆表白时,这书生敲动了她心弦。所以当张生隔墙联吟时,她怦然心动,就“非礼而听”;应韵而和“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这首诗,更是“非礼而言”。这带上了相当大胆的叛逆性质。要知道她当时热孝在身,所在的地方又是四大皆空的佛门净地,这种特殊的情况,按礼教规定,她更不应该有关于爱情的念头。
老夫人赖婚后,她骂母亲是“狠毒娘”,对封建家长表示强烈不满,最后终于“非礼而行”,与张生结为夫妇,这无疑是叛逆的,和当时“门当户对”关念是对立的。张生不过是个穷书生,他们身份相差悬殊,然而她无视这个,私定终身。事发后,她不仅没有悔意,反而对老夫人逼张生上京赶考获取功名不以为然。在送别的宴席上,当老夫人离开后,莺莺对张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此一行得不得官,疾便回来”。表现了她在功名利禄问题上与老夫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并且还嘱咐“你休却‘金榜无名誓不归’”。表现了莺莺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现实的不满。她只希望“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杜丽娘
杜丽娘是一个带浪漫主义的叛逆者艺术形象。古老的恋歌《关雎》唤醒了她的青春意识,她感到深闺的寂寞和青春的荒芜。《游园》一出是她对封建势力的一次大胆反抗。当她在春香的引导下未经父母同意,来到后花园游玩时,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吹醒了她的青春活力,刺激了她要摆脱礼教的桎梏、追求个性自由、爱情幸福的愿望。“惊梦”、“寻梦”是她继“游园”之后对封建礼教的又一次大胆反抗。梦醒之后,一切都消失了,园中景色依是断井颓垣,梦中情境难逢,杜丽娘落入了极度悲伤和忧郁的心境中,并且开始了对爱情更加执着的追求。
寻梦不成,杜丽娘为情而死。但杜丽娘的死决不是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和对封建势力的反抗,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进入鬼蜮的杜丽娘,由于离开封建礼教的直接管束而显得更为大胆。她不满足以鬼魂的身份和情人幽会,她既然能为爱情而死,更可以为爱而复生。所以她毫无顾忌地与胡判官理据力争,使自己还魂复生。“冥判”后,她不用煤约之言,自己深夜敲开情人的房门,表白心愿,结下“生同室,死同穴”的誓言。不仅如此,还魂后的杜丽娘还一鼓作气。为了得到父亲的同意,杜丽娘同皇帝以至整个社会所尊崇的封建礼教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此时的杜丽娘是一个桀骜不驯,泼辣大胆的反抗形象。在皇帝用“不待父母之命,煤约之言,则国人父母皆贼之”的封建教条指责她时,她理直气壮的说“真乃是无煤而嫁?保亲的是母丧门,送亲的是女夜叉”。她勇敢地捍卫了爱情的权利,追求到了自己的幸福……
(三)(三)深情
虽然崔莺莺和杜丽娘的“情”有所不同,但可以说她们都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她们斗争的最终归宿仅仅是因为爱情。 崔莺莺作为相国小姐,对穷书生张生如此倾慕,真心相爱,实在难能可贵。在老夫人逼张生上京,面对即将远去的爱人,莺莺千叮万嘱“顺时自保揣身体”,“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最要扶持”。这些体贴入微的话语,写出莺莺对张生的缱绻深情。对莺莺来说,“金榜题名”不过是“蜗角虚名”,她根本没有热情。她向张生倾诉的真实情感是“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的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在“惊梦”中,莺莺“瞒过俺能拘管的夫人,稳住俺厮齐的侍妾”私奔出城,追赶张生,她跑过荒凉的旷野,走尽崎岖的道路,终于赶上张生,对他表示自己这样的心愿“不恋豪杰,不羡骄奢;自愿的生则同 ,死则同穴”。这虽然是出现在张生梦中的莺莺,但梦中莺莺所想的,正是现实中的莺莺所想的。张生赶考赴试,金榜题名后急忙修书给莺莺,莺莺接信后,忙派琴童给张生送去书信和瑶琴、裹肚、汗衫、袜儿等物遥寄相思。并附诗曰“阑干倚遍盼才郎,莫恋宸京黄四娘。病里得书知中甲,窗前览镜试新装”。莺莺对张生的爱是互相倾慕的产物,丝毫没有掺杂世俗的考虑和利害的打算。可以看出王实甫笔下的莺莺形象在珍视爱情、蔑视功名等方面有明显提高。杜丽娘为了一个梦中人,演出了一段生生死死的爱情,可谓痴情之极。杜丽娘对自己父亲不承认自己婚姻时,她当面据理反驳父亲……
(四)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情”和“欲”
对于情欲,莺莺和杜丽娘表现得不一样。一个朦胧一个大胆。“研究和观察表明,爱情的动力和内在的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族的本能”。[3](瓦西列夫《情爱论》)剧中崔莺莺一出场,面对“花落水流红”的残春她是“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在未见张生之前,她更是一般闺中少女被封建礼教压抑下的莫名苦闷,少女怀春,直到遇到张生,她的情欲才开始觉醒,“情思不快,茶饭不进”。在张生暗含情欲的琴声中,她暂时忘掉礼教束缚,她写诗约张生,当张生跳墙而入时,她又“赖简”。这种行为变化,是受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尽管她性本能使她渴望性爱,但从小受到的封建教育形成一种强大的自我阻力,从而约束她本能冲动,当莺莺得知张生为情思念成疾时,她内心强烈的情欲终于烧毁了“天理”的樊篱,达到了两情相悦,实现灵与肉的结合。
莺莺对张生,显然是由“情”到“欲”,而杜丽娘对柳梦梅,则是由“欲”到“情”。杜丽娘之所以爱柳梦梅,并不像莺莺爱张生那样,仅因为“一品人才”,而是因为……肯定人的欲望存在的合理性,是《牡丹亭》空前的时代特点。
(五)大团圆结局
《西厢记》和《牡丹亭》最后以“大团圆”的喜剧收尾……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崔莺莺和杜丽娘是我国文学史上两个美丽叛逆的女性形象。她们都在爱情问题上悖逆封建礼教,成为反抗礼教压迫的妇女艺术典型。从崔莺莺到杜丽娘的叛逆爱情,反映着作者创作的主题思想的演变,从反对门当户对,再到追求个性自由,无不打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散发着永恒的艺术魅力。
【注释】
[1]宋濂.元史[M].中华书局,1999年10月第2967页
[2]钟林斌.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简论[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79年11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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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岁月白发苍苍去吧.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的叛逆爱情比较: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3-11-17/260938.shtml,2007-10-13
[11]袁美勤.简论杜丽娘与崔莺莺形象差异[J].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3月
[12]杨芳芳.崔莺莺与杜丽娘形象比较[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3月
最近更新时间:2007-12-22 00:22:15 浏览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