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安徽阜阳举报人蹊跷死亡续:家属再遭官员恐吓

中国青年报:阜阳“白宫”举报人蹊跷死亡调查

　　2008年3月13日凌晨4时55分，阜阳市颍泉区豪华办公楼“白宫”举报人李国福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死亡。

　　2007年8月26日，李国福返回阜阳市当天被颍泉区检察院带走，随后被拘留、逮捕。此前李国福曾多次到北京举报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违法占用耕地、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等问题。

　　李国福是张治安的下属，曾任阜阳市泉北贸易区经贸发展局局长兼安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死亡前3个月，被捕入狱的李国福曾写信给张治安忏悔，说是受人唆使举报他，请求张治安原谅。

　　检察机关出具的调查结果显示，李国福属于自缢身亡，但其家属不认可李国福自杀的结论，认为死亡原因蹊跷。

　　举报人李国福在见律师前几个小时死在了监狱医院

　　3月13日14时许，李国福的老伴袁爱平、长子李登辉突然接到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夏小行政村村支书李彦的电话，得知李国福死亡的消息。

　　15时许，袁爱平带其子女赶到了安徽省第一监狱（坐落在阜阳市）。此时，颍泉区检察院、公安分局相关人员已经到达，告诉他们，李国福于凌晨4时55分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位于监狱内部）上吊死了。

　　无法进入监狱大门，看不到现场，也见不到李国福的遗体，李登辉等人情绪激动。

　　当天下午，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李登辉和李国福的四女婿靳峰在监狱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了死亡现场。

　　靳峰说，录像显示，双目失明的李国福凌晨4时许起床，摸索着撕了手纸，拿了钥匙，神态安静地走出二楼病房。据同室汪姓犯人介绍，半夜醒来后不见李国福，以为他去上卫生间，十多分钟后不见回来，就下楼寻找。

　　据汪姓犯人介绍，当时一楼通向厕所的铁门仍然锁着，他看见楼梯后的铁栅栏前模模糊糊站着一个人，就问，“老李，你在那里干啥？”对方没有回音，他走到跟前发现李国福上吊了，身体还有温热。

　　监狱工作人员告诉靳峰，李国福是用一条布带上吊死的。

　　3月14日，在公检法部门多人陪同下，袁爱平及其子女在殡仪馆见到了李国福的遗体。

　　家属发现，李国福“脖子两侧有很深的勒痕，正前方颜色很浅，双目紧闭，嘴巴紧闭，锁骨附近、后颈部和背部有大片青紫”。

　　2007年8月26日，李国福被颍泉区检察院带走，10月12日被批捕。李国福患有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左目失明多年，12月18日，右目失明，家属曾多次要求保外就医。2008年1月11日，李国福被转移到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接受治疗。

　　3月4日，颍泉区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

　　3月11日，代理律师获准3月13日上午会见李国福。3月13日凌晨4时55分，李国福死亡。

　　3月17日下午，李登辉拿到了死亡鉴定书，结论是自缢身亡。

　　为什么李国福在会见律师前几个小时突然死亡呢？

　　袁爱平及其子女对李国福的死产生了一系列疑问，李国福生前性格开朗，从未流露过死的念头，管教和同室人均表示，李国福情绪正常，没想到他会死，怎么会突然自杀？

　　靳峰仔细察看了死亡现场，上吊的铁栅门横栏与李国福身高相当，怎么能吊死人呢？上吊的布条是从哪里来的呢？而死亡鉴定书上说是用绳索上吊的，两者说法为何不同？监狱有两道安全岗，李国福上吊的铁栅栏后就是一条路，对面还有值班的人，怎么没人发现他上吊、听到他挣扎的呻吟？他锁骨附近、后颈部和背部有大片青紫怎来得？上吊死的人怎么会紧闭着嘴巴？

　　自从被检察院带走后，其家属再没有见过李国福，家属怀疑是有人怕他向律师说什么。

　　李国福死前曾写信给张治安忏悔

　　李国福死亡当天下午，案件主办人――颍泉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郑涛也出现在监狱门口。李登辉等人发现郑涛手里拿着一部录像机，以为会有李国福死亡的现场录像，双方发生抢夺。李登辉最后发现录像机存储卡已被拿走，但却意外地在郑涛的公文包内发现了李国福写给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的一封亲笔信，写信日期为2007年12月16日。

　　在台头写着张治安张书记的这封信中，李国福说，“我错了一回没听你的话，我悔恨不已，彻夜难眠”、“是我的错，我万分惭愧，我对不起你”、“我在看守所里重病缠身，后悔、惭愧、痛心折磨着我，我拖着流血的心，没脸和没机会见你”。该信先后四次提到被人利用、听了别人的离间计和教唆。

　　“请你原谅我一回”、“你放过他们吧，我做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请你原谅，高抬贵手，放我一马，网开一面，我没齿难忘，终生报答”。

　　“我对不起你，但是有一条我无论什么时候决不会反对你，就是现在我死了，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埋怨你”。

　　“我给你写的一封信和别的检举你的信还没来得及给你我就进了看守所”；“检举信现被反贪局搜去了，11月30日汪检察长来问和挂号信的回执一块都带来问我了，你放心，张书记，我什么都没证明，都没讲什么。”

　　信的末尾，李国福说，“我保证，我如实交代我所犯的错误和领导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定痛改前非，跟上你，听你的话，争取你的宽大处理，我来世报答，无怨无悔。全家人叩拜谢你了，代罪人李国福”（以上为原文）。

　　尽管在这封信中提到了死，但其家属认为，这封信是李国福为了向张治安表忠心，并非真的想死。

　　据李登辉说，当天晚上，在一番搜身之后，他在办公室把信交给了张治安，“他看也没看就扔在一边”，张治安问，“原件呢？”

　　李国福多次进京举报张治安

　　近两年，阜阳市许多干部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李国富一直在告张治安的状。然而，其家人却称不知内情。

　　袁爱平说：“俺没听说他告张书记的事，老头出去过好几趟，不知道是干啥。”

　　2007年1月，颍泉区政府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被《农村农业农民》杂志曝光。

　　袁爱平说，去年春节过后，李国福回家发牢骚，说张书记要算他的账。

　　此后，李国福以出门买药为名，多次出门，去了北京。

　　2007年8月中旬，颍泉区检察院检察长汪诚告诉李登辉，限期10日，打电话让他父亲回来，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县委办公室也专门给李国福打电话，让他回来解决问题。

　　8月26日一大早，李国福从外地回来，袁爱平和其女婿张俊豪开车去接他。在路上，李国福说，他还要出去几天，已经给张书记写了信，在外面把信发了，中秋节就可以回来了。

　　正在说话间，一辆轿车突然横在前面，颍泉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郑涛下车过来。

　　“李国福，你犯错误了，不要跑。”

　　“俺不是跑，俺又没贪污，跑啥跑。”

　　随后，李国福被带走，袁爱平、张俊豪也被带到了一家宾馆，被隔离审问。

　　袁爱平说，检察院5天5夜不让她睡觉，轮番审问，但她不知道任何情况。

　　被关了34天之后，袁爱平被释放，但被公安部门监视居住至今。

　　其间，检察院到李国福和张俊豪家中搜查，扣押了大量物品，其中包括李国福孙女的一个11万元存折，检察院曾多次要求李登辉将11万元存款取出，其母才能回家，但被拒绝。

　　查扣清单显示，检察院在李国福随身带的密码箱中查出了7份检举信，“举报区委书记张治安利用职权受贿等，数千农民在流泪，万亩良田被糟蹋”，还有许多照片，大宗邮件交寄清单一份。

　　据李国福在北京亲戚处存留的一份举报信显示，这份题目为《数千农民在流泪，万亩良田被糟蹋》的举报信，列举了张治安的六项罪名，一、欺上压下，无任何审批手续强行征地万余亩；二，藐视法纪、顶风作案，拆除一个小学建成美国白宫样式的新大楼，耗资巨大，而且是“三无”违章建筑；三、滥用土地，以土地换黑金，用耕地建别墅群；四、挪用资金，2005年至2006年，张在生态园内建了一个高尔夫球场、跑马场和吃住游乐为一体的别墅区供玩乐，所用资金基本为他挪用水利资金和教育资金2000万元……

　　女婿张俊豪被捕，逮捕证上没有公安局长的签名

　　在李国福被带走的当天，张俊豪也被检察机关带走，2007年9月29日，其家属拿到了拘留通知书，10月12日，张俊豪被批捕。2008年3月5日，颍泉区法院开庭审理，检察院以贪污罪、帮助毁灭证据罪、窝赃罪对张俊豪提起公诉。

　　检方认为，张俊豪在受伍明镇指派帮助该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从事会计工作期间，贪污公款22239元。

　　张俊豪的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辩护人认为，张俊豪到社会事务办公室从事会计是因为身为会计的妻子怀孕在家，是帮忙，不是正式工作，他的正式职务是镇团委书记。

　　所谓贪污的22239元钱是单位的小金库，张俊豪向法庭提供了账目清单。

　　对于毁灭证据罪、窝藏罪，律师说，8月24日，张俊豪接到其岳父安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福电话，将两万元退还给购房人许军，许军此前一直找不到安曙公司的收据，后许军找到收据，两万元在许军打收条后退还，该罪名不成立。

　　时隔45天，张俊豪案件一直没有宣判。4月18日下午，法院约见张俊豪的家属，在颍泉区法院的会议室，院长杜奎和刑庭庭长王亚莉与张俊豪的哥哥进行了一次聊天式的“谈判”。这次约见被院长称为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谈判”的主旨是希望家属做通张俊豪的工作，说服其在判决书下达之前能够认罪，法院会酌情判其缓期。

　　让其家人不解的是，张俊豪被关押37天,后来出具的拘留证上办案人名字被涂掉，逮捕证上居然没有公安局长的签名。

　　颍泉区检察院检察长汪诚对记者表示，张俊豪案件与李国福案件无关，张俊豪案件是纪委交办的。

　　而颍泉区纪委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该案件是他们2007年9月下旬交办的，但对具体办案程序没有正面回答。

　　李国福曾被指控四项罪名

　　起诉书显示，李国福案牵连的人数多达41人，包括张俊豪在内另案处理4人。

　　检方指控李国福犯贪污罪、受贿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四项罪名，李国福贪污公款94万元，受贿11万元，在对李国福的指控中，其中贪污房屋转租差价、转卖差价共61万元。

　　袁爱平说，皖西北商贸城建设初期，没人买房，区政府发动干部们买房，李国福作为项目负责人，贷款订购了10套，后来将几套房屋转租转卖。

　　检察长汪诚称，李国福买断10套房屋却再次以安曙房地产公司名义转卖，实际上已经构成了贪污。

　　李登辉说，其父死后，伍明镇党委书记张筱琳等3人曾找其家人做工作，要求他们在两会期间不要上访，还以开除公职相威胁，并答应他们的一系列要求，查明李国福死因，恢复名誉，不再追究其他人责任，扣押车辆钱物全部返还。并转达了张治安书记的原话：“张俊豪的案子不再追究，无罪释放”。

　　3天后，因为有关部门出具了李国福自缢身亡的结论，并强行要求他们火化尸体，双方产生分歧，李国福遗体至今仍在殡仪馆存放。

　　自李国福被检察机关带走后，袁爱平及其子女先后4人因精神出现问题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

　　安徽阜阳颖泉区“白宫”举报人在该省第一监狱医院蹊跷死亡的新闻，令人震惊。从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看，这个举报人在行使了自己的公民权利后，即遇到种种麻烦和迫害。

    先是被反贪局逮捕，锒铛入狱，在看守所即便双目失明也不许取保候审；接着其妻子子女数人被认定有病，送进精神病院；后来举报人在严密看管的监狱医院被宣布为自杀身亡；日前，死者家属又受到威胁和恐吓。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电影里，已经够让人恐怖的了，如今发生在现实社会里，不能不让人愤怒，希望司法机关独立办案，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追究所有责任人的刑事和民事责任。

　　举报人必须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道理不言而喻。问题是，如何用具体的措施保护，如何避免举报者被权势者打击报复，如何让被迫害者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辩护等等，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从法律层面上说，举报官员违法乱纪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事实上，在某些地方，尽管你运用了法律许可的权利，一些官员还可以轻易剥夺你的权利，给你扣上一顶诸如伪造国家公文罪、伪造公章罪等，就可以限制你的自由，让你不清不白地受冤屈。

    由于一些体制上的不完善，当地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干部的任免权在当地官员的手里，所以权力的影响就会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如何防止冤假错案出现，关键是需要有一套严密的法制体系，严格遵守程序公正。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司法机关要独立办案，互相制约，不受任何权力的干扰，不搞有罪推定，不搞刑讯逼供等等。

    “十年动乱”由于无法无天，制造了无数个冤假错案，使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受到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受害的依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

    从安徽阜阳颖泉区“白宫”举报人事件看，那里既有逮捕、刑讯逼供，又有制造罪名、威逼恐吓，试问一下，正常的法律程序哪去了？公开的审判哪去了？为什么没有舆论的参与和监督？为什么没有被害人及其家属申辩的声音？这样的法制环境，怎么会有公平正义，怎么会有和谐稳定，怎么会有老百姓的福祉？

　　幸亏还有中央的媒体，幸亏还有互联网，安徽阜阳发生的事情还是不可阻挡地“公诸于众”，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即便到这件事情完全清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问一句，还有多少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还有多少贪腐的官员没有得到惩处，还有多少司法腐败的现象没有得到治理？我们不能老是让人们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后再来修补自己的漏洞。

　　举报阜阳“白宫”的李国福死了，死在阜阳监狱医院里，据说是自缢，而死前，他因为贪污罪等四项罪名被逮捕、起诉。

　　对李国福死亡原因尚需要进一步调查，同时他的遭遇也对举报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拷问，第一，当地有关方面如何知道是李举报的，举报规定的保密制度落实到哪去了？这说明举报人信息的保密出了问题。

　　第二，对举报人的人身保护又哪去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近年以来不断有举报人被迫害的事件出现，从被劳动教养的李文娟；到险遭砍杀的花锦平；至被砍断脚筋的龚远明。最高检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

　　这是否说明，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律，强化对举报人的保护力度？目前，《刑法》第254条虽然规定了报复陷害罪，但类似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鲜有启动和操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刑法》仅规定了刑种和刑期，但未解释何为报复陷害，罪状过于简单。对该法条的司法解释又超越了法律本身，规定情节严重的才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增加了立案标准。

　　除此之外，对举报人保护侧重于事前保护还是事后惩罚至关重要。一些法治先进国家，都是将事先保护放在第一位，如美国l997年l0月修订的美国法典规定的保护措施包括：为其设计一个匿名的身份，帮助其在一个不会被认出的新的城市生活。在美国有数千个城市可以隐藏证人，项目被接受后，马歇尔办公室即着手为其及其亲属制作新的身份证并寻找定居地点，这要求多部门合作、项目周密、保密严格。德国考虑得更加全面。首先，举报人、证人在被询问时可以拒绝透露诸如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等相关的身份信息；可以要求用屏风或者面具等遮挡自己，或者坐在由单向玻璃制成的作证室里。

    其次，在确信受到威胁时，可以在排除被告及其律师以及第三人在场的法庭上作证。如果这样还不足以保证安全，可以要求在法庭外审理，利用高科技采取视频、音频传送，包括变声、变像处理等特殊方法作证。再不行的话，就可以采用委托询问的方式，制成笔录提交法庭，某些情况下，连法官都不了解举报人、证人身份。

　　可以想见，如果这样的保护措施能落实到位，一定会有更多的公民勇敢地站出来与腐败滥权做斗争，而我们的司法又能节约多少成本，举报人不须上访又将节约多少社会资源。

　　阜阳“白宫”举报人蹊跷死亡的案件经报道见报后引发强烈反响。据悉，当事人家属再次遭到相关部门的威胁、恐吓和调查。(4月23日《中国青年报》)

　　笔者看来，《中国青年报》的后续报道中主要告诉读者两点，一是“白宫”举报人家属在报道出来后仍遭到当地官员恐吓；二是因报道在阜阳市政府部门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议论纷纷——大概迫于压力，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不得不向市里领导汇报有关情况。

　　张治安如何向他的领导汇报，我们不能臆测。可依常识，这个“一把手”又能汇报什么呢？

　　他能汇报自己“有错”乃至“有罪”？依常理推测不会。你说他能汇报因为举报人得罪过他，他就要部署区检察院和纪委收集举报人的材料，随后就是将举报人带走、拘留、逮捕，然后是蹊跷死亡？不会。因为这样做，且不谈什么“司法独立”，至少说明不合司法程序，不是在“依法治国”。

    再说，这个“一把手”的所作所为虽然不能说在此次媒体报道之前尽人皆知，似乎也不能说全是“暗箱操作”。他拆除一所小学，违法占地，耗费巨资建成美国白宫样式的新大楼有目共睹。

    而他到底向多少官员行过贿，我们这些局外人当然不知，但从此次媒体报道中毕竟也还是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报道中一句“张治安行贿金额中有10万元被法院认定为张华琪索贿”就可以证明张治安在向官员行贿这一点上不是“小打小闹”。

    既然连当地法院公开认定这个“一把手”有进行巨额行贿事实都不能影响其“前程”，甚至“据知情人透露，去年，阜阳市委曾提名他做副市长，因为行贿劣迹被省里否决，可以重用，不能提拔”，张治安又还有多大的“过错”不敢向市领导进行汇报的呢？又还有什么行为能算得上他的“罪过”呢？

　　既然这个“一把手”不可能向市领导汇报他有过错或有罪过，那么就只能就媒体报道中一些“说法”进行“汇报”了。可他又能如何汇报呢？依常情，他绝不会汇报说《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完全属实”或“基本属实”。因为如果是那样，他也就不必再去汇报了。

　　可既然上面所说这些都不可能汇报，那么这个“一把手”又能向他那儿的领导汇报什么呢？这大约是很多读者都想知道的吧。

　　香港奇拿复出，网络一片寂静。相比之下，周正龙每次张嘴都能上报纸评论版。早就预言不出三月民众就会忘掉“艳照门”是什么门，也断定华南虎跟《越狱》一样要拍第N季，没完没了没结局。因为没人能对几张明星裸照持久不厌，但对真相的追寻，却永无歇止。

　　现在不少人听到华南虎就烦。但不管有多烦，一遇到无法揭开的黑幕，就会有人提起华南虎。这些天《中国青年报》独家报道了安徽阜阳“白宫”举报人李国福蹊跷死于狱中，显然，又一只“华南虎”来了。

　　一系列的谜团。为何死前李国福给他所举报的区委书记写忏悔信？为何自认受人唆使？为何请求被举报人原谅？原谅什么？为何自杀？为何其女婿张俊豪逮捕证上没公安局长签名？为何有人敢说出“张俊豪的案子不再追究，无罪释放”这样口含天宪的话？为何李国福妻儿先后4人因精神出现问题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

　　黑幕，阳光透不进的黑幕。面对无孔不入的地方权力，面对当地发动起来高效运转的社会机器，无力的公民能从可怜的蛛丝马迹上探究到什么？你能靠近真相到哪一步？100多家网站转载，数百万计网友评论，网民强烈要求彻查真相，给人民一个交代，但除了呼吁还能怎样？舆论能揭开真相吗？再没有其他事件能掀起华南虎事件那样旷日持久且声势浩大的舆论高潮了，但是，真相呢？

　　试图靠舆论来揭开真相的努力，在华南虎事件中我们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网络战到纸媒，从纸媒战到两会会场，舆论能做的事，基本在这一事件中都做完了，可真相仍旧捂在黑幕之下。现在已没有人给华南虎计时日了，下一个时间窗口直接推至六个月后的周年纪念日。这是只打不死的纸老虎。

　　豪华政府大楼举报人死亡之谜背后的权力背景，远比华南虎来得强大，利益也更复杂，这已不是几张照片真假的闲情逸致，而是事关人命生死，事关权力腐败、司法公正的宏大命题……对不起，这已是个心结，遇上任何被权力之手捂盖的黑幕，我们都会想到那只华丽的纸老虎。老虎不死，又何有信心与热情再挑战什么？

    当今中国的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生存状态相当扭曲。一个画面是，某些官员滥用权力，为所欲为，甚至可以说专横跋扈，民众意见得不到起码的表达，民众对官 员的愤恨无以复加，不满情绪不断发酵。

    另一个画面是，一旦某个官员因贪腐嫌疑被调查，多半墙倒众人推，不仅民众预先判定其有罪，其它官员乃至行政机构都迅 速与之切割，在拉一把和推一下之间，多选择落井下石。

    不是官员们没有兔死狐悲的情义，不懂得官官相护的道理，而是当今之世，痛恨官员的腐败，是最大的民 意，为有腐败嫌疑的官员说话，等于是政治上不正确，谁说，谁就先有了嫌疑。

    最近媒体报道的前唐山市副市长因受贿嫌疑受审，在基本的证据有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审讯居然一波三折，受到了行政势力的强大干扰，延续三年，最后才无罪释 放，而且居然成为此类案件的一个特例，此案之所以如此曲折，而且历经数年才被披露，如果没有特别的权力斗争的背景的话。

    本质上，应该与官员的这种扭曲的生存状态有关。要说治理官员腐败，无疑有大量漏网的，但也未必说百分之百每个嫌疑受审的官员都没有冤枉的。但是只要说官员冤枉，好像就大逆不道似的。更进一 步，网络上逢官必反，连官员被暗杀，全家被害，也是一片“活该”之声，多数人其实对被害者没有起码的了解。

    奇怪的是，这种跟“政治正确”划等号的民意，实际上是在民意得不到充分、合理表达情况下的畸形状态。是一种起哄似的、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民意。好似一种在石头重压下生长起来的植物，虽然也叫个植物，但长得七扭八歪。

    这种状况，怨谁呢，我们的某些官员，很喜欢一言堂，喜欢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上称王称霸，要求人们对他们有敬畏之心，在这种普遍的敬畏之中，自己的意志 可以畅通无阻，如果有阻碍，就用铁腕加以整治，警察和司法机构，几乎成为长官个人意志的工具。

    接连发生的涉及县委书记、县长的“手机文字狱”，就是这种铁 腕的产物，铁腕整治甚至在个别的县太爷那里，余威居然延伸到了北京中央大报的记者头上，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跟铁腕相配套的，是局部地区的针对主管官员 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

    但凡铁腕的官员，十有八九，其麾下控制的媒体，非常自然地就会变成宣传主要领导的工具，这种宣传，往往会变得十分肉麻，不吝惜各种 “伟大”和“著名”之类的封号，但官员却乐此不疲，甚至花钱在自己辖境以外的媒体上，为自己做软广告。

    当然，组织“阅兵”和“民众自发的迎接”活动，也是 这种主管领导个人崇拜活动的一部分。

    在这种气氛和格局下，即使有不同意见，有人敢提出来吗？“正常渠道”虽然都摆在那里，谁敢说什么呢？一个表示不满的手机短信，都可以动用侦察机关，用高科技手段加以侦破，然后把当事人抓进去判刑，还会有人亮出身份，公开投书，或者到有关部门反映意见吗？当然不会。

    但是，民怨若水，堵则成害，普遍的仇官意识，仇官情绪，就是各地的涓涓细流汇成的。只要碰上哪怕一丁点不是理由的理由，就会突然迸发出来，形成群体恶性事件，连带着在网络上得到放大，形成一种网络仇官的狂潮，一种实际上并非理性的民意。

    民粹式的民意，跟专制化的治理，是一对好朋友。非理性的怨毒情绪，恰是在这种铁腕治理中积蓄起来，其强大的能量，最后释放出来，实际上对一切人都不利，对 官员尤其不利。

    再铁腕再霸道的官员，最后终有下台之一日，而且，还有可能中间犯事，或者因有犯事的嫌疑受审，在这种民意环境下，官员能否得到公正的审判， 肯定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