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一个曾经辉煌的年代。《郧台志》消失四百年后从海外归来，惊现出十堰历史上的郧阳抚治时期。明成化十二年（１４７６年），郧阳，从一个山区无名小邑一跃而成为华夏雄藩巨镇，开启了郧阳抚治时代。前后２０５年的历史，１２０名朝廷重臣曾经坐镇郧阳，辖鄂豫川陕毗邻地区的五道、八府、九州，钳制汉江三千里流域地区。由此可见，郧阳在历史上曾经是国家中部“四塞奥区”的中心城。今天，我们整理发掘将要失落的郧阳抚治文化，对于丰富十堰历史文化内涵，促进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汽车城、水电城、旅游城、生态城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郧阳府诞生始末

      在郧阳设府前，长达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境内从未建立过相对完整、统一的郡府建置，所辖地是分散隶属于周边郡府的；比如汉代，今郧县等地属汉中郡、丹江口则属南阳郡；宋代，郧县等地属均州、房县、竹山等地属房州，上津属商州；元代辖地属襄阳路（河南行中书省）与兴元路（陕西行中书省）等等。
　　那么，为什么恰好在明代中期要设立一个郧阳府呢？这之中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前因后果呢？

诞生前夜的风暴

　　明朝中期以后，政治腐败，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吏治败坏，土地兼并剧烈，又时逢连年灾害：水灾、旱灾、蝗灾等灾害频繁发生。种种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造成明朝中期以后大批农民失田失业已到达无法维持生计的边缘，成批成批的农民背井离乡，四处逃亡，流民遍及全国。流民问题成为明朝中期以后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荆襄地区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流民聚集区，破产的农民如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进，流民人数骤增到一百五十多万。今之十堰市地处荆襄地区西北部，元朝至正年间这一带就已有流民聚此，当时官府将这一带作为封禁区，是不许百姓迁入的，但是直到元朝灭亡也莫能制。明朝建国初，朱元璋延续元制，对荆襄地区仍实行封禁政策，曾派遣卫国公邓愈率兵到房县清剿，“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明朝最大的封禁山区就是以今之十堰市为中心的荆襄地区。荆襄地区泛指湖广、河南、四川三省结合地，大约西起终南山东端，东南到桐柏山、大别山，东北到伏牛山，南到荆山，这里山峦连绵，川回林深。
　　大批流民为什么选择荆襄地区？这是由于当时该地区人烟稀少，容易获得垦地。同时这里的气候介于南北方之间，比较温和，雨水适中，既可以种水田，也可以种旱地。这样的自然环境，南北方人在生活上、劳作上都易适应，因此流民把这里当作理想的归宿地。
　　明代的《大学衍义补》说：荆州、襄阳、南阳三府兼有水路之利，“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於此者比他郡为多”。历朝统治者又为什么要对该地区实行封山政策呢？简单地说，就是“恐流民聚众闹事”，坏了统治秩序。朝廷采取强令驱赶和强制遣散流民还乡的政策，其结果导致朝廷封山与流民反封山的矛盾空前激化，终于酿成历史上有名的二次荆襄流民大起义。
　　惊天动地的起义风暴，有史书称为“荆襄流民举事”、有的则称之为“中国古代流民起义”等。总之，是“风暴”催生了郧阳府的诞生。
　　《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等等史料记载：明成化元年（1465）春，首次荆襄流民起义在今十堰市房县大木厂爆发。领导起义领袖叫做刘通。刘通是河南西华人，因为曾双手举起县衙门前的千斤石狮，人称刘千斤。早年因劫邓州李姓富豪，遭官家追捕。正统年间流亡到襄阳、房县一带的山区谋生。成化元年四月，他树起起义的旗帜，得到广大流民的拥护和响应。起义后，刘通自称“汉王”，义军从数万人迅速发展壮大到数十万人，以湖广西北部为根据地，攻略河南南阳，西抵陕西汉水西岸，东及湖广蕲黄之境，声势之大为明朝建立以来前所未有。
　　起义一爆发，即震撼明王朝。朝廷为了镇压起义，在成化二年（1466）急派湖广总兵李震、王恕等率军进山围剿。义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在房县梅溪等处多次大败官军，并杀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其势益张”，不能制。
　　同年底，朝廷又增派大军前往镇压，刘通被迫率义军转移，到了寿阳，本欲退入陕西，保存实力，但被官兵扼其要道，结果途中遇阻。经过两天的激战，义军失利，刘通被俘，并被解押到京惨遭磔刑，第一次荆襄流民起义就这样被血腥地镇压下去。
　　但流民与官府的矛盾没有丝毫缓解。其后荆襄地区又连续几年发生旱灾，荆襄一带流民屯结如故，流民入山谋生者近百万人。朝廷闻奏，又拟捕之，遂又引发了第二次荆襄流民大起义。
　　成化六年（1470），第二次起义的领导人叫李原，自称“太平王”，任命总兵、先锋官等，转战于襄阳至南漳、南阳至内乡、西安至渭南等地，流民响应者达百万，这是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流民起义，声势浩大。朝廷再次震动，疯狂镇压。成化七年（1471），李原率领义军转移到竹山在渡河时遇到洪水，此时又与官兵遭遇。官兵趁义军“半渡截击”，结果义军遭受沉重打击，李原等同为官兵所擒，不少义军被淹死，第二次荆襄流民起义再次被残酷地镇压。

风暴催生的郡府

　　两次声势浩大、惊心动魄的起义被朝廷武力残酷镇压下去之后，荆襄流民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成化十二年（1476），河南歉收，饥民又是潮水般地涌进荆襄地区，“入山就食，势不可止”， 流民复聚如故。采取强硬的封禁政策与措施，朝廷担心又会激发强烈地反抗，因而被迫寻求武力镇压以外的策略与措施来治理流民问题。
　　其实，当时统治阶层内部的有识之士不乏已有较为切实的治理流民问题的策略与措施，如祭酒周洪谟曾著《流民图说》曰：“东晋时庐江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设松滋县于荆江之间；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隶于荆州，南雍州隶于襄阳，垂千余年静谧如故。以前代处置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可惜这一见识未及时疏奏于上，后来该见识，辗转为大理寺正王君轼、监察御史薛为学、右都御史李廷用见知，认为“斯说甚善”。遂撮其大意上奏，宪宗从其议。
　　成化十二年五月，朝廷任命左副都御史原杰以抚治荆襄等处名义前往襄阳处理流民问题，抚治流民。原杰到任后经调查走访认为，应该采取怀柔的按抚政策以处置该地区流民问题。主张撤除禁令，允许流民在山区附籍为民，开垦荒地，永为己业，设立专府，把流民纳入版籍，征收赋税。随后拟议：因原襄阳府辖之郧县地接河、陕，路通水陆，居竹山、房县、上津、商洛诸县之中，为四通八达要地，奏请开拓郧县城，置郧阳府，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立郧阳卫，以之“控制其地，以永保无虞”。疏奏到达朝廷，宪宗诏示“如议行之”。
　　于是在当年十二月朝廷决定将郧县从襄阳府之均州划出，升为府，定名“郧阳”。 郧阳府正式开设。湖广割竹山县的尹店新置竹溪县，割郧县的武阳、上津县的津阳新置郧西县。郧阳府统领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以后又增辖保康县。成化十三年，建都察院，为都御使行使抚治之衙门。原杰由襄阳移驻于郧阳。
　　郧阳府的设立，可以说是专为安置荆襄流民而为，也可以说是荆襄流民为争取生存权而进行长期生死斗争的成果。郧阳府的设立对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流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抚治、安置。该域以后再未出现过大规模的流民举事、起义。同时，客观上，郧阳府的设置也为后来的郧阳地区、乃至现今地市合并后的十堰市打下了统一的地市级行政区建置的基础。
　　可见，郧阳府是在荆襄流民起义的风暴中孕育，是荆襄流民起义风暴的产物。

府名来历之说

　　郧阳府，何以称之为“郧阳”呢？简单地说，是因为府治设在汉水北岸的郧县县城而得名。
　　那么郧县的“郧”又是如何而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颇为复杂。
　　关于“郧”的来历，历来有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来源于陨石。有人说，从前这里因有陨石坠落，人们就把当地叫做“陨阳”，以后本地人又把“陨”字换了偏旁，写成“郧”字，这就是郧阳名称的来历。
　　第二种说法认为来源于伍子胥之名伍员。有人说，伍子胥为报大仇，从吴国借得雄兵伐楚，听说楚王在郧县即位，遂领兵到郧县，而楚王又逃亡房陵。于是伍子胥就在郧县屯兵。伍走之后，人们为怀念他，便将他的名字“员”命名此地。后来人们在“员”的右边添了一个“邑”，“邑”作为右偏旁写作“阝”，因此“员”就变成今天所见的“郧”。
　　第三种说法认为来源于“郇”与“郧”字形相似。[清]《陕西通志》、[清]《湖北通志志馀》、《史记地名考》等等文献均有记载：南阳西通武关、郧关。“郧关”，《集解》徐广曰：“按：汉中。亦作‘狥’字。” “狥” 亦作“郇”，“郇”与“郧”相似也。
　　第四种说法认为来源于《史记》假借。有文章讲，“郧阳”语源于《史记》中的一次用字假借。其根据音韵转化考查郧阳的“郧”字，认为系由洵阳的“洵”字读音转化而来。
　　第五种说法认为源于移民。有文章讲，郧阳为古庸麇二国所在地，今湖北安陆为古郧国所在地，庸麇先被楚灭，郧后被灭。郧灭时，其贵族被迫迁移故麇国（主要指今郧县地）地聚居，该地以后便命名为郧关，从此地名有“郧”。还有人说，春秋时郧楚蒲骚之战之后，被灭之郧国遗民被迫北迁移到今郧县，因此该地以后就有了“郧”。
　　第六种说法认为源于古郧国。古文献如《水经注》曰：“汉水又东迳郧乡县故城南，谓之郧乡滩……《地理志》曰：‘有郧关，李奇以为郧子国。晋太康五年立为县。’”持相同观点者还有《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陕西通志》等。今天持类似认识者也大有人在，如《辞源》对“郧县”作注说：“郧县，属湖北省，本郧子国。”再如《楚灭国考》曰：郧国是自妘姓郐国分出的一支，因不愿臣属商朝，便以姓为国，向南迁至今湖北郧县。郧国在周初受封为子爵之后，乃去姓妘字的女而加邑旁，成为云阝 子国或郧子国。
　　以上各说，我们认为，第一种说法在文献上不可考。查阅诸多历史文献，包括《郧县志》、《郧阳府志》、《湖北通志》等，未见有发生在郧县的陨石现象的记载，也无郧阳称之为“陨阳”的记载。
　　第二种说法不可能。伍子胥借吴兵伐楚是春秋末期的一件大事，《左传》、《春秋》、《史记》等等正史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仅从楚昭王的逃亡路线看，昭王当时是不可能跑到今郧县来的。昭王迫于吴兵攻破国都，先是涉过沮水（即睢水），渡过长江，而后进入云梦泽中（当时云梦泽跨长江南北），在江南遭到攻击感到不安全后，又渡过长江，到江北安陆故郧国地避难，此时的故郧国地已沦为楚县，昭王又害怕故郧国之旧贵族势力对他复仇，因此又逃亡到近旁的随国（今随州一带）。此地距长江不远，昭王当时从江南渡长江到这里避难完全是可能的。然而昭王从江南渡过长江就立即逃到遥远的鄂西北郧县，又从郧县去房陵再向东南长途跋涉到随州，这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第四种说法不可信。“郇”与“郧”是否字形相似或笔误；“洵”与“郧”是否可以在语音上通假，且不论。在此仅考查二者是指同一地方，还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据《前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西汉时今之十堰地属汉朝的汉中郡。汉中郡辖12个县，其中同时包括有“洵阳县”与“锡县”、“长利县”（锡县与长利县为今郧县辖域）。在“长利县”下注有“郧关”。可见，汉代时期“洵阳”与“郧”就已经是不同的地方，二个地名。“洵阳”与“郧”从汉代至今是并存的。因此，“郧”由“郇”、或者“郧”由“洵”从字形字音转化而来之说不太可信。
　　第五种说法不合理。楚兼并某国后，往往设其为楚县，这是楚之创举。蒲骚之战以后不久，楚灭郧也将其地立为楚县。郧是在麇国灭亡之后而亡的。就是说郧灭国时麇国故地已为楚县。郧遗民如果要躲避楚，怎么可能从楚的一县迁移到楚的另一县就能避楚了呢？再有楚对被兼并之国的遗留势力，为了防范，往往是将其从不易控制的地方迁徙到易控制的地方，麇国、罗国等等方国无不如此，那么楚怎么可能单单地将郧国遗民迁到与己抗衡的秦、晋两大国近旁，这好控制吗？这太不合情理。除非有一种可能，即郧县早先是郧国人的故地之一，这就另当别论了。
　　关于第六种说法，我们认为是可信的。郧县一带曾经为郧国，大量古籍有记载，今人也有考证。据《十堰方国考》一书所考，郧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方国，历经尧舜禹、夏商至西周末，早先一直活动于今河南新郑县一带，其后裔的一支曾一度迁移到今湖北十堰市郧县一带，再而后又迁徙到今湖北安陆一带。最终于春秋时期被楚国所灭亡。郧国在郧县活动的时期应在《左传》桓公十一年之前，因为之后的郧国已地处安陆一带并在此灭国。
　　由上分析，我们认为，郧县的“郧”、 郧阳府的“郧”应该来自古郧国之“郧”。
　　至于郧阳之“阳”是怎么来的，问题则要简单得多。关于“阳”，我国古代地名命名有个习惯，“水北为阳”、“水之南为阴”。比如洛阳市，因地处洛水之北，故名；咸阳市，渭水北，故名；又如淮阴市，因在淮水之南故名。因此，郧阳之“阳”就是因府治所在地郧县城地处汉水之北而得名。
　　所以，郧阳府府名是取府治所在地郧县城的“郧”与汉水之北的“阳”而形成的。

明代都察院与巡抚、总督制度

    都察院是明清两朝的中央监察机构。巡抚、总督是明清两代特殊的职官制度。

    明初，朱元璋因前朝制度，在中央设置御史台作为国家最高监察机构。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因丞相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罢御史台”。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更御史台设都察院。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升都察院为三品衙门。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又升都察院为二品衙门，升左、右都御史为二品官，左、右副都御史三品，左、右佥都御史为四品官。十二道（后为十三道）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官。至此，都察院与六部平级，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为七卿。都察院的职责是“职专纠劾百司，明辨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

    巡抚，起源于洪武时懿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年），命右都御史王彰巡抚河南。永乐十九年，又派尚书蹇义等２６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朝廷派官巡抚某地，主要职责是“宣德意，抚民人，扶植良善”和区处税粮，提督水利，或解决某一重大问题，事毕回朝复命。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年），朝廷派赵新、赵伦、吴政、于谦、周忱等分别巡抚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南直隶（今南京）等地。巡抚开始专抚一地，成为地方行政长官。

    《明史·职官志》共记载明代巡抚３３个。从设置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在十三布政司（行省）设置巡抚。第二类是需对边境地区统治加强或解决两直隶（北京、南京）管理混乱而设置巡抚。第三类是在数省交界的山区或少数民族居住区设置巡抚，这类巡抚全国只有四个：即南赣（今江西赣州市）巡抚、郧阳（今郧县）巡抚、松潘（今四川松潘）巡抚、偏沅（此巡抚驻地先在贵州省偏桥镇，后时而迁驻湖南的沅州，因此称偏沅巡抚）巡抚。郧阳巡抚因解决农民起义和流民问题而设置，辖鄂、豫、陕、川八府、九道、九州、六十五个县，到清康熙十九年置镇，存在２０５年。第四类巡抚是组成战区而置的。无论从哪一个职位上改任巡抚，都要挂一个都察院的都御史（副、佥都御史）的衔。郧阳巡抚中就有许多人都是布政使或其他朝廷官员改任。巡抚的衙门也称都察院。

    总督。明朝的总督起初系因事临时设置，具有监察（考核地方官）和提督军务的职权，名称也不固定，有“总督”、“总理”、“提督”、“经略”、“总制”等名称。总督和巡抚一样，往往也以都御史充任，最初具有文臣监督武臣的性质，以后的职权不断扩大，包括军务、民政、盐政、河道、漕运、农桑等。总督所管辖的地区也由边关扩大到内地，从一省扩大到数省。明崇祯年间有管辖五省或七省的总督，被尊称为督师。明朝总督的设置比巡抚要少，最多只有１０多个。

    都察院、巡抚、总督的建制被后来的清朝所沿用，并成为定制。（潘彦文）

历史坐标轴上的郧阳抚治

    郧阳提督巡抚在明清两代存在了２０５年，我们站到历史坐标轴上去纵横经纬地考量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它对包括十堰在内的秦巴地区人文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郧阳抚治的设置加强了明清王朝对秦巴地区的控制，是解决流民问题的根本举措。

    明朝初年，明成祖朱棣就在“北修故宫”的同时“南建武当”，以宗教的方式长期经略秦巴地区，并派２０万军人以修武当的名义屯兵郧阳。５０多年后，朱棣的预感成为现实，荆襄地区果然出事了，百万流民蜂拥进入荆襄秦巴。成化年间，刘通、石龙、李原、小王洪相继起义，大规模的流民起义成了皇帝的心病。明朝政府决定成立郧阳提督抚治都御史行台，简称“郧台”，巡抚又称抚台、抚军或抚院，其驻地称行台。按明制，郧阳抚治当初为临时差遣，其抚治区域，也不依省区职权界限，其管辖的区域范围均临时敕书，辖区依据敕书旨意时有变更，但基本辖区始终未变。最大时辖鄂豫川陕九州６５县，一个省级建置楔入秦巴山地，可以监控这一地区的任何风吹草动。可以假想，如果没有郧阳抚治，发生在陕北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很可能会在秦巴地区发生。

    郧阳抚治的设置确保了明朝和清初荆襄秦巴地区的安宁。明末清初，郧阳抚治的存在，对于对抗李自成起义军和起义军余部产生了重要作用。清朝撤消了郧阳抚治。这一地区最终发生的白莲教起义，不能不说与撤消郧阳抚治没有关系。

    第二，郧阳抚治的设置进一步显现了秦巴地区的战略支点地位。

    从郧阳抚治的管辖范围来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中央直属的跨地区的省级行政军事机构，并设立湖广行都指挥使司，郧阳巡抚拥有军事职能，加提督官衔。提督军务，节制总兵，统兵作战。明朝在武当山以宗教的方式实行“文治”，以郧阳抚治加强武备，形成文武之道。

    从历史上看，这里埋藏着一部“人类文明的通史” 。从古老的“郧县人”，到古代方国，经三国、唐代，文明在这里延续。不论中国政治中心是在长安与洛阳一线，还是转移到南京与北京一线，统治者都不敢小觑这一地区，在历次政治、军事的“博弈”中，其战略地位进一步凸现，枕秦巴，控川陕，橇豫鄂，西进东出、不东不西、既南又北的边缘化地带不断被中心化。

    第三，郧阳抚治的设置带来了整个区域的大联合、大开发、大繁荣。

    从地理学意义上说，郧阳抚治区域本是一个地壳板块。但长期以来，被行政区划分割成不同区域，人民不相往来，甚至分庭抗立，人为地阻挡了彼此的交流与合作。郧阳抚治的设置第一次使秦巴荆襄被卯榫成一个建置完整的行政板块，形成以郧阳城为中心的行政点，号令九州（府），并形成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宗教精神支撑点。

    第四，郧阳抚治的设置是秦巴文化的一次大融合、大接力、大梳理。

    郧阳抚治的设置第一次对四省边界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文进行了一次大整合，为四省边缘地区的人们交流找到了一个理由和一种情结纽带。两百年间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一大批高官文人云集郧阳，对挖掘、整理这一地区的文化资源具有可贵的意义，１２０位三品、四品抚台对地方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理念，教化深山风气，赋诗作文，涵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传承和延续了文化的记忆，特别是明代“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汪道昆等人在郧阳抚治任上，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丰富了郧阳文化。   （明安生）

郧阳抚治人物举略

    明朝行政区划，其先只两京及十三省，后来又增加了一些与省平级的抚治特区，或在一省之内，或地跨数省，郧阳抚治即属于后者。它历时两百余年，经任巡抚一百二十余人，其史实足可为后世借鉴。这里特选部分卓然有声者，略呈其政绩，希望引起世人的关注与缅怀，并重视这一段历史。

    首任巡抚原杰（１４１６年－１４７７年）：字子英，山西阳城人，正统年间进士。自成化十二年１４７６年命其以左副都御史抚治荆襄，谨遵圣谕：“图经久之计，毋徇目前之谋……凡事悉听便宜处置。”他遍游楚、豫、陕三省之边，亲察八郡之地，安置流民十一万三千余户，计四十三万八千余口，奏准即郧县开设郧阳府，在三边增添县治，于郧阳建都察院，设湖广行都司及卫所，改荆襄抚治为郧阳抚治，统辖湖广、陕西、湖南边区六十余州县，坚持抚治，不遗余力，遂使地方化乱为靖，人民安居乐业，解除朝廷积忧。其首创之功，委实值得赞许。次年六月升任右都御史，进南京兵部尚书。上任途中病逝于南阳驿站，诸属立祠祀之。后之抚治，均以他为楷模。

    吴道宏：字文博，四川宜宾人，天顺年间进士，任大理寺少卿。先是原杰荐，巡按湖广，驻郧阳府，巡察奸贪、抚按人民，修理城池、禁防盗贼，作兴学校，清理狱讼，俱不负王命。原杰逝后，郧阳抚治曾先后命湖广巡抚、河南巡抚兼理，皆称不便。成化十五年１４７９年三月始命吴道宏仍旧巡按抚治地方，旋“升道宏为大理寺右少卿，专一抚治郧阳等处流民。”他俱循原杰规矩，深得流民景仰，从此郧阳抚治格局成为定制。世谓：“原杰有为于始，而吴公以能成于终。”

    戴珊：字廷珍，江西浮梁县人，天顺年间进士。于弘治二年１４８９年任郧阳巡抚，其时正值野王刚劫竹山、平利等处，居民受搔扰之苦，珊即用兵剿捕，一网打尽，处死其为首者，余概以胁从论，被誉为德政。继而奏准恢复兴山县，当地人民减少了往返奔波之苦，亦多颂之。弘治四年（１４９１年）戴珊改任刑部右侍郎。

    沈晖：字时旸，直隶宜兴（今江苏省宜兴市）人，天顺年间进士。于弘治七年１４９７年四月授命抚郧，首重民生，许无田之民耕废弃之地，免租三年，遂使抚境增田数千顷；又在郧城凿井六口，百姓免去往返汉江吸水之劳；于襄樊要津造浮梁，便行人往来。因操履清约，立法严整，民亦歌之。弘治九年（１４９６年）十月巡抚湖广，兼理军务。

    王鉴之：字明仲，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成化年间进士。于弘治十年１５００年冬奉谕抚郧，其时有名何淮者作乱，他首重治乱，布军征剿，一举平定，地方安宁。他亦重建设，令郡守督建府学宫，请大学士李东阳作《记》。新设保康县无城，亦令筑起新城。《郧志》称王鉴之“修废举坠，具有成绩”。实则不是过誉。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六月巡抚湖广，赞理军务。十一月，又迁任南京刑部右侍郎。

    刘琬：字德贤，江西宜春市人，成化年间进士。于正德六年１５１１年十一月衔命抚治郧阳等处，当时郧阳抚治境西有蓝廷瑞余部之扰，北有刘宸七之乱，琬巡镇有方，三边安堵，川东无啸，河南乱平，故有奏功。惟纪功给事中吴玉荣言：“刘琬所报皆妄，宜罚治。”兵部议：“琬所奏擒获者虽非贼首，然亦巨贼刘资、赵镐及伪称朱千户者。”宥之。郧阳抚治境内经过战乱转向平静，为此刘琬在郧阳倡建“镇郧楼”，似含有平乱之义。七年冬，刘琬去，后经张淳、王宪相继抚治，斯楼始完工。八年因病致仕。

    王以旗：字士招，号石冈，直隶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正德年间进士。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年七月任郧阳抚治，正值平利、房、竹有盗起，竹溪主簿被杀，百姓诚恐诚惶，以旗发兵会剿，一举肃清。凡遭天灾人祸田园荒芜者，令给耕牛种子使安生理，因之，郧民无不感激。其时明廷正在议革郧阳抚治，以旗亲自绘出《楚豫陕川四省交绘图》，明示郧阳位置之重要，随疏亟言郧阳抚治存在之利与革除之弊，因见解独到，朝廷遂罢革除之议。嘉靖十八年七月受命总理河漕，晋升南京右都御史，工部尚书，左都御史，兵部尚书。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自称   州山人，籍隶太仓（今江苏太仓市），嘉靖年间进士，明世宗为明代文坛“后七子”首领。于万历二年１５７４年二月接孙应鳌之职抚郧，其时授衔已改“提督抚治郧阳等处都御史”为“提督军务兼抚治郧阳等处”，但郧境军队多有外调，世贞便蓄意筹措防事，疏奏屯田养兵，充实财力，以其节支库贮银两接济九边，朝廷号召天下学习郧阳。旋逢襄郧及河南等府属连续多处发生地震，继之又久旱不雨，即奏请给予抚恤，又敦促地方兴修水利，公余之际，他写了不少诗文，都作为文化财富留给了郧阳。除此并自捐资购来大量典籍藏于“清美堂”，开郧阳士子读书风气，“清美堂”可谓是当时的图书馆。他抚郧期间，曾有一僧人自称乐平王世子，“奉高皇帝金牒游历郡县”，世贞令拿下，经审问，原是到此行骗。世谓：王世贞是难得的文才和治才兼备的抚臣。万历四年升任南京大理寺卿。

    裴应章：字元庵，号淡泉，福建清流县人，隆庆年间进士。于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年十一月接李材之职提督军务兼抚治郧阳等处。李材因郧阳兵哗回籍听勘，虽则已处三人，然事仍未了结。应章奉旨提问漏网军士梅林，有讹传称“又拿郧阳军士四十多人。”即奏请皇上宣谕“军民毋得轻信讹言”。应章巡城、阅兵，郧阳贴然，其后相继奏请“将参将米万春重加罚治”，“准所奏善后事宜”，郧阳恢复了平静。其时郧阳抚治已历１１４年，应章虑其事久而无征，乃招文学名流纂修《郧台志》，并为之作《叙》。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年）十月迁升户部左侍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从以上所举郧阳抚治人物之政绩看来，郧阳抚治这一史实，决不可置之不顾，更不可轻视它资政、教育和史存的价值。近年来，我省已出版了《郧台志》和《郧阳抚治两百年》，填补了郧阳历史的空白，也可以说这是郧阳空前的幸事。<font face="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