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学习，还是盲目排外？

——有感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事件

日本人吉田茂所说的国家体制，就是实行极权专制还是实行民主宪政。在这方面，明治维新的领导人是非常清醒的。为了把改革成果巩固下来，他们在维新运动后期颁布了宪法，成立了议会，实行了立宪制度。立宪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议会中允许反对党存在，这样一来，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不会因为寡头垄断而走向独裁，而民众的不满与反抗，也有了表达的渠道。就是说，在传统社会，当民众不能忍受残酷的压迫时，只能像陈胜吴广那样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结果使社会陷入“打倒皇帝做皇帝”循环往复；然而在宪政国家，当大多数民众对政府不满时，就可以通过并非“橡皮图章”的议会来“推翻”它。这种“推翻”，对于任何一方（包括被推翻者）都可以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实行宪政以后，日本马上赢得西方列强的尊敬，1894年，也就是中日两国开战的那一年，英国因为日本已经学会了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不至于在对外问题上随意胡来，便主动放弃了治外法权，其他国家也照此办理，这表明日本终于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相比之下，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西方国家才最终放弃了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说明所谓“不平等条约”是完全专制社会的外交产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甲午战争还未结束，中日两国的胜负已定矣！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上层社会受到猛烈的冲击。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蕞尔小国，居然会打败堂堂的中华帝国！然而这又是活生生的现实。于是广东举人康有为在赴京赶考时，不去好好准备考试，也不顾个人的前途和安危，起草了一个上光绪皇帝的万言书，要求改革落后的政治体制。万言书写好后，他拿出来让前来应试的举人签名。当年赴京赶考的举人们还保留着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传统，居然有一千多人积极响应，这就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史称“公车上书”的学生运动。

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不仅没有对这场学生运动进行武力镇压，反而特别注意这种来自知识界声音。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光绪皇帝终于在1898年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并召见康有为决心变法。

戊戌变法几乎完全效仿明治维新的模式，就连他们依靠的对象（或者说打出的旗号），也都是年轻的皇帝。正因为如此，日本朝野对中国的变革非常关心。据说日本参谋本部在变法前夕曾派人到汉口会见谭嗣同，秘商中日联盟。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加入了日本人办的兴亚会，而唐才常，则在湖南设立分会，准备聘请日本人前来传经送宝。变法开始后，著名的明治维新领导人伊藤博文到达北京，光绪皇帝亲自接见了他，请他对中国的改革进行指导，有人甚至想让他留下来担任中国宰相。

当时的日本不仅是改革派学习的榜样，也是保守派心目中的圣地。前不久《南方周末》刊登长文——《叶德辉之死真相》，其中谈到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叶氏反对改良、反对革命是无庸置疑的，但由于他看到当时来华日本人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还保留着汉风唐韵，对学问也非常执着，因此他虽然没有去过东京，却把那里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由于他学问好，日本人到了长沙之后有三个人非见不可，其中一个就是叶德辉。此外，叶德辉还有两个名气很大的日本学生，一个叫盐谷温，一个叫松崎鹤雄。前者写过《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人还怀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这本书。后者在抗日战争中保护过江南“嘉业堂”藏书楼的古籍，曾经有功于华夏。还有一个事例也值得注意。清朝末年，中国又有一个研究佛学的高潮，当时中国的佛教典籍大多丢失，只有日本保存较多，因此日本佛学界人士就把他们收藏的珍本送给中国，为此，一个叫杨文会的学者创办了金陵刻经处。这个杨文会是谭嗣同的老师，也是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祖父。如今，这个金陵刻经处还保存着多种佛像雕版和十几万片经版，其雕版水印和线装函套等传统印刷工艺，是硕果仅存的稀世珍品。这说明无论政治主张和宗教信仰如何，中日两国的相互影响和友好往来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