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代价表达自己的清白-尽忠报国

张自忠：(1891-1940) 别名荩忱,山东临清市唐元村人,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

    这个结论固然不错，没有日军入侵，张自忠可以做一位和平军人，无人可以置他于死地。但是，即便是日本人长驱直入，打到了华中，张将军就一定会陨命前线吗？要知道，张自忠贵为将军，高居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之重职，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55军、第59军、第77军，其中第59军军长一直由其兼任，但他却只带着两个团，孤军深入，投入日军重重围困，壮烈取死。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军阶太高，职位太显赫，他完全可以坐镇大本营，免于一死，为抗战立更大的战功。

　　那么，是什么迫使张将军义无返顾地迈向死地，决定以壮烈殉国终其一生？

　　只要翻一翻历史资料，不难看出，逼死张将军的，是大群愤青和公众舆论。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民意和公众舆论捧得太高，以至现在谈起来自大众的声音，依然带有神圣感。实际上，舆论学公认，来自公众的声音带有致命缺陷。比如，它常常以成见为基础，具有太多的想当然的非专业判断，下结论草率而不负责任，对下过的结论又会很快忘掉……这些公众舆论的种种缺憾，对于发出声音的公众而言是一种发泄，很痛快，酣畅淋漓，但对于当事人，常常苦不堪言，有口难辩。最后，声讨者很快忘记了声讨，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但被声讨的人却一生无法医治心底的创伤。

　　张自忠，正是这样一位蒙冤的将军，他必须以死来清洁自己的荣誉。

　　提起这件事，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像张自忠这样的肝胆忠烈，在他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之前，也会被没脑愤青痛骂为“华北特号汉奸”。

　　30年代中期，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蒋中正突然收复东四省，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退出华北。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将军驻守京津的第29军，其中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忠少将。

　　那个时候，蒋中正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周旋。可问题是，这支军队，一直视日军为死敌，比如冯治安师长，有事没事都想找日本人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淤愤。宋哲元也是这么一个人，看着日本人就别扭，根本不想跟他们多说话。所以，在全军高级将领中，惟有张自忠儒雅周详，他沉默寡言，身高1米80，相貌酷似周恩来将军，不仅革命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也很喜欢他。于是，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张自忠被先后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这种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大家只是看到，第29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全都横眉立目，惟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甚至应邀去日本访问，而且受到欢迎和敬重。于是舆论沸沸扬扬，说张自忠与日本订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给他一个美人儿。

  这种时候，人们会忘记就在几年前，张将军曾担任喜峰口战役的前线总指挥，令大刀队夜袭敌营，砍下数百日军的头颅。为此，还有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当年脍炙人口。后来，这首歌被全面修改歌词，变成了歌颂东北义勇军和全国老百姓，殊不知，当年它是献给第29军大刀队的，第2句歌词不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而是“29军的兄弟们”。

　　那个时候，张自忠是抗战英雄，但一晃就变成了嫌疑汉奸。

　　对于张自忠全面的误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保全战斗实力，第29军奉命南撤保定，以取得紧急北上的5个甲种师的支援。与此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为了京津不受重大损失，也为了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京市长，与敌敷衍，拖延时间。

　　这一次，沉默寡言的张将军落泪了，他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这样的事，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而且从无例外。

　　曾国藩为国效力终生，临死前被迫去处理“天津教案”，顿时成了“汉奸”。

　　李鸿章扶国于危难，临死前签署“辛丑条约”，当即成了“卖国贼”。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究面子的，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而且无论先前你做过什么，无论你是不是忍辱负重地代表民族最终利益，只要你与民族敌人周旋，搞了缓兵之计，公众舆论就再也不会放过你，甚至永远不会放过你的后人。

　　果然，张自忠彻底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带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文人，凡喜欢发表言论的，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将军“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9月28日，《大公报》发表《勉北方军人》，颂扬老将段祺瑞和吴佩孚具有民族气节，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泸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当年的《大公报》类似于今天的《南方周末》，完全是民意代表，从不与政府保持一致，被视为社会的良知，可想而知，当年它的公众影响力比《南方周末》和《北京青年报》加起来还要大，其连篇累牍地鞭挞张自忠，效果可知。好在张自忠比曾国藩和李鸿章幸运，他只有46岁，他有充分的时间去改变公众看法，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29军向目的地有续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屠城。等到日军要求他通电反蒋，他已完成宋哲元交给他的任务，他便断然拒绝，随后称病，躲进德国医院，然后骑车逃往天津，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企图转道南京。

　　在济南时，张自忠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上将拘押，韩主席叫来秦德纯，另派一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侯审。在韩复渠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做了详报，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发现打着白旗的学生包围上来，急忙令张将军躲到厕所里，张将军自问无愧，不肯，被秦德纯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将军的刺激极大，让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拘押济南期间，张将军曾给同事和部下写信说——

　　“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必死而后能生”，为了清扫自己毁誉，张将军想到了由死而生。

　　也就是从那时起，“死”这个字，频繁出现在张将军的笔端。

　　到了南京，张自忠见到蒋中正，心头悬垂的石头落了地。蒋中正相信张自忠是爱国的，劝说他放宽心，好好修养。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着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在张自忠看来，统帅蒋中正给他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用来证明自己不是汉奸。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他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对蒋中正心怀感激。

　　1938年，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又一次落泪，对着同样担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为什么说得这么狠？因为张自忠是不能打败仗的！一个被疑为“华北特号汉奸”的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败仗的权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击日军。

　　张将军做得不错。在徐州会战中，他痛歼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并衔尾急追，日进60公里，取得“临沂大捷”，坂垣征四郎数次羞得要自杀。在武汉会战之后，他以一对十，击毙日军3位联队长，歼敌1万3千人，最终挫敌溃退，赢得“鄂北大捷”。不久，张将军再次猛冲猛打，取得“襄东大捷”。

　　不过，即使军功在身，为民族独立而死和为洗清自己而死，这两种死念依然缠绕在张自忠的心底。为夺取“鄂北大捷”，张自忠计划夜袭钟祥日军总部，行动前，他再次提到：“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当然，他胜利了，但他没有死，所以老百姓和记者都已承认他确实很能打仗，可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似乎还差得远。

　　这其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赶到钟祥县，来采访张自忠。但像绝大多数记者一样，史沫特莱对张司令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至少曾经做过汉奸，现在不过是将功补过罢了。在采访中，史沫特莱问到“伪军”问题时，张自忠非常敏感，不再说话了。或许，他感到很愤怒，已经打了这么多大仗胜仗，投降问题却依然包围着他。

　　史沫特莱无法理解张自忠的沉默，认为是羞愧和面子使然，而对于张自忠来说，沉默是他唯一的选择。就像史沫特莱一样，舆论仍然认为，张自忠的胜仗，不过是弥补过去做汉奸的罪过，只有张将军自己知道，他从未做过汉奸，但他必须用壮烈的死来证明。

　　1940年，日军集中30万兵力，猛攻湖北襄樊，张自忠的机会终于来了。

　　张自忠在襄河东岸打了1场胜仗，撤回西岸，与敌对峙。此时，他的第33集团军只有3个团的兵力在此，其他部队分散在各个隘口，不能抽调，但张将军不知为什么，非要再渡襄河，去打敌人的重兵。即便如此，张自忠作为将军总司令，不管怎么个打法，他本人都没必要亲率小股部队外出冒险，但他不顾部下再三劝说，非要坚持让冯治安副总司令留守，自己率区区两个团渡河作战。

　　5月1日，他动员第59军高层，共同为国赴死。

　　“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5月6日，张自忠给冯治安发出最后一封信，这基本是一份军事遗嘱。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

　　信发，张自忠带兵渡河，义无返顾。

　　张将军平素生活简朴，从来只穿土布军装，与下级军官无异，但这一次出征，将军一反常态，竟穿上了黄呢军装。这让送行的人非常吃惊，他们后来才明白，他们的总司令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5月14日，张自忠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切断，日军兵力是自己的1倍半，但张自忠毫不畏惧，屡次下令冲锋。

　　日军屡屡受挫，奇怪这支中国军队何以如此倔强，获悉是张自忠亲自带队，15日便大举增兵，以1万兵力，分南北两路，夹击包围张自忠，以期铲除心患。

　　5月16日，张将军布阵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和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革命军阵变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身材高大，穿着耀眼的黄呢军装，目标明显，日军更是从3个方向，用交叉火力，向他那里射击。

　　中午，张将军左臂中弹，但他坚持着，给第5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一份报告。然后，他告诉副官：“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

　　此时，日军包围圈尚有东北角一个缺口，但谁都可以突围，惟张将军是没有权力撤退的，他不能因为做逃兵而勾起公众丰富的联想，于是，他让苏联顾问和文艺兵冲出了缺口。

　　下午3点，张将军腰部中弹，右肩右腿被炮弹皮炸伤，只能卧地指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又中3弹，却猛然站起，被身后的日本兵射杀，另一名日本兵跑上前去，将枪托击碎他的头颅，把刺刀插进他的腹部……

　　这一刻，张将军知道，他绝对不再是汉奸了，他将是永远的民族英雄。

　　日军发现将军衣兜里的金笔刻着“张自忠”3字，大为震惊，立即列队脱帽，行军礼致敬，最后用棺木盛殓，竖起“支那大将军张自忠”灵牌。不知道日军这么做，是因为崇敬将军忠勇，还是依然像过去一样喜欢他的儒雅亲善。

　　蒋委员长大为震撼，同时也怀疑何以总司令战死，副总司令，军长，师长均未阵亡？下令彻查，并严令找还张将军忠骸，否则重办高级将领。

他哪里晓得，张自忠的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阵亡，他是在涅磐，是要用壮烈殉国告诉国人，为了民族，他可以视死如归。

　　张将军的尸体从日军修建的坟茔中启出，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数万宜昌人不期而集，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但除了痛恨日军之外，他们是否为错怪过这位忠烈感到深深的内疚？灵榇沿长江逆流送抵重庆，储奇门码头人山人海，10万人前来凭吊，而这些人，又有多少当初没骂过张自忠呢？好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棺材里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但谁为他的死承担责任呢，报社和公众舆论会一致愤怒地说，该死的日本人！

　　这至关重要的惨烈一死，扫荡了将军身上的所有荣誉阴霾，使张将军在所有后人、在国民党那里、在共产党那里，都成了名垂千古的民族忠烈。

　　5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蒋中正题写“勋烈常昭”，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阵营战死的最高将领。

　　8月15日，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题写“尽忠报国”，使之日后成为新中国追认的“革命烈士”。

　　这便是张将军困居济南时所写，“必死而后能生”。从此，媒体开始专心致志地描绘张将军从小就是民族英雄，史沫特莱由震惊转为内疚，称张自忠是“有良心的将军”，大众也完全忘记了张将军曾是他们由衷唾弃的“华北特号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