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突然发现论坛里新增很多替比夫定的帖子，都是转载的所谓的新闻来说明替比夫定的治疗作用效果的，似乎在辩白什么。对于这种大规模的灌水帖子我原来一般都是不看直接删除掉的，但这次涉及到乙肝治疗药以及著名的诺华制药企业，便多关注了一下。很快，就在国家食药监局找到一篇转自MHRA网站的文章（附1）,是欧洲药管局对替比夫定不良反应的警告。

　　慢性乙型肝炎是一种潜在的进展性致死性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乙肝已成为人类第九大死因，90%以上的肝硬化和肝癌由乙肝引起。中国是全世界感染乙肝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3.5亿至4亿的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中有超过1/3的人在中国，约有1亿人呈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其中约有2～3千万人为慢性乙肝患者。目前，中国每年约有50多万人死于慢性乙型肝炎引发的肝脏损害和肝癌。我国也是最大的乙肝治疗药物市场，市场规模在2005年就超过了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西班牙市场的总和。随着乙肝诊断及药物治疗率的不断提高，到2010年，我国乙肝治疗药物市场价值将增长一倍。

　　目前，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常用方法有干扰素治疗、核苷类似物治疗、免疫调节剂治疗和其它治疗，其中核苷类似物治疗在临床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临床排名前五位的乙肝抗病毒药物为阿德福韦酯、拉米夫定、恩替卡韦、双环醇和利巴韦林，除双环醇外，其余均为核苷类化合物。据了解，替比夫定（素比伏）是核苷类似物，于2007年2月14日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批准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早些时候，诺华宣布在中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替比夫定IV期临床试验，将纳入全国约50个临床试验中心约2200位e抗原阳性或阴性的慢性乙肝患者。

　　由以上信息推断，很有可能替比夫定在某些环节上出现问题了，才不惜采用最为人鄙弃的发垃圾灌水贴的方式来为自己表白。由于本人并非医学专业出身，并不甚清楚这种药物的真实情况如何，只是谨慎提醒乙肝患者慎重选择使用此药。也希望有这方面的专家给一些更详细的解释说明。

　　附1

　　欧洲药管局：乙肝药替比夫定用引周围神经病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http://www.sda.gov.cn/WS01/CL0389/29742.html

　　欧洲药品管理局（EMEA）发布信息，建议在诺华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乙肝治疗药替比夫定（telbivudine,商品名：Sebivo/素比伏）的说明书中加入新的警告，警示医生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使用替比夫定存在发生周围神经病变的风险。

　　在欧盟，替比夫定用于治疗有乙型肝炎病毒活动复制证据，并伴有血清氨基酸转移酶持续升高或肝脏组织学活动性病变和/或出现纤维化的肝功能代偿性成年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已有替比夫定单独治疗发生周围神经病变的报道。在一项临床研究中也观察到，每日用600mg替比夫定与180μg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联合治疗，每周一次，发生周围神经病变的风险增加。

　　经过对现有资料的评估，EMEA人用药品委员会建议在替比夫定的说明书中加入如下警告："已有使用替比夫定发生周围神经病变的病例报道。如果怀疑出现周围神经病变，应重新考虑治疗方案。已经观察到使用替比夫定与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联用周围神经病变增加的风险。其他干扰素与替比夫定联用是否也会增加该风险尚不能排除。此外，替比夫定与干扰素联用的益处目前还未确定。"

补注：英文原文http://www.emea.europa.eu/humandocs/PDFs/EPAR/sebivo/6043908en.pdf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s (EMEA) has issued a public statement on the risk of peripheral neuropathy with Sebivo (telbivudine). The statement is given below (direct from source):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s (EMEA) Committee for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CHMP) has recommended that new warnings be included in the product information for Sebivo (telbivudine), from Novartis Europharm Ltd. This warning is intended to inform doctors about the risk of peripheral neuropath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who are being treated with Sebivo.

Doctors are advised to monitor patients carefully for signs of peripheral neuropathy and to reconsider treatment options if they suspect that a patient is developing peripheral neuropathy. Sebivo is indicated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in adult patients with compensated liver disease and evidence of viral replication, persistently elevated 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levels and histological evidence of active inflammation and/or fibrosis as monotherapy only.

Cases of peripheral neuropathy have been uncommonly reported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telbivudine as monotherapy. In a clinical trial investigating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of telbivudine 600 mg daily with pegylated interferon alfa-2a 180 mcg once weekly, an increased risk of peripheral neuropathy was observed.

The CHMP, after evaluating the available data, has recommended the inclusion of the following warning in the product information for Sebivo:

Peripheral neuropathy has been uncommonly reported in telbivudine-treated patients. If peripheral neuropathy is suspected, treatment with telbivudine should be reconsidered (see section 4.8).

An increased risk of peripheral neuropathy has been observed when telbivudine and pegylated interferon alfa-2a are co-administered (see section 4.5). Such increased risk cannot be excluded for other interferons alfa (pegylated or standard). Moreover, the benefit of this combination of telbivudine with interferon alfa (pegylated or standard) is not currently established.

　　附2 替比夫定药品说明书

　　【药品名称】

　　商品名：素比伏 通用名：替比夫定片

　　本品主要成份为替比夫定，其化学名为：1-（（2S,4R,5S）-4-羟基-5-羟甲基四氢呋喃-2-y1）-5-甲基-1H-嘧啶-2,4-二酮；本品所含有效成份替比夫定为天然胸腺嘧啶脱氧核苷的自然L-对映体，是人工合成的胸腺嘧啶脱氧核苷类抗乙肝病毒HBV药物。

　　分子式：C10H14N2O5;分子量：242.23

　　【性 状】

　　素比伏（Sebivo）薄膜衣片每片含替比夫定600mg,本品为片剂，内容物为白色略带极微黄色的粉末，易溶于水（>20 mg/mL）,微溶于乙醇（0.7 mg/mL）和noctanol （0.1mg/mL）.本品其他非有效成分有：胶态二氧化硅、硬脂酸镁、微晶纤维素、交联聚维酮、羧甲淀粉钠、二氧化钛、聚乙二醇、滑石粉和羟丙甲纤维素。

　　【药理毒理】

　　作用机制：替比夫定为天然胸腺嘧啶脱氧核苷的自然L型对应体，是人工合成的胸腺嘧啶脱氧核苷类抗乙肝病毒（HBV）DNA多聚酶药物。替比夫定在细胞激酶的作用下被磷酸化为有活性的代谢产物-腺苷，腺苷的细胞内半衰期是14小时。替比夫定5'-腺苷通过与HBV天然底物胸腺嘧啶的5'-腺苷竞争，从而抑制HBV DNA多聚酶的活性；通过整合到HBV DNA中造成乙肝病毒DNA链延长的终止，从而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替比夫定同时抑制乙肝病毒DNA第一链和第二链的合成。替比夫定5'-腺苷浓度<=100um时不会抑制人体细胞DNA多聚酶，浓度<=10um时未观察到明显的细胞线粒体毒性。

　　抗病毒作用：在鸭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鸭肝细胞中和HBV病毒表达的人类肝细胞株2.2.15中观察替比夫定的抗病毒作用，结果为：替比夫定抑制50%病毒DNA复制的浓度（IC50）在两类细胞系统中为0.2um左右。在细胞培养中，替比夫定的抗病毒作用不被核苷类HIV逆转灵酶抑制剂（NRTIs）--去羟肌苷Didanosin和司他夫定抵抗，而与阿德福韦联用具有协同效果。替比夫定抗HIV-1病毒的作用低（EC50value>100um）,但不抵抗阿巴卡韦、去羟肌苷、恩曲他滨、拉米夫定、司他夫定、泰诺福韦（Tenofovir）和齐多夫定。

　　耐药性：对一项三期全球登记试验（007 GLOBE study）中实际治疗（as-treated）的分析发现，接受替比夫定每天口阴600mg的患者52周后，血清中未发现可检测的HBV DNA的比例为59%（252/430）和89%（202/227）.第52周，接受替比夫定治疗的HbeAg阳性和HbeAg阴性患者血清中HBV DNA水平>=1000 copies/ml的比例分别为（34%）和19/227（8%）.基困型分析发现含有可扩增HBV病毒DNA而且治疗超过16周（>=16 weeks）的HbeAg阳性和HbeAg阴性患者中出现一个或多个氨基酸替换和病毒学衰退（rtM204I,rtL80I/V,rtA181T,rtL180M,rtL229W/V）的比例分别是49/103和12/12.在46例发生变异的患者中，其中的34例中rtM204I替换是最常发生的变异而且与病毒学批弹有关（>=1 log10超过最低点）.

　　交叉性耐药性：核苷类抗乙肝病毒（HBV）药物具有交叉耐药的特点。发生rtM204I变异或者rtL180M/rtM204V双变异的对拉米夫定耐药的HBV病毒对替比定抗病毒应答率（效果）降低超过1000倍。替比夫定对与rtM204V变异有关的拉米夫定耐药的病毒仍有效（效果降低1.2倍）,表现出中度的抗病毒活性。替比夫定对rtM204V变异的HBV病毒的作用还没有临床试验作参考。在细胞培养中，与阿德福韦酯耐药有关的rtA181V变异的病毒对替比夫定的敏感度减低3到5倍；与阿德福韦酯耐药有关的N236T变异的病毒对替比夫定仍然敏感。

　　【药代动力学】：

　　健康志愿者与慢性乙肝病人服用替比夫定的药代动力学相似。在服用1-4小时（中值为2小时）后，替比夫定最大血药浓度（Cmax）为3.69+-1.25um/ml（mean+-SD）,低谷血药浓度（Crtough）为0.2-0.3um/mL.每天一次600mg,连续给药5-7天后达到稳态浓度，药物半衰期为15小时。单剂600mg服用时，食物（高脂肪）、高能量不影响替比夫定的药代动力学。体外试验表明替比夫定与人血浆蛋白结合率低（3.3%）口服后，替比夫定在血液中被血浆和血细胞分开，并迅速在周围组织中分布。替比夫定对任何一种下列常见的人体CYP450酶都无抑制作用：CYP1A2,CYP2C9,CYP2C19,CYP2D6和CYP3A4.替比夫定不是这些酶的作用底物。替比夫定通过被动扩散的方式以原药的形式通过肾脏排出，因为肾脏分泌是替比夫定清除的最主导途径，所以中重度肾功能不全者或正进行血液透析相应调整剂量和服用方法。

　　【药物相互作用】：

　　替比夫定通过肾小球滤过和肾小管被动扩散的方式经肾脏排泄，故与其它经肾小管分泌的药物发生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很小。替比夫定与其它经肾小管分泌的药物或改变肾小管分泌功能的药物合用可能增加替比夫定或合用药物的血清浓度。

　　【适应症】：

　　本品适用于治疗有乙型肝炎病毒活动复制证据，并伴有血清氨基酸转移酶（ATL或AST）持续升高或肝脏组织学活动性病变的肝功能代偿的成年慢性乙性乙型肝炎患者。

　　【用法和用量】：

　　患者必须在有慢性乙型肝炎治疗经验的医生指导下使用本品。成人和青少年（>=16岁）本品的推荐剂量为每日1次，每次600mg ,饭前或饭后口服均可。治疗的最佳疗程尚未确定。勿超过推荐剂量使用。肾功能损伤且肌酐清除率>=50ml/min患者，按照推荐剂量和用法服用即可；肾功能损伤且肌酐清除率<50ml/min患者包括进行血液透析终末期肾病（ESRD）患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剂量和用法。终末期肾病（ESRD）患者服用本品应在血液透析完后进行。肝功能损伤患者，无需改变推荐剂量和用法。服用本品期间，应当定期监测乙型肝炎生化指标，病毒学指标和血清标志物，至少每6个月1次。

　　【儿童用药】

　　替比夫定在16岁以下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尚未明确。本品不宜于儿童和青少年。

　　【老年患者用药】

　　替比夫定在65岁以上老年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尚未明确。考虑到老年人由于各种并发症造成的肾功能损伤，在使用本品时，应监测患者的肾功能并相应调整药物的剂量和用法。

　　【不良反应】

　　国外临床研究中常见不良反应为虚弱，头痛、腹痛、恶心、（胃肠）气胀、腹泻和消化不良。本品可能造成患者CK值升高，部分患者有横纹肌溶解倾向，偶见重症肌无力。

　　注意事项

　　1.病人停止乙肝治疗会发生肝炎急性加重，包括停止使用替比夫定。因此，停止乙肝治疗的病人应密功监测肝功能，若必要，应重新进行抗乙肝治疗。

　　2.对于肾功能障碍或潜在肾功能障碍风险的病人，使用替比夫定慢性治疗会导致肾毒性。这些病人应密功监测肾功能并适应调整剂量。

　　3.单用核苷类似物或合用其它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会导致乳酸性酸中毒和严重的伴有脂肪变性的肝肿大，包括致命事件。

　　4.国为对发育中的人类胚胎的危险性尚不明确，所以建议用替比夫定治疗的育龄妇女要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

　　【禁忌症】

　　本品禁止用于己证实对替比夫定及本品的其他任何成分过敏的病人。

　　【贮藏】：阴凉处（15-30）、密封保存。

　　包装：7片*600mg/盒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70028

　　【生产企业】：诺华制药

　　替比夫定（素比伏）是由诺华公司研制的新一代乙肝抗病毒药物，于2007年4月8日正式在中国上市。它能选择性作用于乙肝病毒的DNA聚合酶，强效快速抑制病毒复制，恢复ALT的正常水平。临床试验结果表明，替比夫定治疗慢性乙肝疗效明显优于拉米夫定。

　　【抗病毒作用】快速强效抑制病毒，优于拉米夫定及阿德福韦酯；

　　【血清转换率】是所有核苷类药物中最高的，2年达到36%;

　　【安 全 性】临床试验未发现致癌、致畸及遗传毒性，妊娠B级药物；

　　【用法用量】 口服，每天一次，每次一片。

　　【适 应 症】用于有病毒复制证据及有血清转氨酶（ALT或AST）持续升高或有肝组织活动性病变证据的慢性乙型肝炎成年患者。

文章来源：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songpz/20081112233954.html

讲座一：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200933125617.html

讲座二：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20093312592.html

讲座三：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20093313020.html

2月16日，因无钱医治身患白血病的儿子，河北人李贵树夫妇决定放弃治疗。在天津火车站，他们偶遇准备返京的温家宝总理。温总理得知情况后，当即指示将这名2岁男童小瑞送京治疗。17日上午，小瑞正式入住北京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同时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还将捐赠的1.5万元现金交给李贵树夫妇。（《京华时报》2月18日）

　　小瑞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般的幸运让人感慨庆幸。据悉，在偶遇总理的现场，小瑞的母亲王志华便情不自禁地跪地叩谢，而当得知孩子已住进北京最好的儿童医院时，李贵树夫妇喜极而泣，“这下孩子有救了”。

　　不能不说，这几乎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现代传奇——2岁的农家幼童身患绝症，倾家荡产求治不得（治疗3个月，花去6万多元），无奈之下不得不放弃治疗，却在走投无路之际巧遇总理。于是困境迎刃而解，“孩子的哭声听起来都充满了希望”。

　　在感动于这一传奇故事之余，笔者更关注这样一连串的问题：在偶遇总理之前，身患重病的小瑞是否遇到过医保？如果没有，缘由何在？如果遇到了，但仍然不得不“放弃治疗”又说明了什么？

　　几乎就在小瑞偶遇总理的同一天，卫生部发布了《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情况》显示，目前我国，“约10亿城乡居民已拥有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其中，“截至2008年9月底，全国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县（市、区）达2729个，参加新农合人口8.14亿人，参合率达91.5%”。

　　可为什么这样一个医保制度没能解决甚至是缓解小瑞所遇到的医疗困境呢？上述《情况》提供的数字或许能为我们提供部分答案。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9月底，全国新农合本年度筹资710.0亿元，支出429.1亿元，累计受益3.7亿人次。这意味着，每人次的平均受益或医疗保障水平仅为116元。而依据《情况》，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为5446.5元。116元之于5446.5元，所能起到的医疗保障作用，可想而知——只能算是杯水车薪。

　　就此而言，所谓“约10亿城乡居民已拥有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医疗保险”，其实并不能“基本”地保障人们的医疗需求、解决“看病难”问题；参合率和覆盖率诚然大幅提高了，但对于其真正的医疗保障效用能力而言，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对比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上海，根据《上海市中小学生和婴幼儿住院、门诊大病基本医疗保障试行办法》，符合条件的上海少儿患者可以由医疗保障金报销50%的费用，即使这样很多家庭还是感到经济吃力，更何况医疗保险本就脆弱的山区农村呢？

　　小瑞因遇到白血病而不幸，又因偶遇总理而幸运。但千万有相似病痛遭遇的“小瑞们”呢？是否能让他们“必遇”医保制度，来赐予他们不幸中之幸运？
 
 
来源：东方早报 

相关阅读：患儿获总理救助解读：400万人需靠制度保障(CCTV《新闻1+1》) 

作者：蒋家騉 来源：文汇报

  去年10月召开的“第一届中意甲状腺外科论坛”公布的信息告诉我们，我国甲状腺癌发病率是10年前的3倍，特别是沿海地区。“巧合”的是这10年正好是自199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碘盐时期，其中是否有联系呢
   
    据报道，天津近10年甲状腺癌从0.8/10万增加到2.5/10万，增加了3倍，女性是男性的3倍，达10.39/10万；上海市2003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为5.87/10万，而目前是6.89/10万。与会专家认为女性因多吃含碘高的海鲜诱发了甲状腺疾病高发。笔者认为，海鲜中含碘大多在10微克/100克以下，例如海虾为8.4；小黄鱼9.5，鲳鱼8.9，带鱼8.7，梭子蟹8.4，板鱼4.7，干海带和紫菜特别高，分别为17500及245（单位均为微克/100克）。经过折算，若每天吃500克海鲜也只摄入了50微克左右碘，而1000克碘盐中含35毫克碘，折算成每克盐中是35微克，若每天吃10克碘盐（大多数居民超过10克），从碘盐中摄入的碘超过350微克，因此实际上碘盐的含碘量大大高于海鲜。世界上被公认的观点是：“甲状腺癌与缺碘无关，而与高碘有关”。那么为什么要人为地在盐中加碘呢
   
缺碘的原因与食盐加碘
   
    人体内的碘需要经常从食物中摄取，获得补充，以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碘缺乏的根本原因是生活环境缺碘：在碘缺乏地区的水和土壤中的碘含量非常少，所以在此环境中收获的粮食和生长的动、植物中碘含量也极少，人们经常食用这些食物就会导致碘缺乏，并因碘摄入不足而致病，所以碘缺乏病常呈地方性，特别是山区。由于缺碘会影响人群的健康和人类的体质，因此防止碘缺乏病工作得到全世界专业人员及政府的重视。我国政府曾于1990年向国际专门机构承诺，在2000年实现消除碘缺乏病，并采取国际通用的做法，在食盐中加碘。采用食盐加碘而不是在其他食品中加碘的原因是：盐是每个人必需的食品，天天要吃它，但又不会吃得太多，所以容易控制碘的摄入量；碘盐的价格相对便宜，大家都买得起。
   
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我国曾是碘缺乏病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生活在缺碘地区的人口达7亿多，碘缺乏对我国的人口素质产生过严重的影响。碘是合成甲状腺的重要原料，人体内总共只有碘15－20毫克，其中70－80%存在于甲状腺，甲状腺中碘的浓度比血浆中高25倍。人体中的碘主要是通过甲状腺素参与全身一系列的生理活动：它涉及人体生物氧化、水盐代谢、维生素吸收和利用、神经系统发育等100多种酶的活力，对促进新陈代谢、蛋白质合成、调节能量转换和加速生长发育等起着关键的作用，维持了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的需要。所以，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若不能摄入足够的碘，其产生的后果是不完全一样的：
   
    孕妇缺碘可致胎儿流产、死产、先天畸形、甲状腺功能减退。在胎儿13周后及新生儿阶段，若摄入碘太少，会使胎儿或婴儿的甲状腺素合成不足，造成大脑发育不可逆的损害，其严重后果就是患克汀病，该病是以智力残疾为主要特征，并伴有“精神综合征”或甲状腺机能低下的一种疾病，主要表现是语言、听力、智力的大脑皮层发育不良，出现以聋哑、身材矮小、智力低下、肢体麻痹和瘫痪、痉挛或步态共济失调、斜视、痴呆、性发育障碍等为特征的“呆小症”及头大、面方、眼裂水平状、眼距宽、鼻梁塌陷、唇厚、舌外伸状、表情呆滞等症状，如不能早期诊断和治疗将导致患儿终生智力残疾。
   
    儿童、青少年期缺乏碘会对生长发育产生严重的影响，因为发育期儿童的身高、体重、肌肉、骨骼的增长和性发育均需甲状腺素的参与，缺碘的表现为甲状腺机能降低、甲状腺肿、脑和智力发育障碍，并可有斜视、聋哑及运动功能障碍、体格矮小、性发育落后。碘缺乏地区的儿童智力发育不能达到应该有的水平，如果以智力商数表示，碘缺乏使儿童智力商数降低10-15个百分点。
   
    成人期缺碘出现的症状主要是甲状腺肿（常为多发的“地方性甲状腺肿”）、甲状腺功能减低、智力障碍等。
   
上海市的碘水平
   
    在未吃碘盐以前，上海市卫生防疫站曾对上海市的“碘水平”作过相关调查和测定，其结果是：
   
    各种食品中碘水平：上海的河水中平均含碘27.6微克/升，（水中碘少于14微克/升时易发生地方性甲状腺肿）；对上海市场供应的十大类83件食品作了检测，也显示了各种食品中的碘含量属于世界公认的“非甲状腺肿流行地区”的食品水平，结合膳食调查结果折算，6岁以下儿童人均每天从食品中摄入碘87.8微克，小学生是104.7微克，中学生为128.6微克，成人是141.3微克，60岁以上的老人是150.3微克，孕妇是259.5微克，均能满足相关的碘营养要求，上述数据充分证明了上海市民碘摄入量很正常。
   
    甲状腺肿：触诊检查308名儿童均未发现有肿大者，符合“碘缺乏病低流行地区甲状腺肿大于5%的临界标准”。
   
    尿碘水平：儿童尿碘平均值为102.5微克/升，属正常水平。
   
    智商IQ：平均值达108.72。根据英国和芬兰科学家做了一项统计，在世界范围内，智商最高的人群是中国、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国民，他们的平均智商达105，其次聪明的人群分布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的平均智商是100。所以上海地区人群在吃碘盐前的智商已属于很高水平。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对全国地区性缺碘情况进行调查，按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人群平均尿中含碘量50微克以上、甲状腺肿大发病率不超过5%来衡量，上海是全国唯一不缺碘的地区。从历史上看，自上海1844年开埠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例与缺碘有关的本地病人，所以当时的卫生部长陈敏章在全国碘缺乏病防治会议上就指出，“全国除上海市外，都存在缺碘地区”。
   
碘摄入过多同样有害
   
    缺碘对人有害，过多同样有损健康。我国有一些地区因当地的水和食品中含碘量太高而出现“流行性地方性高碘甲状腺肿”。例如河北黄骅县张巨河大队的2889名居民在喝浅井水时，甲状腺肿是2.83%（水碘含量为34.5微克/升），1978年改喝深井水，水碘达306.5微克/升，甲状腺肿上升到9.87%；在河北省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甲亢（甲状腺机能亢进）发病率是随水碘含量增加而增高：水碘为42.18μg/L,甲亢发病率9/10万；水碘104.60μg/L,甲亢发病率为22/10万；水碘431.67μg/L，甲亢发病率为33/10万。这些结果均提示摄入高碘与碘性甲亢关系密切。
   
    正常人，当每天摄入的碘量不足50微克时，就可能患碘缺乏病，需要增加碘的供应，如果每天从外界能获得100微克――150微克的碘就足够了，超过太多的后果同样是严重的。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不少地区曾因服用“碘营养品”使大批学生出现恶心、呕吐、发热、腹痛、头痛、胸痛等急性中毒症状，就是明显的例证。为此，卫生部专门发文规定除了碘盐外，不准生产、供应其他加碘食品。
   
    不适当地吃碘盐也会有副作用。曾有报道，杭州自食用碘盐后，甲状腺机能亢进病人的门诊病人比例从原来的0.9%增加到1.47%；常州自食用碘盐后甲状腺炎住院率增加52.0%；福州、吉林、丹东等地甲亢病人分别较以前增加0.3-3.0倍。自上海市实施全面吃碘盐以来，内分泌医师“主观上感到”甲亢病人及甲状腺肿等相关疾病也有增加，但没能提供确切的数据，从另一份调查并经统计学上分析，现在上海市的甲亢病人发病率比普吃碘盐前显著增加。纵观补碘历史，补碘中不发生甲亢病人增加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不会年年继续增加，即会维持在比以前高的水平上。
   
    大量调查研究还证实，高碘区儿童智力水平低于碘水平正常区，除智力水平外，对儿童心理功能测定也证明高碘组学生在反应速度、动作技能、动作的稳定性、准确性等方面的表现都低于对照组。例如河北的一份研究表明，高碘不仅会引起甲状腺肿，而且会对脑、肾、胚胎发育以及子代的代谢造成不良影响，此项研究荣获河北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一等奖。
   
供参考的意见
   
    碘缺乏病与高碘甲状腺肿及甲状腺癌都应该是可以防治的，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方法：在缺碘地区食用含适量的碘盐是消除碘缺乏病最重要的举措，但同时也应避免高碘引起的高碘性疾病。笔者认为：普遍吃碘盐的前提应是该地区存在缺碘，对不缺碘的地区没有必要“挤入”补碘的群众运动中。上海及不缺碘地区的居民，尤其是经常吃海带、紫菜等海水产品的人，建议你还是吃非碘盐为好。上海是全国唯一不需医疗证明可以随意购买非碘盐的城市，且每个区都有非碘盐供应点，你可以随意购买。由于甲亢有遗传性，因此凡家族中有甲亢病史和本人曾有过甲状腺疾病史的人，吃碘盐和海货会加重症状，所以，这些人千万不要吃碘盐。
   
    （作者为上海市营养学会副理事长、主任医师）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10/20081216102357.html

　　10月14日，在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立整整25个月之后，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终于出现在了国家发改委的网站上。

　　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的公告称：医改方案的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10月14日至11月14日，各界人士可用信函、传真或网络邮件方式返回意见。

　　这一与人们密切相关的方案，自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称赞医改方案伟大者有之，批评医改方案形同八股文者亦有之。

　　综观各界评论，表示“看不懂”的人占了大多数。

　　博奕三阶段

　　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立25个月以来，部委之间的博弈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期间，医改方案4大核心部委发改委、卫生部、社保部、财政部在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内部展开了激烈的内部论战，尤其是卫生部和社保部，在“补供方”还是“补需方”上僵持不下。

　　当时，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员告诉记者，会上总是统一不了意见，次次如此。

　　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决定，将医改方案起草权暂时从4大核心部委手中剥离。2007年1月，医改方案起草进入第二阶段，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麦肯锡咨询公司接受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各自起草医改方案。

　　2007年5月30日，多套医改方案“过堂”之后，医改方案起草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之后，医改核心部委开始减少对其他部委的关注和批评，转而通过己身负责的项目“扩大地盘”。2007年7月23日，社保部一直主张的城镇居民医保试点获批启动，全民医保框架初步形成。至此，卫生部主导的重建社区、试行收支两条线、医药统购统销政策，与社保部的全民医保政策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具体到医改方案的起草，亦与胡晓义所言相符，各家起草各家负责之处。

　　由于机制更为合理、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医保预付制与僵化的收支两条线逻辑完全相悖，“前者本可涵盖后者”(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员语)，但由于各自起草，医改方案中就出现了两者并存的局面。

　　本次公布的医改方案称：要严格核定人员编制，实行人员聘用制，建立能进能出和激励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要明确收支范围和标准。换言之，就是在公立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

　　而就在医改方案说到收支两条线之前的一段，则是以下字样：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体制。中央统一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和政策，地方政府负责组织实施管理，创造条件逐步提高统筹层次。有效整合基本医疗保险经办资源，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行政管理的统一。

　　“实际上，这是一个在解决看病贵的难题上，究竟是选择内部约束还是外部约束的问题”，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员说，“医保机构作为患者的代言人，等于具备与医院这个服务提供方集体谈判的资格，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采用这种外部制衡机制的成本更低、收效更大”。

　　此前，记者曾经就收支两条线和药品零差率展开调查。在北京市试行这两项改革的朝阳区石佛营社区，政府付出巨大管治成本、并在普药销售上让利之后，由于医药分开等机制建设没有跟上，普通民众享受到的好处，只达到政府设计初衷的15%～20%。

　　同时，由于医师牟利空间仍然存在，药价降低并没有斩断医师与医药代表的灰色交易。

　　实际上，参与医改方案调研或者起草方案的诸多业内人士，对医改方案的结果早有心理预期，理由很简单：医改两大核心部委各自试行的改革都已获批。

　　水面下的部门利益

　　在解决“看病难”这个难题上，开放医疗服务市场，吸纳民营资本进入，是解决“短缺经济”的不二法门。这一原则，在医改方案中获得体现：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

　　但是，这只是浮在水面上、需要时日方才有可能兑现的支票。普通民众看不到、也看不懂的水面之下，却仍存在大量问题。

　　就在这同一份医改方案中，又出现了“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这样的说法。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员的解读是：按照这种思路，公立医疗机构还是“老大”，营利性医疗机构还是难以摆脱目前的境遇，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的实现仍存在较大距离。在他看来，公立医疗机构能不能成为主导，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能不能成为主体，不应是政府决定的，应该由市场来选择。

　　水面下的另一个不利于民营资本之处，则是区域卫生规划。医改方案中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卫生资源配置标准，组织编制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明确医疗机构的数量、规模、布局和功能。科学制定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卫生机构和各级医院建设和设备配置标准，调整优化结构和布局，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医疗机构要逐步进行整合。

　　此前，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高运生明言，当初政府在制定社区卫生规划时，为了保护公立社区医院，才严格限制社区医院的数量。比如我们所在的东风社区，就只能有我们一家。

　　这一水面下的规定，对民营资本的“挤出效应”，已不言而喻。医药行业代表、九州通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兆年说，这无疑将对民营资本的进入起到“玻璃门”的阻碍作用——玻璃门看起来透明，实际上厚重得无法推开。

　　另一项浮在水面上的原则，是“落实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地位”。对此，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员质疑道：这是否意味着公立医院可以作为投资主体进行再投资呢？

　　隐藏在水下的规定，则让这个原则的实际操作充满不确定性。前述医改方案中有关收支两条线的硬性规定，不仅让公立医院完全变成卫生局下属的分支机构，更让医改方案总纲中“管办分离”的原则难以落实。

　　这一点还在“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部分体现出来。医改方案这样写道：政府重点办好县级医院并在每个乡镇办好一所卫生院，采取多种形式支持村卫生室建设，大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医改北大方案参与者之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系主任刘国恩表示，这样的规定，与“管办分离”原则的关系，无异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而在民众普遍抱怨的药价虚高方面，医改方案延续了之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通过“合理调整政府定价范围，改进药品定价方法，利用价格杠杆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促进国家基本药物的生产和使用。对新药和专利药品逐步实行上市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对仿制药品实行后上市价格从低定价制度，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推行在药品外包装上标示价格制度。严格控制药品流通环节差价率”这样的规定，将普药定价大权集中到政府手中。

　　不仅药价由政府决定，医疗服务价格，亦被政府牢牢管制。医改方案规定：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医疗服务价格政策及项目、定价原则及方法；省或市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卫生、劳动保障部门核定基本医疗服务指导价格。

　　“问题是，即使政府管制价格，只要药厂有利润，就仍然存在回扣的空间”，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员说，“同时，政府的这种管制方式给腐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原则性动力

　　尽管医改方案总体而言，有重回计划经济的迹象，但在舆论重压之下，医改方案也对一些禁区做了“原则性松绑”。

　　医改方案中写道：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慈善医疗机构，或向医疗救助、医疗机构等慈善捐赠。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员说，这一原则如果能够得到落实，将大幅降低民营资本进入的门槛——道理很简单，如果慈善免税，意味着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成本大幅降低。

　　他解释说，这一原则，在西方早已普遍施行，但在中国尚在摸索阶段；同时，这不是卫生部一己之力所能解决，“此时就需要多部委的合力了”。

　　此外，业已全面铺开的全民医保改革，已在社保部和卫生部合力之下，距离2010年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越来越近。

　　医改方案中，医保部分维持了原来的架构——随着全民医保的进一步深入，医保机构作为服务购买方与服务提供方之间的对等谈判机制也将逐步完善，进而有效缓解看病贵问题。

　　医改方案起草的前两个阶段，由于缺少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和医师流动机制改革内容，广受各界诟病。在接受采访时，医改评审委员会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原院长朱士俊称，他曾在2007年5月的医改方案“过堂”的评审会上，当面对此提出批评。

　　此番公布的医改方案中，出现了“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这样的说法。刘国恩表示，“多点执业”，正是医疗资源配置的核心命题。如果医师得不到合理流动，任何引导医疗资源向基层流动的规定都有可能成为空话。

　　“综观医改方案，距离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难题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员说，“不过话说回来，总算积累了一些未来改革的动力”。

转自：独角兽论坛

    他的父亲过世，他所在科室的近百名同事，没有一个人前来吊唁。欣慰的是，有200多名患者闻讯赶来，一些患者抬着挽联、花圈，围着胡卫民所在的医院和娄底市政府绕场一周

    “我向阿波罗及诸神起誓：为患者利益着想，决不做任何有害之事……我一生将纯洁而高尚地从事医学事业。”每天清晨，湖南娄底中心医院医生胡卫民都要站在自家阳台上，大声朗诵这段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经典誓言。

    四年前，中国医改阵痛之时，胡卫民在中央电视台面对亿万观众，痛批娄底中心医院院长杨志毅公开推行开单提成、乱收费、虚高药价等腐败行为。胡因此一夜成名，并先后获得“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央视年度十大法制人物”、“凤凰卫视风范大国民人物”等。

     2008年7月21日，杨志毅涉嫌在医疗设备采购、工程发包过程中受贿450万元一案，在娄底市中院开庭审理。

    此时，人们都会以为，杨志毅倒台了，胡卫民就胜利了。但事情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辞职

    2008年8月14日，胡卫民来到娄底中心医院党委书记李文莲的办公室，向医院提出正式辞职。

    这，已是他四年内第三次萌生退意。李文莲也努力地进行着挽留。

    “你留下来，情况只会越来越好。”

    “在这里，我毫无希望。医院没有正气，我决定离开！”

    “全国哪个医院没有开单提成、医疗回扣？”

    “别人这么运作也许没问题，但是我要做的话，就是一个罪状，别人就可以无限上纲，我是胡卫民！”

    “一个人的力量和全国医院作对，你不觉得自己的力量太渺小了？你改变不了！”

    ……

    据胡卫民事后回忆，那是一次气氛不错的交谈，近两个小时。期间，李文莲少有地，起身给他添了几次茶水。

    这样的交谈有过很多次。从内心里，李文莲真诚地希望这个执拗的“为民医生”明白，自己并非不支持他，只是腐败并非一家医院的问题，长期积累的矛盾也不是一两个人短时间就能解决的。

    胡卫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和医院院长、书记提出辞职的谈话中，他几度流泪。

    他最终痛下决心辞职，是因为医院里的一名主任被提为副院长，“他的科室给患者开药不按规定，什么药贵用什么。”

    “我想开一个社区卫生所，自主经营。”在谈及辞职后的打算时，胡卫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其实早在2004年和2006年，他就两次提出辞职。

    一次，是患者写联名信挽留了他，另一次，是当时的娄底市委书记找他谈了话。

    胡卫民最终都留了下来，他发现，作为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公众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放大，并被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

    但这一次，胡卫民去意已决，他认为自己“不适合现行的医疗体制”。

    “医疗黑幕，好像一层纸，捅进去却是铜墙铁壁！”胡卫民说，24年来，他坚持医疗揭黑的代价是：领导的打击、同事的排挤、妻离子散、高强度的工作和低收入的窘境。

    在给湖南省领导的信中，他大声诘问：“24年来，我坚持着医者的尊严与操守，但我的路为何越走越艰难？”

“业绩”名落孙山

    胡卫民家里，挂着一幅水墨画：一丛竹子，在急风暴雨中摇曳。他目前的身份是娄底中心医院健康检测中心主任，正科级。

    较之四年前，因被院方调往工会而愤然辞职的窘境，胡卫民如今的事业，似乎一片光明。但这一切，却并没有让胡卫民乐观。

    胡卫民每月工资加上奖金，总共2300元，其中奖金只有200多元。胡卫民是两个部门的负责人，承担着全院最大的门诊量。

    而他的同事们，却拿着让他望尘莫及的高薪，“再普通的医生，每月奖金都有上千元，如果虚开的提成药多的话甚至上万。”

    这让他感到很不公平，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奖金是与经济创收挂钩。比如，他治高血压用氢卡阿尼，一个月患者的开销也就10块钱，但治疗同样的疾病，他的同事可以轻松开出几百元的高额药方。

    “开单提成”的潜规则，使得这位“拒绝回扣和红包”的医生的“业绩”，名落孙山。

    “20年前，患者对医生表示感谢，也仅仅是一包糖，几个鸡蛋而已。”胡卫民说，“现在医患关系恶化，很大程度上与医疗市场化有关。”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病到解放前。”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医生开单提成、拿红包、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的现象泛滥，患者对医生有敌对情绪，甚至出现了“病人带着录音笔看病，医生戴着钢盔上班”的怪现象。

    下雨背稻草，越背越重

    与200多元奖金形成对照的，是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

    四年前，媒体高密度报道胡卫民后，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胡卫民负责两个部门，一个是高血压防治中心，一个是健康检测中心，但没有一个有处方权的临床医生帮忙。

    此外，他还是卫生部的高级培训讲师，要定期赴外地举行医学讲座，承担了四项心血管病防治研究课题。

    每天晚上，回到空无一人的家，胡卫民习惯在沙发上休息会儿，看会儿电视，然后洗澡、上网。这几乎成为了一个程序，他是几家医疗网站的负责人，每晚要上网回答病友提问，并写两页博客。

    父母双亡、妻儿离去，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排遣寂寞。

    有时候，刚睡下就会有患者打来电话询问病情，他只好耷拉者眼皮听对方说话，打起精神回答问题，“我不习惯拒绝病人。”

    他希望有一个助手，曾经将这个要求连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向院方汇报，请求支援，却一直未果。

    “我现在非常担心，脑子里的那根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断了。”胡卫民说，他曾经的理想是做一名既做医疗，又做预防，而且还做科普的医生。

    但当他实现了这个目标后才发现，理想背后的责任是如此沉重，让他无法支撑，“我现在的状态，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下雨背稻草，越背越重’。 ”

　　遭遇集体排挤

    2005年，在外界的压力之下，杨志毅调任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之后，胡卫民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并被任命为健康检测中心主任。许多熟悉胡卫民的人以为，胡的境遇从此后会有很大好转。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以前，医院里有很多人支持我，是因为他们反对杨志毅，而现在，我遭遇的是集体的排挤与冷遇。”胡卫民说。

    一个让他感到心寒的事情是，2005年12月，他的父亲过世，他所在科室的近百名同事，没有一个人前来吊唁。欣慰的是，有200多名患者闻讯赶来，一些患者抬着挽联、花圈，围着胡卫民所在的医院和娄底市政府绕场一周。

    原娄底市外经委工会主席易庶遂作为患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十年前，易庶遂还是医院的常客，每年的医疗费用高达两万多元。之后，他听从胡卫民的建议，坚持以预防为主的医疗方式，“有好几年没住过院了。”

    “胡医生经常来我家，给我带来新换的药方，但从来不接受我的礼物。”易庶遂最钦佩的是胡卫民的医德。

    作为朋友，易庶遂知道胡卫民每个月能赚多少钱，他也谙熟这个行业的潜规则，“在娄底这样的中小城市，医生一个月赚一两万块钱不是什么新鲜事。动手术，病人要是不懂规矩，不给主刀医生送红包，手术的效果就会打折扣。”

    胡卫民不收红包、不吃回扣是出了名的，他曾经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纸条“本人不吃回扣，医药代表拒绝入内”。

    等到那张纸贴得慢慢发黄，医院效仿了这种做法，在各处墙壁上均贴上“拒绝回扣，谢绝医药代表”一类的标语提示。

    但效果似乎并不良好。“医药代表表面上似乎少了，其实是行动更隐蔽了，手段更高明了，甚至很多药剂人员，被发展成医药代表。”胡卫民说。

不少同事在“做药”

    贺金莲，是娄底市中心医院药剂科的一名副主任药师，她和胡卫民共事多年。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行内将推销药品的行为称为“做药”，她的不少同事就在“做药”。

    贺金莲介绍，“底价药”就是药品厂家生产的药品，直接进医院、病房，省略了中间经销商环节。

    胡卫民说，没有了中间商的层层加价，医院的药品成本降低了，但售价却没有变。假如一种药成本十元，卖出来100元，省略中间商，能直接返给个人50元左右，而以前回扣大约只能有20元到30元左右。

    另外，按照贺金莲的说法，较之以往外来医药代表找医生的方式，现在同事间的合作更加方便隐秘。

    “每开一种药，充当医药代表的药剂师，能得到5%~10%的提成，而开药的医生则能提成20%多。”她说，“一种叫头孢孟多脂的常用药，很多药室都会用，有的科室一天就开100多支，按每支售价46元，提成10%算，一个科室一天就能得到400多元的回扣。”

    贺金莲不愿意“做药”，在医院，很多人把她当成了胡卫民一样的另类。

    2008年3月28日，在娄底市中心医院11病室住院的颜建国，因为支付不起高额的医药费，最终选择跳楼自杀。

    贺金莲向《瞭望东方周刊》展示了颜建国的用药明细账单。她说，医院给颜用了16种药，其中有七种都是促销药。

    据贺金莲介绍，如果不是药剂人员促销的话，按正常用药，每天费用不超过50元。

　　触犯同事利益

    四年前，胡卫民“炮轰医疗腐败”后，新任院领导上台，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宣布废除开单提成、点名手术费，并取消一批高价药。

    一些科室的收益因此受到重创，单是取消点名手术费这一项，就使一些主刀医生的月收入减少三五千元。有人甚至公开宣称，“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胡卫民”。

    2006年，胡卫民申请组建高血压病房，院方同意了，但没有人愿意来他的部门，有年轻医生一听说要去胡卫民的部门就大哭。

    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在《瞭望东方周刊》采访该院党委书记李文莲时得到证实。

    一旦成为胡卫民的麾下，就意味着不能收回扣，一个月只有200块钱奖金。这个喜欢写散文诗，会拉小提琴，擅长用吉他弹《致爱丽丝》的儒雅男人，成了许多人眼中 “不可接触的怪人”。

    “他们不理解我，这让我很痛苦。”胡卫民神情落寞地说。有时候，他试图与同事交流，可是他们之间的隔阂，并非几句简单的问候就能拉近。

    甚至院领导与他交谈，也是慎之又慎。

    “他是医疗界的反腐英雄，我不好随便评价他，说错话就该挨媒体骂了。”李文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位医院党委书记甚至不敢公开表扬胡卫民，“表扬他，会使同事们更加孤立他，我也不好开展工作。”

    同样是身着白大褂，胡卫民却觉得，自己在这所工作了24年的偌大的医院里，像个陌生人。

是个不懂变通的人

    45个春秋过来，胡的人生，跌宕多舛。

    2004年，胡卫民以一封辞职信，开始了他漫长的医疗反腐之路。与此同时，他的家中不断接到“小心狗命”的恐吓电话。

    一天放学的路上，一个40多岁的男人把胡的儿子摁倒在地，掐住他的脖子说：“叫你爸爸小心，别挡老子财路，要不然老子掐死你！”

    当胡卫民看到儿子脖子上那几个深深的指印时，他心中只有无尽的恐惧与愤怒。

    2005年12月5日，噩耗再次降临，父亲心血管病加重，在留给胡卫民“坚持”二字之后撒手西去。

    胡卫民利用周六、周日休息时间，开免费门诊，但却受到部分院领导和同事的排挤。他的同事们认为“胡是在抢病人”、“坏规矩”，他的门诊的牌子，因此被人连续砸了16次。连胡的前妻子也认为，丈夫是 “出力不讨好”。

    医疗揭黑斗士，一直以来是英雄的代名词。但在现实中却遭遇着尴尬的困境。

    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肖启伟，坚持反医药回扣，他本人因此被孤立，不得不辗转多地，换了十几家工作单位。

    揭露“天价医疗费”的哈医大附二医院ICU病室医生王雪源，在事发后被迫出国。

    上海的医生陈晓兰，甚至被逐出医院、冻结四金，处境窘迫。

    “一看见胡卫民，我就想起陈天华，他那个跳海殉国的新化老乡。”娄底中心医院党委书记李文莲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清末的革命家陈天华，1905年12月在东京参加了**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的斗争，随后投海自尽，以死来激励国人“共讲爱国”。

    “他所坚持的，与体制中一些游戏规则是格格不入的，而他又是个不懂变通的人。”娄底中心医院原纪委书记刘雍凡如此评价胡卫民。

　　医德建设流于形式

    李文莲坦言，医院曾经有100多人联名状告杨志毅，但从没有人像胡一样挺身而出，“实际上很多人是在利用胡卫民，把杨志毅赶下台，他们反腐的目的各不相同。”

    “胡医生的做法，我个人表示欣赏，但并不是完全赞同，医改并没有成功，医院毕竟还需要养活自己。” 李文莲说，“胡卫民的存在，使得同事们有所忌惮，害怕被他检举揭发，所以就离他很远。”

    李文莲指着两幢崭新的门诊大楼说，许多地方的领导评价杨志毅的功过时，经常提及的是，“杨志毅至少给医院盖了两幢门诊大楼。”

    胡卫民则直言，“现在评判一个院长称职与否，不是以患者的满意度为标准，而是和政绩挂钩！”

    他说，在杨志毅执政期间，娄底中心医院住院病人平均每天的花费是400元，而现在，病人平均每天的花费高达600多元，“前几年医院年毛收入是7000万元，现在已经近两亿元了。”

    “现在有一个词叫‘医官勾结’，医院的管理者在大型设备的采购、基建建设等方面都会交给领导的亲戚朋友来做，间接地形成了一条利益链。保护了这些枉法的医疗界败类，地方官员自己的乌纱帽也就保住了。”胡卫民说。

    “现在的医德建设流于形式，缺乏社会监督。”胡卫民认为，现行的评价办法就是医生每年的自我总结，单位打分也没有具体量化标准，一切取决于院领导的好恶。

    他说，社会评价标准必须细化，如每年对医生所开处方进行审核，是否开违规药、大处方、收受红包等。同时，由社会监督员、患者代表等共同进行监督，“但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医药分家’，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这些看似前景光明的理念，只会遭到医药潜规则的排斥和打击。”

    面对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胡卫民认为应该平衡医德与医生的利益。他说，国家对于百姓的健康，必须实现彻底“买单”。而中国医疗改革的出路，最终要落在“医生价值观的改变上”。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血液流变指标检测

　　全血比粘度（低切）

　　正常情况：低于男：7.5～10.0　女：5.8～8.1

　　增加：常见于高血压病、脑血管意外、冠心病和心肌梗塞等。

　　减少：常见于贫血疾病。

　　全血比粘度（高切）正常情况：高于男：5.6～6.7　女：4.7～6.01

　　增加：常见于高血压病、脑血管意外、冠心病和心肌梗塞等。

　　减少：常见于贫血疾病。

　　血浆比粘度正常情况：1.64～1.78

　　增加：常见于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塞、脑血栓等。

　　红细胞电泳时间（S）正常情况：15～17.4s

　　增加：提示红细胞及血小板聚集性增强、血液粘度增高，易形成血栓性疾病，如闭塞性脉管炎、心肌梗塞、心绞痛、缺血性中风、高血压等。

　　减少：提示红细胞、血小板带电荷强，血液粘度下降。见于血小板无力症、巨球蛋白血症、肿瘤、坏血病及服用阿司匹林、保泰松、右旋糖酐等。

　　血小板电泳时间（S）正常情况：19～22.6s

　　增加：提示红细胞及血小板聚集性增强、血液粘度增高，易形成血栓性疾病，如闭塞性脉管炎、心肌梗塞、心绞痛、缺血性中风、高血压等。

　　降低：提示红细胞、血小板带电荷强、血液粘度下降。见于血小板无力症、巨球蛋白血症、肿瘤、坏血病及眼用阿司匹林、保泰松、右旋糖酐等。

　　纤维蛋白原（Fb）正常情况：2.4～3.7（g／L）

　　增高：感染，炎症，风湿、经期，手术后，ＤＩＣ代偿期等。

　　减低：播散性血管内凝血，胎盘早期剥离，分娩时羊水渗入血管形成栓塞等。

　　全血还原比粘度（低切）正常情况：低于男：14～20　女：12～21

　　当血细胞比积浓度为１时的全血粘度值。以全血粘度与血细胞比积浓度之比表示。即（全血粘度－１）／血细胞比积。其中（全血粘度－１）为增比粘度，还原粘度则实际反映单位血细胞比积产生增比粘度的量，使血液粘度校正到同一血细胞比积浓度的基础上，以之比较。

　　红细胞电泳时间（S）正常情况：15～17.4s

　　增加：提示红细胞及血小板聚集性增强、血液粘度增高，易形成血栓性疾病，如闭塞性脉管炎、心肌梗塞、心绞痛、缺血性中风、高血压等。

　　减少：提示红细胞、血小板带电荷强，血液粘度下降。见于血小板无力症、巨球蛋白血症、肿瘤、坏血病及服用阿司匹林、保泰松、右旋糖酐等。

　　全血还原比粘度（高切）

　　正常情况：高于男：10～13　女：9～13

　　当血细胞比积浓度为１时的全血粘度值。以全血粘度与血细胞比积浓度之比表示。即（全血粘度－１）／血细胞比积。其中（全血粘度－１）为增比粘度，还原粘度则实际反映单位血细胞比积产生增比粘度的量，使血液粘度校正到同一血细胞比积浓度的基础上，以之比较。

　　红细胞沉降率（ESR、血沉）正常情况：男：0～21mm／h　女：0～38mm／h

　　贫血或血液被稀释血沉增快，是红细胞下降逆阻力减低，并不是红细胞聚集增强而增快。通过红细胞比积的血沉方程Ｋ值，可排除贫血或血液稀释对血沉的影响。Ｋ值高反映红细胞聚集性增强。若血沉快，Ｋ值大，血沉一定是快；血沉快，Ｋ值正常，是由于红细胞比积低而引起血沉增快。

　　红细胞压积正常情况：男：0.42～0.47　女：0.39～0.40

　　红细胞压积是指红细胞在血液中所占的容积比值。是影响血液粘度的重要因素，血液粘度随红细胞压积的增加，而迅速增高，反之则降低。

　　增高：各种原因所致血液浓缩如大量呕吐、腹泻、大面积烧伤后有大量创面渗出液等，测定红细胞压积以了解血液浓缩程度，可作为补液量的依据。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有时可高达80%左右。继发性红细胞增多症系体内氧供应不足引起的代偿反应如新生儿，高山居住者及慢性心肺疾患等。

　　减少：各种贫血或血液稀释，由于贫血类型不同，红细胞计数与红细胞比积的降低不一定成比例，故可以根据红细胞比积和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的量计算红细胞三种平均值，以有助于贫血的鉴别和分类。

　　红细胞变形能力正常情况：男：3.9～5.0　女：3.0～4.2

　　降低提示溶血性贫血、血管性疾病、糖尿病、肝脏病。

　　红细胞刚性指数正常情况：男：7.16女：7.14

　　红细胞刚性指数越大，表明红细胞变性性越小，是高于变率下，血液粘度高的原因之一。

　　血液流变指标检测

　　全血比粘度（低切）

　　正常情况：低于男：7.5～10.0　女：5.8～8.1

　　增加：常见于高血压病、脑血管意外、冠心病和心肌梗塞等。

　　减少：常见于贫血疾病。

　　全血比粘度（高切）

　　正常情况：高于男：5.6～6.7　女：4.7～6.01

　　增加：常见于高血压病、脑血管意外、冠心病和心肌梗塞等。

　　减少：常见于贫血疾病。

　　血浆比粘度

　　正常情况：1.64～1.78

　　增加：常见于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塞、脑血栓等。

　　红细胞电泳时间（S）

　　正常情况：15～17.4s

　　增加：提示红细胞及血小板聚集性增强、血液粘度增高，易形成血栓性疾病，如闭塞性脉管炎、心肌梗塞、心绞痛、缺血性中风、高血压等。

　　减少：提示红细胞、血小板带电荷强，血液粘度下降。见于血小板无力症、巨球蛋白血症、肿瘤、坏血病及服用阿司匹林、保泰松、右旋糖酐等。

　　血小板电泳时间（S）

　　正常情况：19～22.6s

　　增加：提示红细胞及血小板聚集性增强、血液粘度增高，易形成血栓性疾病，如闭塞性脉管炎、心肌梗塞、心绞痛、缺血性中风、高血压等。

　　降低：提示红细胞、血小板带电荷强、血液粘度下降。见于血小板无力症、巨球蛋白血症、肿瘤、坏血病及眼用阿司匹林、保泰松、右旋糖酐等。

　　纤维蛋白原（Fb）正常情况：2.4～3.7（g／L）

　　增高：感染，炎症，风湿、经期，手术后，ＤＩＣ代偿期等。

　　减低：播散性血管内凝血，胎盘早期剥离，分娩时羊水渗入血管形成栓塞等。

　　全血还原比粘度（低切）

　　正常情况：低于男：14～20女：12～21

　　当血细胞比积浓度为１时的全血粘度值。以全血粘度与血细胞比积浓度之比表示。即（全血粘度－１）／血细胞比积。其中（全血粘度－１）为增比粘度，还原粘度则实际反映单位血细胞比积产生增比粘度的量，使血液粘度校正到同一血细胞比积浓度的基础上，以之比较。

　　红细胞电泳时间（S）正常情况：15～17.4s

　　增加：提示红细胞及血小板聚集性增强、血液粘度增高，易形成血栓性疾病，如闭塞性脉管炎、心肌梗塞、心绞痛、缺血性中风、高血压等。

　　减少：提示红细胞、血小板带电荷强，血液粘度下降。见于血小板无力症、巨球蛋白血症、肿瘤、坏血病及服用阿司匹林、保泰松、右旋糖酐等。

　　全血还原比粘度（高切）

　　正常情况：高于男：10～13女：9～13

　　当血细胞比积浓度为１时的全血粘度值。以全血粘度与血细胞比积浓度之比表示。即（全血粘度－１）／血细胞比积。其中（全血粘度－１）为增比粘度，还原粘度则实际反映单位血细胞比积产生增比粘度的量，使血液粘度校正到同一血细胞比积浓度的基础上，以之比较。

　　红细胞沉降率（ESR、血沉）

　　正常情况：男：0～21mm／h女：0～38mm／h

　　贫血或血液被稀释血沉增快，是红细胞下降逆阻力减低，并不是红细胞聚集增强而增快。通过红细胞比积的血沉方程Ｋ值，可排除贫血或血液稀释对血沉的影响。Ｋ值高反映红细胞聚集性增强。若血沉快，Ｋ值大，血沉一定是快；血沉快，Ｋ值正常，是由于红细胞比积低而引起血沉增快。

　　红细胞压积正常情况：男：0.42～0.47女：0.39～0.40

　　红细胞压积是指红细胞在血液中所占的容积比值。是影响血液粘度的重要因素，血液粘度随红细胞压积的增加，而迅速增高，反之则降低。

　　增高：各种原因所致血液浓缩如大量呕吐、腹泻、大面积烧伤后有大量创面渗出液等，测定红细胞压积以了解血液浓缩程度，可作为补液量的依据。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有时可高达80%左右。继发性红细胞增多症系体内氧供应不足引起的代偿反应如新生儿，高山居住者及慢性心肺疾患等。

　　减少：各种贫血或血液稀释，由于贫血类型不同，红细胞计数与红细胞比积的降低不一定成比例，故可以根据红细胞比积和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的量计算红细胞三种平均值，以有助于贫血的鉴别和分类。

　　红细胞变形能力

　　正常情况：男：3.9～5.0女：3.0～4.2

　　降低提示溶血性贫血、血管性疾病、糖尿病、肝脏病。

　　红细胞刚性指数正常情况：男：7.16女：7.14

　　红细胞刚性指数越大，表明红细胞变性性越小，是高于变率下，血液粘度高的原因之一。

　　血常规检查

　　红细胞（RBC）

　　正常情况：

　　男性：(4-5)*1012/L;

　　女性：(3.5-4.5)*1012/L

　　增高：真性红细胞增多症，严重脱水，肺原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高山地区的居民，严重烧伤,休克等。

　　降低：贫血,出血

　　血红蛋白（Hg）

　　正常情况：男性:(120-150)g/L；女性:(105-135)g/L

　　增高：真性红细胞增多症，严重脱水，肺原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高山地区的居民，严重烧伤,休克等。

　　降低：贫血，出血

　　白细胞（WBC）

　　正常情况：(4-10)*109/L

　　升高：各种细胞感染，炎症，严重烧伤。明显升高时应除外白血病。

　　降低：白细胞减少症，脾功能亢进，造血功能障碍，放射线，药物，化学毒素等引起骨髓抑制，疟疾，伤寒，病毒感染，副伤寒。

　　中性粒细胞

　　正常情况：(50-70)%

　　增高：细菌感染,炎症;

　　降低：病毒性感染

　　嗜酸性粒细胞

　　正常情况：(0-00.75)%

　　增高：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及慢性溶血性贫血。

　　淋巴细胞正常情况：(20-30)%

　　增高：百日咳,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病毒感染，急性传染性淋巴细胞增多症，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降低：免疫缺陷

　　单核细胞

　　正常情况：(3-8)%

　　增高：结核,伤寒,疟疾,单核细胞性白血病。

　　血小板（PLT）

　　正常情况：(100-300)%

　　升高：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慢性白血病,骨髓纤维化,症状性血小板增多症,感染,炎症,恶性肿瘤,缺铁性贫血,外伤,手术,出血,脾切除后的脾静脉血栓形成,运动后.

　　降低：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播散性红斑狼疮,药物过敏性血小板减少症,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血小板破坏增多,血小板生成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造血机能障碍,药物引起的骨髓抑制,脾功能亢进.

　　血沉

　　正常情况：男性:(0-15)mm/h；女性:(0-20)mm/h

　　增快：急性炎症,结缔组织病,严重贫血,恶性肿瘤,结核病.

　　减慢：红细胞增多症,脱水.

　　网织红细胞计数

　　正常情况：(00.5-1.5)%

　　增高：溶血性贫血,大量出血,缺铁性贫血,恶性贫血应用维生素B12时.

　　降低：骨髓造血功能低下,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

　　尿检查

　　尿量

　　正常情况：1000-2000ml

　　多尿：经常尿量超过2500ml/日，为多尿

　　少尿：尿量少于500ml/日，为少尿

　　尿液颜色

　　正常情况：淡黄色.随饮水及出汗多少,色泽深浅可有不同.

　　尿色深红带黄如浓茶样,见于胆红素尿,尿色为浓茶色或酱油色,见于血红蛋白尿;尿色呈淡红色云雾状/洗肉水样或混有血凝块,见于血尿.白色乳样尿液称为乳糜尿,见于血丝虫病或肿瘤等原因引起的肾周围淋巴管引流受阻.乳糜尿应与尿内磷酸盐和碳酸盐的灰白色相鉴别.后者多见于儿童,寒冷的天气易发生,系正常现象,必要时可作化验检查.许多药物可引起尿液颜色发生改变.使尿液变黄的:黄连素,阿的平,复合维生素B,四环素,维生素B2,利福平,磺胺嘧啶,痢特灵,一粒丹,复方大黄片等.使尿液变赤黄或棕色的;呋喃妥因,扑疟喹宁,伯喹,磺胺类药物.使尿液变红的:氨基比林,酚肽,苯妥英钠,利福平,冬眠灵.使尿滚变绿色的:消炎痛,亚甲蓝,阿米替林.使尿液变暗黑色的:灭滴灵,甲基多巴,左旋多巴,雷米封,山梨醇铁.使尿液变棕黑色的:非那西丁,奎宁.

　　尿液气味

　　正常情况：新鲜尿液无特别气味.

　　刚排出的尿液即有氨臭味，见于慢性膀胱炎及慢性尿潴留；有苹果样气味见于糖尿病酸中毒；有些药品和食物如蒜，葱等亦可使尿液呈特殊气味。

　　尿蛋白正常情况：阴性

　　增高：见于各种肾炎,肾病,泌尿系统感染,肾结石,多囊肾,全身性疾患累及肾脏.药物引起的肾损害等.尿蛋白定性与大致的蛋白质含量:

　　符号混浊程度估计蛋白含量

　　-清淅无混浊阴性:无蛋白质

　　±仅在黑色背景下观察时呈白色混浊微量:约0.01g/dlc以下

　　+白色轻度混浊而无颗粒少量:约0.01-0.05g/dl

　　++明显白色颗粒样混浊中量:约0.05-0.2g/dl

　　+++白色絮状混浊大量:约0.2-0.5g/dl

　　++++凝团块状混浊极大量:>0.5g/dl

　　尿糖

　　正常情况：尿糖定性正常为阴性.

　　增高：见于糖尿病,甲状腺机能亢进,肾上腺皮质机能亢进,慢性肝脏病等

　　尿糖定性与尿糖的大致含量:

　　符号颜色变化估计尿内糖含量

　　-颜色不变阴性:尿内无糖

　　±不变色,冷却后有少许绿色沉淀微量:少于0.25g/dl

　　+略有颜色改变少量:0.25-0.50g/dl

　　++绿黄色中量:约0.5-1g/dl

　　+++土黄色大量:1-2g/dl

　　++++棕红色极大量:>2g/dl

　　尿沉渣镜检正常情况：白细胞＜5个／HP；红细胞0～1个／HP，（儿童）＜3个／HP；上皮细胞0～少量／HP；管型0／HP或偶见透明管型

　　白细胞增多：泌尿系感染（肾盂肾炎、膀胱炎、尿道炎、前列腺炎等），泌尿系结石（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泌尿系结核（肾结核、膀胱结核），泌尿系肿瘤（肾癌、膀胱癌、前列腺癌）等。红细胞增多：泌尿系结石、结核及肿瘤，肾小管肾炎，泌尿系血管畸形，出血性疾病等。管型增多：红细胞管型：肾脏病变急性期。白细胞管型（脓细胞管型）：化脓性感染（急性肾盂肾炎、间质性肾炎等）。上皮细胞管型：急性肾炎，急进型肾炎，子痫，重金属中毒，化学物中毒，肾移植急性排斥反应等。颗粒管型：慢性肾炎，急性肾炎后期，药物中毒，类脂性肾病，急性肾衰（肾衰管型）等。

　　尿胆红素

　　正常情况：阴性

　　阳性：阻塞性黄疸，肝细胞性黄疸，先天性非溶血性黄疸

　　尿胆素

　　正常情况：阴性

　　阳性：肝功能异常，红细胞破坏增加，肠梗阻，长期便秘，急性发热

　　尿酮体

　　正常情况：阴性

　　阳性：糖尿病，饥饿，呕吐，脱水，发热，甲状腺机能减退

　　尿胆原

　　正常情况：小于1：20

　　增高：肝功能异常，红细胞破坏增加，肠梗阻，长期便秘，急性发热

　　降低：胆管阻塞，急性肝炎，腹泻

　　尿比重1.008-1.03

　　增高：糖尿病，急性肾炎，腹泻，呕吐，发热。

　　降低：尿崩症，饮水过多，肾功能衰竭晚期，使用利尿剂。

　　尿酸碱度

　　正常情况：5.0～7.0

　　增高：呼吸性碱中毒，某些代谢性碱中毒，泌尿系变形桿菌感染，肾小管性酸中毒，应用碳酸氢钠等碱性药物，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等。

　　降低：呼吸性酸中毒，代谢性酸中毒，低钾性碱中毒，应用氯化铵等酸性药物等。

　　大便检查

　　气味正常情况：除外异常情况

　　异常：粪若呈酸臭味，同时杂有气泡，常见于淀粉或糖类消化不良

　　颜色正常情况：淡黄色.随饮水及出汗多少,色泽深浅可有不同.

　　异常：黑色--服用炭剂、铋剂后，呈深浅不等无光泽的炭样黑色；上消化道出血，粪色黑而有光泽，呈柏油样的油黑色。陶土色--见于胆道阻塞，同时见便中有大量脂肪。曾服用钡餐者呈灰白色。绿色--因肠道蠕动过速，肠道内粪胆红素转变成胆绿素，故呈绿色，见于乳儿肠炎；粪中含有大量的未消化的蔬菜，甚至肉眼即能看出此时呈菜绿色。红色--新鲜血液混入粪便或附在粪便表面，见于下消化道出血，以及痔疮、肛裂等。白色或带斑点--氢氧化铝类；黄色－>绿色--蒽醌类；绿灰色--口服抗生素类；粉红色－>红色或黑色--抗凝剂类，羟保泰松，肝素，水杨酸类；绿黑色--铋制剂；黑色--低铁盐类；绿色--消炎痛；橙色－>红色--苯偶氮吡啶；红色--扑蛲灵；红色->橙色--利福平。

　　性状正常情况：成形、柱状、软

　　异常：柱状硬见于习惯性便秘；羊粪粒状见于痉挛性便秘；扁形带状便可能由于肛门狭窄或肛门直肠附近有肿瘤挤压所致；糊状便见于过量饮食后及其他消化不良症；液状便见于食物中毒性腹泻及其他急性肠炎；淘米水样便见于霍乱；脓血便见于细菌性痢疾；粘冻便见于慢性结肠炎或慢性菌痢；血样便见于下消化道出血。粘液见于急性肠炎、慢性结肠炎等。

　　食物残渣

　　正常情况：正常肉眼不可见。

　　异常：出现时见于消化不良症或肠道大部切除病人。

　　细胞正常情况：偶见少数上皮细胞或白细胞。

　　异常：大量红细胞见于下消化道出血；少量红细胞大量白细胞或脓球见于细胞性痢疾；大量上皮细胞见于慢性结肠炎。

　　粪胆原

　　正常情况：阳性

　　阴性：阻塞性黄疸呈阴性反应，部分梗阻或胆汁分泌功能障碍时为弱阳性

　　粪胆素正常情况：阴性

　　阳性：阻塞性黄疸，肝细胞性黄疸，先天性非溶血性黄疸

　　大便潜血反应（隐血试验〕正常情况：阴性

　　阳性：消化道溃疡，恶性肿瘤，结核病，痢疾，伤寒。胃肠道出血愈多，反应愈强。按显色反应的强弱，可分为四级阳性反应。

　　注意事项：试验前两日不要进肉类食品及维生素C，特别是不要吃猪血等动物血制品。

　　肝功能检查

　　胆红素总量（STB）正常情况：脐血＜34μmol／L0～1天＜103μmol／L3～5天＜205μmol／L其后＜34μmol／L成人：1.7～17.1μmol／L

　　胆红素总量增高、间接胆红素增高：溶血性贫血，血型不合输血，恶性疾病，新生儿黄疸等。胆红素总量增高、直接与间接胆红素均增高：急性黄疸型肝炎，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变，中毒性肝炎等。胆红素总量增高、直接胆红素增高：肝内及肝外阻塞性黄疸，胰头癌，毛细胆管型肝炎及其他胆汁瘀滞综合征等。

　　直接胆红素（SDB）

　　正常情况：0～3.4μmol／L

　　临床意义同上

　　间接胆红素（SIB）正常情况：1.7～13.7μmol／L

　　临床意义同上

　　总蛋白（TP）

　　正常情况：60～80g／L

　　增加：高渗性失水，多发性骨髓瘤，阿狄森病，某些急慢性感染所致高球蛋白血症等。减少：慢性肝病，肝硬变，慢性感染，慢性消耗性疾病，长期腹泻，肾病综合征，营养不良等。

　　白蛋白（Alb）正常情况：40～55g／L

　　增加：偶见于脱水所致的血液浓缩。减低：肝病，肾病，营养不良等。

　　球蛋白（G）正常情况：20～29g／L

　　增高：失水，结核病，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麻风，ＳＬＥ，硬皮病，风湿热，类风湿性关节炎，肝硬变，骨髓瘤，淋巴瘤等。减少：皮质醇增多症，长期应用糖皮质类固醇激素。出生后至３岁，球蛋白呈生理性降低。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GPT）正常情况：改良穆氏法＜500nmol.s-1／LReitman法2～30U

　　增高：急慢性肝病，胆道感染，胆石症，急性胰腺炎，急性心肌梗塞，心肌炎，心衰，肺梗塞，流脑，ＳＬＥ等。儿童，寒冷，过度劳累，剧烈运动，溶血反应亦可升高。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GOT）正常情况：改良穆氏法＜667nmol.s-1／LReitman法3～30U

　　增加：心肌梗塞（发病后６ｈ明显升高，４８ｈ达高峰，３～５天后恢复正常），各种肝病、心肌炎、胸膜炎、肾炎、肺炎等亦可轻度升高。ＧＯＴ有两种同工酶，存在于胞浆内的称ｓ－ＧＯＴ，存在于线粒体内的称为ｍ－ＧＯＴ。ＧＯＴ同工酶测定有助于瞭解组织损伤程度，心肌、肝、肾病变时。ｓ－ＧＯＴ升高；组织损伤时ｍ－ＧＯＴ才能在血清中测得。心肌梗塞时，ｍ－ＧＯＴ先于ｓ－ＧＯＴ而升高。

　　胃功能检查

　　酐清除率

　　正常情况：血浆一般情况下成人0.80～1.20ml·s-1／m2尿液成人男0.45～1.32ml·s-1／m2女0.85～1.29ml·s-1／m250岁以上，每年下降0.006ml·s-1／m2

　　临床意义见菊粉清除率。内生肌酐清除率降至０．５～０．６ｍｌ·ｓ－１／ｍ２（５２～６３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时为肾小球滤过功能减退，如＜０．３ｍｌ·ｓ－１／ｍ２（３１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为肾小球滤过功能严重减退。注意：在慢性肾炎或其他肾小球病变的晚期，由于肾小管对肌酐的排泌相应增加，使其测定结果较实际者高。同样，慢性肾炎肾病型者，由于肾小管基膜通透性增加，更多的内生肌酐从肾小管排出，其测得值也相应增高。

　　血尿素氮（BUN）正常情况：二乙酰－肟显色法1.8～6.8mmol／L尿素酶－钠氏显色法3.2～6.1mmol／L

　　增高：急慢性肾炎，重症肾盂肾炎，各种原因所致的急慢性肾功能障碍，心衰，休克，烧伤，失水，大量内出血，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前列腺肥大，慢性尿路梗阻等。

　　血尿素正常情况：3.2～7.0mmol／L

　　急慢性肾炎，重症肾盂肾炎，各种原因所致的急慢性肾功能障碍，心衰，休克，烧伤，失水，大量内出血，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前列腺肥大，慢性尿路梗阻等。

　　血肌酐正常情况：成人男79.6～132.6μmol／L　女70.7～106.1μmol／L　小儿26.5～62.0μmol／L　全血88.4～159.1μmol／L

　　增加：肾衰，尿毒症，心衰，巨人症，肢端肥大症，水杨酸盐类治疗等。减少：进行性肌萎缩，白血病，贫血等。

　　血尿酸正常情况：成人男149～417μmol／L　女89～357μmol／L　＞60岁男250～476μmol／L　女190～434μmol／L

　　增加：痛风，急慢性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恶性贫血，肾衰，肝衰，红细胞增多症，妊娠反应，剧烈活动及高脂肪餐后。

　　尿肌酐（Cr）正常情况：婴儿88～176μmmol·kg-1／d儿童44～352μmol·kg-1／d成人7～8mmol／d

　　增高：饥饿，发热，急慢性消耗笥疾病，剧烈运动后等。减低：肾衰，肌萎缩，贫血，白血病等。

　　尿检

　　血尿素正常情况：3.2～7.0mmol／L

　　急慢性肾炎，重症肾盂肾炎，各种原因所致的急慢性肾功能障碍，心衰，休克，烧伤，失水，大量内出血，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前列腺肥大，慢性尿路梗阻等。

　　血肌酐正常情况：成人男79.6～132.6μmol／L　女70.7～106.1μmol／L　小儿26.5～62.0μmol／L　全血88.4～159.1μmol／L

　　增加：肾衰，尿毒症，心衰，巨人症，肢端肥大症，水杨酸盐类治疗等。减少：进行性肌萎缩，白血病，贫血等。

　　血尿酸正常情况：成人男149～417μmol／L　女89～357μmol／L　＞60岁男250～476μmol／L　女190～434μmol／L

　　增加：痛风，急慢性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恶性贫血，肾衰，肝衰，红细胞增多症，妊娠反应，剧烈活动及高脂肪餐后。

　　尿肌酐（Cr）正常情况：婴儿88～176μmmol·kg-1／d儿童44～352μmol·kg-1／d成人7～8mmol／d

　　增高：饥饿，发热，急慢性消耗笥疾病，剧烈运动后等。减低：肾衰，肌萎缩，贫血，白血病等。

　　尿蛋白正常情况：定性阴性定量：＜150mg／d

　　正常人每日自尿中排出约４０～８０蛋白，上限不超过１５０ｍｇ，其中主要为白蛋白，其次为糖蛋白和糖肽。这些蛋白的０．６０（６０％）左右来自血浆，其余的来源于肾、泌尿道、前列腺的分泌物和组织分解产物，包括尿酶、激素、抗体及其降解物等。生理性增加：体位性蛋白尿，运动性蛋白尿，发热，情绪激动，过冷过热的气候等。

　　菊粉清除率正常情况：一般情况下（成人）2～2.3ml／s20～29岁(ml／min／1.73m2)男0.9～1.7(1.3)ml·s-1／m2女0.8～1.5(1.15)ml·s-1／m230～39岁(ml／min／1.73m2)男0.85～1.62(1.23)ml·s-1／m2女0.80～1.44(1.12)ml·s-1／m240～49岁(ml／min／1.73m2)男0.75～1.56(1.16)ml·s-1／m2女0.80～1.41(1.10)ml·ｓ-1／m250～59岁(ml／min／1.73m2)男0.65～1.46(1.06)ml·s-1／m2女0.63～1.37(1.00)ml·s-1／m260～69岁(ml／min／1.73m2)男0.55～1.32(0.93)ml·s-1／m2女0.56～1.25(0.91)ml·s-1／m270～79岁(ml／min／1.73m2)男0.40～1.17(0.79)ml·s-1／m2女0.43～1.17(0.80)ml·s-1／m280～99岁(ml／min／1.73m2)0.38～1.01(0.65)ml·s-1／m2

　　增加：心排血量增多的各种情况（如高热，甲亢，妊娠），烧伤，一氧化碳中毒，高蛋白饮食，糖尿病肾病早期。降低：休克，出血，失水，充血性心衰，高血压晚期，急慢性肾功能衰竭，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肾盂肾炎，肾淀粉样变性，急性肾小管病变，输尿管阻塞，多发性骨髓瘤，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肝豆状核变性，维生素Ｄ抵抗性佝偻病，慢性阻塞性肺病，肝功能衰竭等。注意：随着年龄的递增，菊粉清除率逐年下降。（）内数为平均值.

　　选择性蛋白尿指数（SPI）正常情况：SPI＜0.1表示选择性好SPI0.1～0.2表示选择性一般SPI＞0.2表示选择性差

　　当尿中排出大分子ＩｇＧ的量少时，表示选择性好。相反，表示选择性差。

　　β2－微球蛋白清除试验正常情况：23～62μl／min

　　增高：肾小管损害。本试验是瞭解肾小管损害程度的可靠指标，特别有助于发现轻型患者。

　　尿素清除率正常情况：标准清除值0.7～1.1ml·s-1／1.73m2(0.39～0.63ml·s-1／m2)最大清除值1.0～1.6ml·s-1／1.73m2(0.58～0.91ml·s-1／m2)

　　临床意义见菊粉清除率。儿童纠正清除值＝１．７３／儿童体表面积×实得清除值儿童体表面积与成人相差甚大，纠正公式为：最大清除值＝１．７３／儿童体表面积×实得清除值。

　　尿素氮／肌酐比值（BUN）正常情况：12:1～20:1

　　增高：肾灌注减少（失水，低血容量性休克，充血性心衰等），尿路阻塞性病变，高蛋白餐，分解代谢亢进状态，肾小球病变，应用糖皮质类固醇激素等。降低：急性肾小管坏死。

　　酚红（酚磺太）排泄试验（PSP）正常情况：15min0.25～0.51(0.53)30min0.13～0.24(0.17)60min0.09～0.17(0.12)120min0.03～0.10(0.06)120min总量0.63～0.84(0.70)

　　当肾小管功能损害０．５０（５０％）时，开始表现有ＰＳＰ排泄率的下降。降低：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盂肾炎，肾血管硬化症，范可尼综合征，心衰，休克，重症水肿，妊娠后期，尿路梗阻，膀胱排尿功能不全等。

　　浓缩试验正常情况：成人禁饮12h内每次尿量20～25ml，尿相对密度速增至1.026～1.030～1.035儿童至少有一次尿相对密度在1.018以上

　　夜尿量增加、尿相对密度下降，相对密度差＜０．００９均表示肾浓缩功能减退，见于急慢性肾功能不全，如慢性肾炎、急性肾功能衰竭、慢性肾盂肾炎、肾动脉硬化、高血钙、低血钾、充血性心衰、中毒性肾损害、药物性肾病等。

　　稀释试验正常情况：4小时排出饮水量的0.80～1.0，尿相对密度降至1.003或以下

　　稀释试验主要反映肾远曲小管和集合管的功能，异常见于肾小球病变或肾血流量减少，于肾衰后期，尿相对密度恒定在１．０１０左右，表示肾浓缩和稀释功能均已受损。

　　对氨马尿酸清除率正常情况：男8.6～8.8ml／s　女8.1～8.5ml／s

　　对氨马尿酸清除率（或肾血浆流量）＝尿对氨马尿酸浓度（ｍｇ／ｄｌ）×稀释倍数／血浆对氨马尿酸浓度（ｍｇ／ｄｌ）×尿量（ｍｌ／ｍｉｎ）肾全血流量（ＲＢＦ〔ｍｌ／ｍｉｎ〕）＝肾血浆流量（ｍｌ／ｍｉｎ）／１－红细胞比积急性肾小球肾炎早期ＲＢＦ正常或高于正常，慢性肾小球肾炎ＲＢＦ降低，肾盂肾炎或其他肾脏疾患，如伴高血压或肾实质的严重损害时，ＲＢＦ降低，肾动脉硬化症、心衰、肾瘀血等ＲＢＦ亦下降。

在google中搜索“可口可乐零度（ZERO），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喝了”，可以找到16,900多项。这篇网文以一个外国人告诉“我”的口吻出现在各个论坛与社区，告诫可口可乐的零度饮料含有伤害健康的食品添加剂阿斯巴甜（ASPARTAME）而危害健康、伤害大脑。

可口可乐公司，亦于近日回应媒体，认为零度可乐中添加的甜味剂是安全的。

阿斯巴甜在食品行业中被广泛应用。除可口可乐的零度饮料外，娃哈哈的营养快线、蒙牛和伊利的酸奶、箭牌公司的益达口香糖、乐事的柠檬和黄瓜口味的薯片、同享九制话梅等商品的商标上均标明有“阿斯巴甜（含苯丙氨酸）”。

由此看来，阿斯巴甜如果有问题，就可能会影响到无数消费者的健康。

专家质疑阿斯巴甜由来已久

阿斯巴甜的安全性，国外专家的质疑由来已久。

2000年，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报道《秘密报告指控甜味素》，声称发现饮料行业的一项秘密报告，该报告认为甜味素阿斯巴甜有毒，并且会影响大脑的正常工作。

2005年，位于意大利的欧洲拉马奇尼基金会 （theEuropeanRamazziniFoundation forCancerReseach）的研究表明，阿斯巴甜会导致实验老鼠患白血病和恶性肿瘤。网络上也很容易搜索到反对阿斯巴甜的网站，如阿斯巴甜毒性信息中心、阿斯巴甜受害者联盟等等。

事实上，阿斯巴甜自诞生那天起，就处于争议中。1965年，阿斯巴甜由美国纽特公司发明后，于1974年申报美国FDA，随之遭到反对。理由是对其食用安全性发生怀疑。1981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批准阿斯巴甜的使用之后，对阿斯巴甜的质疑并未终止。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怀疑，美国不断上升的脑肿瘤病，可能与阿斯巴甜的大量使用有关。

1992年5月，美国空军发布《阿斯巴甜警钟》，提醒飞行员在飞行前要慎重饮用含阿斯巴甜的减肥饮料。1995年，美国健康服务部公布，阿斯巴甜一共有92种副作用，包括失明、听力受损、癫痫、周期性偏头痛、失忆、抑郁、低血糖等。而同年，美国FDA接到9800多个投诉，共有24种关于阿斯巴甜不良反应病征，包括头痛、眩晕、记忆衰退等。

美国与欧盟官方认为可以安全使用

但是，也陆续有不少权威机构和研究组织驳斥阿斯巴甜对人体健康有害的说法。

2000年3月，美国饮料协会（NSDA）针对《秘密报告指控甜味素》的报道声明阿斯巴甜可安全使用。

2006年5月，欧盟食品安全机构(EFSA)的一个专家小组，也认为阿斯巴甜对人类是安全的。

2007年4月，美国FDA发表评论，认为阿斯巴甜具有长期致癌性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阿斯巴甜可以安全使用。

2007年，马里奥尼格里研究所回顾了从1991年到2004年的意大利的癌症病例，得到的结论是“阿斯巴甜和其他甜味剂与常见肿瘤发生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

研究的结论和资金来源相关

美国东北俄亥俄州大学医学院的临床精神医学教授拉夫·沃顿研究发现，阿斯巴甜研究和其背后基金资助有关。

他统计，166个研究中，74个研究得到了相关甜味剂公司的资金支持，剩下的92个是独立研究。在被资助的研究中，100%的报告都证明阿斯巴甜是安全的，而独立研究中，却有92%（85个）的报告证明阿斯巴甜是有安全隐患的。

每天喝26罐以下的可乐是安全的

美国纽特公司（中国）上海办事处告诉南方周末，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也对阿斯巴甜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估，并设定每公斤体重的人体每天可食用40毫克阿斯巴甜。这意味着，60公斤体重的人，每天可食用2400毫克阿斯巴甜，按可乐中的阿斯巴甜含量，相当于终其一生每天喝26罐以下，都是安全的。

中国较大的阿斯巴甜生产商味之素（上海）公司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解释:阿斯巴甜的安全性已得到了全球超过125个国家及地区的认可。健康的婴儿和怀孕期的孕妇服用阿斯巴甜都没有问题。只有对于患有苯酮尿症的患者，须小心服用。

杭州娃哈哈集团研发中心告诉南方周末，阿斯巴甜是目前公认的安全的、口感比较好的甜味剂，娃哈哈是根据卫生部标准来严格使用阿斯巴甜的。

据了解，我国最新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将阿斯巴甜列入了《可在各类食品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添加剂名单》中。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郭祀远教授称，阿斯巴甜的甜度是蔗糖的200倍，在正常食品、饮料生产中它的用量很少，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李宁教授亦认为，只要按国家标准使用阿斯巴甜，就不会损害人体健康。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5056

《财经》记者 李虎军

姚宝江是云南大理宾川乔旬镇杨保村的农民，妻子也是农民。他们一家四口患癌症，大儿子姚华龙18岁（资料图）
在过去数年中，艾滋病、SARS、禽流感乃至最新的手足口病等传染性疾病，都对中国公共卫生领域构成巨大挑战。
然而，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中国，以恶性肿瘤（癌症）、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等为代表的慢性病（或者说非传染性疾病），却正在成为更主要的长期威胁。今年5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最新公布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非传染性疾病正在成为人类最为致命的“杀手”。
其中，癌症位列首位。
2004年，全球有740万人死于癌症。中国的情况则更为严峻。今年4月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了八成以上；目前每四到五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中国每年死于癌症的总人口，接近200万人。
诚然，癌症患者数字的增长，与中国人均寿命的提高不无关系，因为衰老经常意味着癌症的高发。但仅仅是年龄结构的变化似乎远不足以解释癌症如此高发。实际上，生活方式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等多种致癌因素，都已经在这场悲剧性大幕背后隐约浮现。
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实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烟草消费国和生产国，与吸烟存在很大关联的肺癌早已取代肝癌，稳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的首位；在淮河流域等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癌症村”星罗棋布，官方最新的调查也证实，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淮河流域地区的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呈现出“梯度上升趋势”。
目前，彻底攻克癌症在科学上仍遥不可及。从国际经验来看，控制这一疾病肆虐的根本出路，在于预防。可惜长期以来，中国有限的癌症控制资源大多被用于中晚期患者的治疗；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癌症防治工作，就更为薄弱。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中国的公共卫生政策正在发生一些积极变化。卫生部2003年底颁布的《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年-201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预防为主”和“以农村为重点”的原则。从2005年起，卫生部启动了中央转移支付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今年每个省份都将至少拥有一个试点。
此外，国家癌症中心也已得到国务院批准，即将挂牌成立，有望在今后癌症防控中扮演核心角色。
不过，中国的癌症防控力度还无法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相比。要彻底扭转癌症增长态势，无论是从体制上还是从国家意志上，中国才刚刚站在新的起点上。
——编者
上篇 癌症大国
人口老龄化、吸烟、环境污染以及城乡差异等多重因素，都是中国不断攀升的癌症死亡率的“贡献者”
身边的癌症
癌症在中国城市已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
“今年上半年，我已经参加了三个朋友的葬礼了。两个死于胃癌，一个死于肺癌。年龄最大的只有37岁。”就职于北京市建国门外一家美资企业的刘女士告诉《财经》记者。“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容易得癌症么？”她感慨叹息。
刘女士所讲述的，折射出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癌症已经深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两个多月前，中国卫生部就曾经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癌症死亡的“红色警报”，可是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今年4月29日，正值安徽阜阳等地爆发手足口病疫情期间，卫生部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以癌症（恶性肿瘤）为重点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主要情况。从这次全国死因调查中，或许可以追寻到这个幽灵肆虐的些许踪迹。
自2006年6月起，卫生部和科技部开始联合组织了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抽样调查。
此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中国曾先后开展过两次以癌症为重点的居民死亡原因调查。通过前两次调查，中国已经基本摸清了当时城乡居民的死亡率水平及主要原因，尤其是癌症的流行规律和分布特征等。但在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等官员和专家看来，过去十多年里，很多居民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沧桑巨变，人们的健康行为和疾病模式也随之而变，启动新的全国性调查已经迫在眉睫。
通过采集全国160个市县2004年和2005年的居民死亡数据，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居民癌症的死亡率约为十万分之一百三十六，即平均每10万人中，每年就有约136人死于癌症。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死因调查中，这一数据为74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死因调查中，这一数据为108人。
根据这一统计，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恶性肿瘤）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八成以上。在城市，癌症已经占到死亡总数的25％；在农村，这一数字为21％；换句话说，平均每四到五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目前，癌症在中国城市已经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仅次于脑血管病）。此次全国死因调查技术执行组组长、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饶克勤主任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说，鉴于癌症更难控制，估计今后数年内，癌症也很可能取代脑血管病，同样成为农村居民第一位死因。
肺癌“元凶”
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为什么癌症在中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会不断上升？这或许是公众最想知道答案的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癌症的增加，在部分程度上也是人均寿命增加带来的一个“副产品”。从医学上来说，这并不难理解——随着人体的衰老，细胞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会下降，这就为癌变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有研究表明，约六成的癌症发生在65岁以上人口中（参见本期“认识癌症”） 。
200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首次突破了1亿人大关，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了7.6％。而在1982年，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5％。
不过，依据同一标准的人口年龄构成计算出“标准化死亡率”，就可以消除人口老龄化对癌症发病率带来的影响。经过这样的调整，目前中国居民的标准化死亡率约为十万分之九十一，与30年前相比，仍然增长了两成以上。
这就意味着，“老龄化时代”并不是癌症增长的惟一答案。
这一点，在一些特定癌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死亡率增长最为显著的肺癌为例，30年间上升了465％；即使按照标准化死亡率来计算，也上升了261％之多！肺癌早已取代肝癌，稳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的首位。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中国肺癌死亡的高峰远远没有到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告诉《财经》记者，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肯定还会大幅度增加。
肺癌的发生与烟草消费有直接关联，这一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等国家的健康界就得到了公认。全球范围内多项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八成以上的肺癌都是由吸烟引起的。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统计数字也显示，所有的吸烟者中，有半数最终都死于与烟草直接有关的肺癌等疾病。
在中国这个全世界第一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有3.5亿烟民。此外，还有至少5亿人，在遭受“瘾君子”吞云吐雾制造的二手烟毒害。更为严重的是，今年5月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显示，青少年吸烟现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全国仅13岁到18岁的烟民就有约1500万人。加上近4000万尝试吸烟者，这些使得中国的“禁烟运动”格外任重道远。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主任彼得伯耶尔(Peter Boyle)博士也提醒说，中国在吸烟问题上，“正在重走美国40多年前的老路”。
早在1950年，美国男性平均每日吸烟十支，这个吸烟流行高峰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烟草侵蚀人体需要长期积累，肺癌等吸烟相关疾病的死亡高峰，通常出现在吸烟流行高峰二三十年之后。因此，1950年，在35岁至69岁这个年龄段死亡的美国男性中，因烟草导致的约占12％；而到了199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33％。
中国则在1992年达到成年男性平均每日吸烟十支的量，整个烟草消费高峰期至今仍在延续。而在1990年死亡的35岁至69岁中国男性中，因烟草导致的比例为12％。如果以美国为镜鉴，不难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也可能会跃升至33％。
“这意味着，在这个年龄段死亡的每三位中国男性，就会有一位死于吸烟。”伯耶尔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这种判断，实际上也已经得到了公共健康界的认同。世界卫生组织就曾预计，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环境杀手
大气污染、不洁净的饮用水等环境因素，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影响癌症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吸烟。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董志伟教授告诉《财经》记者，饮食不合理是仅次于吸烟的癌症发生诱因。
他举例说，中国居民膳食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西方化”趋势，城市和富裕农村中的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也是导致结、直肠癌和乳腺癌等癌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一些癌症，还与性行为和生育习惯等有关。例如，如今女性的平均初潮年龄大为提前，生育年龄则大为推迟，而大量雌激素的分泌会促使乳腺增生，增加乳腺癌的风险。过去30年中，中国女性的乳腺癌死亡率几乎翻了一倍，其增长速度仅次于肺癌。即使按照标准化死亡率来计算，也增长了三成多。
除了不良生活方式，环境污染更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癌症的忧虑。今年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肿瘤学进展学术峰会上，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教授忧心忡忡地表示，“我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生存环境却在进一步恶化。”
以肺癌为例，除了抽烟，其高发态势与中国普遍存在的空气污染不无关系。2007年，世界银行在《中国环境污染损失》(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报告中明确指出，空气污染，尤其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是导致肺癌等肺部疾病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除了肺癌，这份报告还显示，中国农村地区胃癌和肝癌等消化系统癌症的死亡率，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医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消化系统癌症的诱因与不安全、不清洁的饮用水有关。
近年来，媒体上不时可以见到有关“癌症村”的报道。在地表水以及浅层地下水普遍污染的淮河流域，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负责人霍岱珊对《财经》记者坦言，从他过去多年的实地考察来看，“'癌症村’大多都分布在V类或者劣V类水流行的地区，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 根据地表水分类标准，水质最好的为I类水，最差的为劣V类；V类或者劣V类，都是属于污染严重、基本无利用价值的水体。
或许是注意到公众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在已经完成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中，卫生部特地增加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江西省乐平市等13个媒体报道过的癌症高发地区作为被调查地区。结果发现，其中的四个地区，即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河南省浚县、河南省沈丘县和湖北省应城市的癌症死亡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在这四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癌症主要集中在食道癌、胃癌、肝癌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肿瘤。
当然，并不是这些地区癌症整体水平都高，而是某些村落中存在聚集性。“这和一些媒体的报道是相符的。”他表示。
此外，职业环境污染也是可能导致癌症的一个因素。例如，科学家对云南个旧锡矿的多年研究发现，矿井中高浓度的放射性气体氡、氡的衰变分解的产物氡子体，以及含砷矿尘等，导致锡矿工人肺癌高发。世界卫生组织也曾发布报告称，全球每年至少有20万人死于与工作环境有关的癌症。
城乡差异之痛
农村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这实际上是ZF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
在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中，城乡“鸿沟”仍然隐约浮现。
在中国城市居民的癌症死因中，肺癌占据了首要位置。农村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肝癌是最主要的癌症死因，胃癌、食管癌和子宫颈癌的死亡率也高于城市。
这种区分，或许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差异性不无关系。
在城市，空气污染是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北京为例，超过300万辆机动车，使得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刻在经受巨大考验；加上居民普遍有着很强的烟草消费能力，肺癌成为“主角”也就很容易理解。
在农村，肝癌却取而代之。
中国一度拥有上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这直接影响到乙肝乃至肝癌的发病率。接种乙肝疫苗，是国际上公认的预防乙肝乃至肝癌的有效措施，但遗憾的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乙肝疫苗就已经研制成功，中国却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才将其纳入全民免疫计划。
1992年，中国开始推广乙肝疫苗接种。不过，这种接种并不是免费的，需要由单位和家庭支付费用。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儿童，接种率仍然比较低。
卫生部今年4月21日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也清晰地显示，就乙肝疫苗接种率而言，城市高于农村，东部高于西部。
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室主任乔友林教授看来，农村肝癌的高发，实际上就是ZF在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农村免疫的滞后状况，其已经和正在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农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西部农村地区。
此外，农村地区的饮用水等环境卫生状况普遍不如城市。在中国，即使保守估计，农村也仍然有大约3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有些省份，虽然已经在农村推广了自来水，但水处理能力的简陋甚至缺乏，使得水质依旧无法得到保证。这些都使得中国农村地区的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地区。
除了上述因素，在很多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不仅缺乏癌症防控的基本知识，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来应对癌症的威胁。一旦发现癌症，动辄数万元高昂的癌症治疗费用，对这些农民家庭来说又几乎是天文数字；一些人干脆选择放弃治疗，在无奈中等待死亡。
“与其选择治疗，把全家都拖死，倒不如干脆听天由命，给整个家一个活路。”这种悲怆、宿命式的所谓“理性选择”，构成了广大农村地区的不少普通人面对癌症时最令人不忍卒视的现实图景。■
下篇 对抗癌症
在抗击癌症的战争中，中国几乎是全面溃败。曙光在哪里？
位于北京东南三环潘家园附近的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病房，常年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癌症患者。
对于很多患者，尤其是那些经济状况不佳的患者，这里寄托着甚至是倾家荡产才换来的生的希望。
其实，即使对整个国家来说，对抗癌症也注定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漫长战争。
根据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和中国癌症基金会2006年编写的《癌症的科学与实践》，中国每年癌症病人的医疗费用高达近千亿元，占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20％以上，远高于其他慢性病的医疗费用。
但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教授看来，这个费用实际上被低估了。因为这个数字是按照每位病人花费2万元来估算的，而很多情况下，“2万元是不够的”。
主要原因在于，在中国，绝大多数癌症患者就诊时已经属于晚期。而晚期癌症往往意味着更为高昂的治疗费用、更加苦不堪言的治疗过程，以及难以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
例如，中国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平均不到10％，这意味着90％以上的肺癌患者确诊之后活不过五年。
长期以来，中国将本就有限的卫生资源过度集中于晚期癌症的治疗，而忽视癌症的预防，其结果是在抗击癌症的战争中节节败退。
失陷的防控体系
各地肿瘤医院大多收入可观，但癌症防治的人才却流失了
中国的抗癌战争曾经取得过不错的开局。
1957年，卫生部决定建立国际医院，为外交使团人员及其家属服务。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之女李冰，被调去参与国际医院的筹备工作。李冰后来在《中国肿瘤史料》杂志上撰文回忆说，金显宅、林巧稚等专家找到她，认为癌症的严重性已逐渐突出，而外交使团的人有大病都会回各自国家治疗，不如将国际医院改为肿瘤医院。
于是，1958年，中国第一家肿瘤医院正式开张，李冰担任副院长兼总支书记。1969年，随着第一届全国肿瘤会议在天津召开，由李冰担任主任的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宣告正式成立。
1973年，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启动了覆盖全国8亿多人口的第一次死因回顾调查。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经身患癌症。研究人员打着总理的旗帜，成功地争取到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并发动了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卫生人员和“赤脚医生”参与调查。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1979年，中国第一本恶性肿瘤地图集编辑出版。该书后来还被翻译成英文版，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某种程度上讲，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癌症防控的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乔友林教授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在河南林县（现林州）、山西襄垣、江苏启东等癌症高发地区，先后建立了60多个癌症防治基地。这个时期，癌症控制的重点也并不在晚期癌症治疗，而是各种预防措施。
然而，这星星之火却未能燎原。相反，计划经济年代建立起来的癌症防控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一样，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很快摇摇欲坠。
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死因调查之后，很多地区没有再进行癌症登记等工作。即使在少数保留了癌症登记的地区，其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也存在问题。
今年3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肿瘤高发现场及肿瘤登记工作学术研讨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坦言，中国各地癌症防治基地的工作受到了强烈冲击，目前维持较好的现场只占三分之一，处于半瘫痪的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根本无法维持。
令她感到忧虑的不仅是癌症登记的缺失。很多癌症防治基地所采取的宣传教育、危险因素研究、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等综合措施，也早已被单纯的诊疗所取代，失去了原来的属性和特色。那些维持较好的现场，经费来源也不得不主要依靠临床诊疗收费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中国肿瘤防控的发源地，肿瘤研究和预防的地位也一落千丈。肿瘤医院另外有一块牌子，叫“肿瘤研究所”。在鼎盛时期，研究所的编制一度达到300多人。但随着医院逐渐走向市场化，而ZF又缺乏相应投入，肿瘤研究所不断萎缩，目前只剩下数十人的队伍，而且在经费方面也捉襟见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癌症患者大量出现，各地肿瘤医院目前大多收入可观，但癌症防治却连人才队伍都流失了。
“如果连队伍都没有了，仅仅靠一些'散兵游勇’，怎么去应对外敌（癌症）的入侵？”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乔友林痛心疾首地对《财经》记者说。
失衡的发展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中，与公众健康发生激烈冲突的不仅是烟草业，更有造成环境污染等诸多产业力量
早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曾经制定过“全国肿瘤防治规划纲要”（1986年至2000年）。但据《财经》记者了解，这个规划基本上属于一纸空文，在不少地方甚至没有正式下发。
在很多专家看来，当时中国各地都正忙于追求GDP增长速度，基本上无暇分神制定癌症防控等公共卫生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和健康常常让位于经济发展。
中国的控烟力量与反控烟力量的对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教授，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教授等少数专家，多年来一直为控烟奔走呼吁，依然无力阻止中国烟草行业的蒸蒸日上。
2007年，中国烟草行业产销卷烟4200万箱，同比增长5％；实现工商税利3880亿元，同比增长25％。至此，中国烟草行业实现了连续五年工商税利平均年增长20％的奇迹。
支修益教授曾经对《财经》记者自嘲说:“靠我们这一小拨人，很难与烟草行业抗衡。”
在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则将推行控烟等措施作为控制癌症的重要策略。今年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肿瘤学进展学术峰会上，韩国国立癌症中心主任、教授柳槿永(Yoo Keun-Young)介绍说，韩国不仅推行了烟草加税措施，并利用烟草加税所得成立了健康促进基金，用于癌症等疾病的防控。
或许是借力于奥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2008年，中国控烟运动终于取得了有限进步。自今年5月1日起，北京市实行在医疗机构室内区域、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禁烟。
不过，中国烟草业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并没有被削弱。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官商一体化”，仍然固若金汤。杨功焕等专家一直呼吁，国家烟草专卖局应更名为国家烟草监督管理局，并将中国烟草总公司剥离，以切实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据悉，今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已经将专家们的建议汇总上报，并得到了最高层领导的批示。但人们仍未见到官商分离成为现实。
至于烟草加税这一国际上通行的控烟措施，尽管不少专家和非ZF组织都极力推进，但现阶段仍无法实现。不仅如此，国家烟草专卖局还在2007年推出针对低价烟的补贴措施，美其名曰“让农民兄弟抽得起烟”。
在杨功焕看来，正因为相对于城市人群，农民对烟草危害的健康认识不足，烟草业才会不惜提供补贴、拓展市场。这一举措，完全与中国ZF已经签署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原则背道而驰。
在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与公众健康发生激烈冲突的不仅是烟草业，更有造成环境污染等诸多产业力量。一场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力量往往是此消彼长；当癌症防控的力量不断削弱时，引发癌症的各种危险因素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肆虐。

扭转败局的机会
美国癌症死亡率持续下降，首先归功于控烟等预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症的早期发现，然后才是治疗技术的进步等因素。此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尽管中国在抗癌战争中处于被动，扭转局面的机会仍然存在。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癌症死亡率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拐点，此后逐年下降。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董志伟教授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癌症死亡率持续下降，首先归功于控烟等预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症的早期发现，然后才是治疗技术的进步等因素。而美国在走上这条正确道路之前，也曾将控癌希望主要寄托于治疗，为此浪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以及数以千亿计的美元。
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三分之一以上甚至约一半以上的癌症都是可以预防的。而癌症预防的成本，远远低于癌症治疗。
除了控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增加体力活动，减少职业危害和环境污染等措施，同样至关重要。而对于肝癌、胃癌、子宫颈癌等与感染因素有关的癌症，减少感染也是非常有效的预防途径。
实际上，通过给儿童接种疫苗、阻断乙肝病毒感染的效果已经开始体现。根据卫生部的调查，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从1992年的约1.3亿人，下降到2006年的9300万人。
杨功焕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今后一二十年内，随着乙肝疫苗接种的进一步推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人数还会减少，肝癌死亡率上升的速度估计会逐渐减缓，甚至开始下降。
此外，世界上第一种直接针对癌症的疫苗——子宫颈癌疫苗，已经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在中国内地，这种疫苗上市尚需时日，且价格高达数百美元，但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与研究部娜塔丽布鲁特（Natalie Broutet）博士告诉《财经》记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可以为今后的子宫颈癌控制提供技术选择。
早诊早治，也是控制癌症的一个重要措施。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癌症，则可以使治疗更加有效，并且减少癌症的死亡。
国内外的临床研究表明，癌症患者五年生存率的改善主要归功于早诊早治。现有的技术方法应用得当，可以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癌症发现于早期阶段，并得到根治。
实际上，在河南林州、山西襄垣等地区，多年来通过改用安全的饮用水、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改善营养和早诊早治等措施，子宫颈癌和食管癌等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显著下降。在今年4月29日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记者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也重申“这说明癌症是可防可治的”。
早诊早治试点
《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明确提出“ZF主导、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的原则，并将早诊早治作为主要策略之一
2003年底，卫生部颁布《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年-2010年)。这份由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委托中国癌症基金会组织专家起草的规划纲要，明确提出“ZF主导、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的原则，并将早诊早治作为主要策略之一。
2005年，卫生部将子宫颈癌和食管癌早诊早治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最早开展试点的包括山西襄垣、河南林州等几个地区。其中，襄垣属于子宫颈癌的高发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癌症高发的防治基地之一。
1997年，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环境医学博士学位的乔友林，加入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十年来，他与国内外同行一道，在襄垣等地开展了得到国际认可的子宫颈癌流行病学调查与筛查方法等人群防治研究，并着手对各种防治方案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价。
乔友林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在寻找最佳的癌症防控方案时，价格因素非常重要；广大的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农民收入很低，根本承受不了高昂的检查和治疗费用。”
乔及其合作者的初步分析表明，对于简单的醋酸染色和碘染色肉眼观察(VIA/VILI)，自身成本不到10元；加上宣传动员、技术开展等各种成本，平均每位妇女所需的筛查费用为35元。而大多数农村妇女愿意为子宫颈癌筛查支付25元，如果地方ZF能够匹配10元，就可以满足筛查的资金需求。
不过，肉眼观察方案的假阳性比较高，精确度并不高。因此，在盖茨基金会支持下，中国和印度的研究人员参与开发了一种适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子宫颈癌快速筛查方法(CareHPV)。据介绍，这种快速筛查方法操作简便，效果也比较接近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第二代杂交捕获（hc2）技术；而其自身成本不会超过5美元（约合35元人民币），几乎是hc2技术的十分之一。
一旦发现早期子宫颈癌，治疗也不算复杂。襄垣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马俊飞告诉《财经》记者，早期病人在该院进行手术，平均费用只需2000元。
目前，在所有癌症中，子宫颈癌的发病原因研究得最为清楚——与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有关，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的技术也比较成熟。而且，其预防也较少依赖社会资源的充足程度。
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董志伟教授认为:“从技术条件和卫生经济学评价来看，目前真正能够在中国大面积推行早诊早治的癌症，恐怕只有子宫颈癌。子宫颈癌并不是负担最大的癌症，但如果在子宫颈癌防治上取得成功，对于其他癌症的防治具有示范意义。”
今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项目经费已经达到4000多万元。这些项目得到实施后，将覆盖肝癌、乳腺癌、食管癌和子宫颈癌等八种重点癌症，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18个县，预计筛查人数将超过50万。
除了中央财政，在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地方财政也开始对癌症早诊早治有所投入。例如，北京市今年在朝阳、西城、怀柔三个区对户籍适龄妇女开展子宫颈癌和乳腺癌的自愿免费筛查试点工作；2009年，这两种女性癌症的免费筛查将在该市全面推广。
当然，董志伟也提醒说，早诊早治并不是癌症防控的全部，癌症防控的首要问题“应该是促成各级ZF将其纳入工作计划，让ZF成为行为主体”。
期待癌症中心
国家癌症中心挂牌之后，估计各个省也会成立癌症中心，“有时候，中央ZF一个小的动作，都能带动整个癌症防控的工作”
除了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等措施的推行，另一件将对中国癌症控制产生深远影响的事情是，国家癌症中心即将成立。
据《财经》记者了解，依托于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的国家癌症中心已经得到国务院批准，即将挂牌成立。
早在193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政时，美国成立了国立癌症研究所（NCI）。作为美国癌症研究和资助的主要机构，NCI年度预算由国会直接批准，每年的经费预算往往高达数十亿美元。
日本也在1962年组建了国家癌症中心。目前，该中心的研究人员已达1300多人，另有两家兼顾癌症诊疗与临床研究的医院。
韩国也不甘落后，在1996年颁布第一个癌症控制的十年规划，并于2001年成立国家癌症中心。据韩国国家癌症中心主任柳槿永介绍，韩国在2003年颁布了《癌管理法》，并于2006年进行修订。根据修订后的法案，韩国各地方ZF也必须在五年之内建立癌症中心。
显然，从国际经验来看，国立癌症研究所或国家癌症中心将在一个国家的癌症控制中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教授向《财经》记者透露，即将成立的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工作重点，将兼顾癌症研究、预防和治疗。
无论如何，中国的癌症防控力度，短期内还无法与美国，甚至是日本、韩国这样的邻国相比。
据《财经》记者了解，即将挂牌的中国国家癌症中心，也只能解决人员编制和“人头费” 问题。要想像美国的NCI那样掌握大量的癌症科研和防治经费，还是一件极其遥远的事情。
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乔友林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在国家癌症中心挂牌之后，估计各个省也会成立癌症中心，“有时候，中央ZF一个小的动作，都能带动整个癌症防控的工作。”
在国内的一些会议上，有人希望中国也像韩国等国家那样，设定降低全部癌症死亡率的规划目标。但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董志伟教授认为，考虑到中国癌症严峻的流行态势和薄弱的防控体系，短期内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务之急，仍然是建立良性的癌症防控机制。
毕竟，中国的癌症防控刚刚起步。■
认识癌症
癌症，又名恶性肿瘤。癌症的英文名称为CANCER，与星座中“巨蟹座”的英文名称一样。
二者之间也确有相似之处:癌细胞通常会像螃蟹那样四处蔓延、横行无阻。
癌的基本单位是癌细胞。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细胞的生长、分化和死亡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如果受到各种致癌因素影响，细胞无法再维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就会产生癌细胞。
癌症发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从正常细胞到形成肿瘤，通常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因为，人体本身的防御体系可以发挥一定作用，惟有当机体受损严重、细胞内基因突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生成癌细胞。
正因为此，当研究人员试图弄清某个致癌因素（如饮水污染）与某个地区癌症高发的具体关联时，就需要持续多年的科学数据。
癌细胞比正常细胞分裂得更快。其实，癌就是一组不正常地“过度增生”的细胞。随着癌细胞的不断增生，逐渐形成被称为肿瘤的组织。这些癌细胞在人体内生命力极其强大，它们会与正常细胞争夺营养、破坏体内的新陈代谢系统、免疫系统及正常组织。
对于人体而言，癌不是一种单一疾病，不同种类的癌症危险性往往有着很大差别。例如，皮肤癌一般可以用简单手术根治而很少复发，而肝癌、肺癌等癌症则较难医治。
治疗癌症的传统方法有三种。其一是手术治疗，即切除肿瘤及其周围有可能被癌细胞侵占的组织；其二是放射治疗，以高能量X光等照射患病部位；其三是化学治疗，即口服或注射抗癌药物来杀死癌细胞。
但这些方法都有局限性，如手术可能无法彻底清除癌细胞，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则会误伤正常细胞。因此，到目前为止，彻底治愈癌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医学界的一个梦想。
不过，在癌症的不同发展阶段，治疗难度也不相同。通常，早期癌症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中晚期癌症。
许多因素都可导致癌症生成。这些致病因素可以是个人内在的原因，如性别、年龄或基因；但大部分是外在原因，如吸烟、不健康饮食、体力活动少、肥胖、感染、职业暴露、环境污染等。统计显示，通过改变这些外在致癌因素，可以预防三分之一以上的癌症。
由于癌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极为复杂，也很难针对某种癌症开发出有效的疫苗来预防癌症。其中，乙肝疫苗是通过减少乙肝的发病，间接地控制肝癌。目前，世界上只有一种直接针对癌症的疫苗——子宫颈癌疫苗。这主要是因为子宫颈癌发病的原因相对简单，都与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有关。
聚焦淮河下游“癌症村”
新桥村和淮河流域其他一些村庄的癌症问题，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的一个缩影
新桥村之殇
江苏省金湖县地处淮河流域下游。相当一部分淮河水经过该县境内的三河，最后汇入长江。
金湖县环境监测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淮河流域中上游的污染，对金湖县影响非常大。每当洪泽湖泄洪时，三河水质就会变得很差。当地人戏称此地为“聚污盆”。
在三河河畔，有一个村庄名为陈桥镇新桥村。50岁的董振兰是该村村民。她的生活虽不宽裕，却也平静而恬淡。
女儿出嫁后，她和丈夫万松廷守着家里的三亩田地，每亩地每年大概挣上几百元钱。丈夫有时出去打打零工，一天可以挣上40元。
然而，两年前，突如其来的癌症彻底打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董振兰在治疗阑尾炎的过程中，不幸被检查出患有直肠癌。
董振兰告诉《财经》记者，她至今还刻骨铭心地记得拿到诊断通知时一刹那的惶恐。丈夫失声痛哭，她也不由得落泪，同时哽咽着安慰丈夫:“我们有多少钱治多少病，我不会怨你的。”
病痛的剧烈折磨，是健康人无法想象的。她回忆说，病情严重的时候，她往往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让她更加难以入睡的，是沉重的医疗开支。
一次手术，加上三次化疗，就花掉了夫妻俩3万多元。虽然董振兰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由于覆盖项目和报销比例有限，只报销了4500多元，夫妇俩至今仍欠着2万多元的债务。
对于这个已经陷入困顿的家庭而言，这笔债务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现在董振兰基本上干不了什么活，需要丈夫来照顾她，因此丈夫也不得不放弃一些打零工的机会。
当医生建议董振兰再做两次化疗的时候，她拒绝了。董振兰说:“我们已经借了这么多钱，不好意思再找亲友借钱了。”
目前，在整个新桥村，除了董振兰，还有25位癌症患者。在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庄，他们的命运轨迹也大抵相似。
这还不包括已经被癌症夺走生命的。仅2007一年，在2000多人口的新桥村，共有15位村民去世，其中竟然有10人死于癌症——
梁书军，49岁，贲门癌；
曹翠英，52岁，食管癌；
王世英，57岁，食管癌；
万德兰，61岁，脑癌；
王兴华，63岁，肺癌；
万成芬，67岁，肝癌；
王玉兰，72岁，肝癌；
刘兴英，78岁，胃癌；
赵可珍，81岁，食管癌；
梁兆娥，85岁，子宫颈癌。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死亡名单。

癌症高发与环境污染关联
对于癌症阴影，已经在该地行医近30年的新桥卫生服务站的李书丛也有着亲身的体会。在他的印象中，村民中死于癌症的，一年比一年多，而且发病的年龄也越来越年轻。
直到最近几年，村里才开展了死亡登记工作。登记资料显示，过去六年中，新桥村先后有97人去世，其中死于癌症的多达54人，超过了一半。而在整个中国农村地区，癌症死亡占总死亡的比例约为五分之一。
由于新桥村紧靠着三河，村民长期以来饮用的浅层井水早已污染。直到今年，村民才有望从正在施工的农村改水工程中受益，喝上自来水。
2002年，金湖县陈桥镇新农中学的语文教师刘奎曾经组织约100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开展过《水资源与癌症》的社会实践活动。
刘奎对《财经》记者解释说，他发现自己生活的地方癌症病人逐渐多了起来，怀疑与水污染存在关联，就希望孩子们都来关注身边的环境健康问题。
当然，师生们这种简单的实践活动，根本无法解开笼罩在癌症与水污染之间的复杂关系，也难以引起社会和ZF层面的关注。
2004年，媒体集中报道了淮河流域的一些“癌症村”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对淮河流域肿瘤高发问题开展深入调查研究”。
那么，新桥村一带是否真的存在癌症高发？从科学研究上来讲，这需要时间。通常需要对数以万计的人口进行持续多年的观察，才能确认某个地区是否属于癌症高发。
或许，新桥村两千多人的样本数量偏少。但研究人员在淮河流域进行的初步调查，已经证实了部分“癌症村”的存在。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饶克勤对《财经》记者透露，位于淮河流域上中游的河南省沈丘县、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等地区，其癌症死亡率已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不仅如此，从淮河流域的上游、中游到下游，消化系统肿瘤的死亡率呈现出梯度上升趋势，下游一些地区又比上中游地区“高出很大一截”。
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在淮河流域的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可能加剧了癌症发病的增长势头。
当然，癌症发病与多种因素有关，要想厘清淮河流域局部地区癌症高发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具体关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长期以来卫生部门和环保部门的各自为战，以及系统监测数据的缺失，更是增加了解析的难度。
目前，卫生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开展的淮河流域癌症综合防治项目，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将对包括金湖县在内的重点地区的环境和癌症状况进行长期的系统监测。
项目负责人之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希望到明年，可以先拿出一些比较明确的结论。
由于人体受环境影响后发生恶性肿瘤的病程较长，通常需要一二十年以上的时间，而出生缺陷发生的时间相对较短，且更为敏感，因此，项目还同时启动了出生缺陷监测。
金湖县妇幼保健所所长何艾芹告诉《财经》记者，该县过去只是简单地汇总上报的出生缺陷数据；今年启动监测以后，将保证无遗漏，并登记详细的个案信息。
从某种程度上讲，新桥村和淮河流域其他一些村庄的癌症问题，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的一个缩影。■
林州抗癌样本
在“红旗渠之乡”，食管癌防治的战争仍在继续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姚村镇的林州市食管癌医院，前身不过是一家乡镇卫生院——姚村卫生院。但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食管癌患者。
几个月前，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农民李如刚就在这家医院接受了食管癌治疗，全部花费为1万元出头。今年6月27日，他再次来到姚村，接受复查。
“这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医院。”李如刚对《财经》记者说，“如果去北京的大医院，估计起码得花四五万。”
即使在很多同行眼中，这家乡镇卫生院也颇值得信赖。如今，医院每年要给约1500名食管癌患者施行手术，同时给一些患者施行放疗和化疗。这些患者中，90％以上都是外地人。其中，仅业务院长焦广根一个人，每年就要给600多位食管癌患者做手术。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北京的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每年的食管癌手术也不过数百例。
治疗费用的高低，是患者尤其是农村患者选择医院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等大医院，癌症手术之后通常使用一次性吻合器，病人需要为此额外支付数千元。焦广根及其同事，在手术后基本上都采用成本极低的手工缝合。
在焦广根看来，手工缝合不仅给患者降低了治疗费用，还可大大减少吻合口狭窄、返流性食管炎等并发症，其效果优于一次性吻合器。他对《财经》记者说:“就算是不花钱，我也不想用一次性吻合器。很多手术的基本功还是需要的，如果只会操作机器，还算是大夫吗？”
这家乡镇卫生院的食管癌治疗水平，与国内很多大医院相比大概也并不逊色，其名声甚至远播海外。伊朗德黑兰大学国家肿瘤治疗中心就曾派出两批医生到姚村学习；焦广根和同事宋金祥还于2006年前往伊朗，在这个肿瘤中心开展了示范手术。
当然，来到林州的食管癌患者，在姚村之外还有两个同样不错的选择:位于市区的林州市肿瘤医院和林州市人民医院。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同庆村的李孝安，就陪着岳父住进了林州市肿瘤医院。
林州市肿瘤医院副院长刘志才告诉《财经》记者，这三家医院收治的食管癌患者人数相差不多，加起来每年约有5000人。
“不走的医疗队”
林州的食管癌治疗之所以形成今天的局面，首先得感谢北京医疗队。
1957年，林县(林州的原称)县委书记杨贵在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说，林县“三不通”，水不通，路不通，食管不通——食管癌特别多。杨贵的发言被会议简报收录，引起了时任总理周恩来的注意。正是这位杨贵，后来带领林县群众开凿了著名的“红旗渠”，解决了“水不通”的问题。
次年，中国医科院日坛医院（肿瘤医院前身）刚成立，院长李冰就接到周恩来交待的一个任务:到林县了解当地的食管癌情况。
林县的见闻，让北京的专家们感到极度震撼。在病情严重的村庄，几乎家家都有人患上被称为“吃不下病”的食管癌；有时竟会碰到一个村庄有几户人家在同一天出殡，而且都是死于食管癌的悲惨景象。
“文革”开始后，一群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被下放到条件艰苦的林县，他们在林县自发地开展食管癌的流行病学调查。不仅如此，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等机构的专家——他们被称为“北京医疗队”，还多次来到林县，研究林县食管癌高发的原因。
随着饮水和食物中的亚硝胺等因素，被怀疑与食管癌发病有关，预防食管癌的各种措施也相继开展。例如，林县通过统一供应水库水和机井水，统一消毒，逐步取代以前的旱井水、池水和红旗渠水，使许多村庄喝上了清洁的饮用水。
在“北京医疗队”的帮助下，林县建立起县、乡、村三级防癌网络，形成了ZF主导、专家引路和群众参与的局面。
“北京医疗队”还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技术队伍。林州市肿瘤医院副院长刘志才告诉《财经》记者，他就从长期蹲点林州的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王国清教授等专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而1985年毕业于洛阳医学专科学校的焦广根，也从“北京医疗队”那里获益良多。目前在林州市食管癌医院（姚村卫生院）广泛应用的手工缝合术，即来源于焦广根与王国清的合作。
如今，“北京医疗队”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长期驻守林州，但他们已经在当地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新的探索
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林州的食管癌防控工作，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陷入低谷。地方ZF不仅中断了对于食管癌防控的支持，甚至一度担心食管癌防控会影响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
在这个阶段，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通过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开展合作，靠着国际合作经费，才勉强维系了在林县农村进行的食管癌研究。
无论如何，多年的努力已经开始显现成效。
今年4月29日，在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记者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特意提到，林州的食管癌死亡率由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十万分之一百五十下降到目前的十万分之四十。
不过，与十万分之十五的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林州的食管癌死亡率仍然偏高，防治任务依然艰巨。早诊早治，则是林州重新拾回的“法宝”之一。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河南医科大学沈琼教授就发明了一种简单的食管癌诊断技术。这种被称为“细胞拉网”的技术，是把一个表面缠有棉线的气球囊放进食管，充气后再拉出来，通过其粗糙表面带出的食管细胞，来检查是否发生癌变。
借助“细胞拉网”，当时食管癌筛查曾在林县全面展开。如今已经86岁的郭玉庭老人，就是在30多年前被查出早期食管癌，并接受了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王国清教授施行的手术。
如今，林州又开始恢复食管癌的筛查工作。当然，主要的筛查设备已经升级成了胃镜。
2005年9月的一天，林州市合涧镇辛安村67岁的村民杨双科参加了林州市肿瘤医院组织的免费筛查；检查出早期食管癌以后，杨双科很快接受手术。近三年过去了，老人看上去仍非常硬朗。
今年6月23日，林州市河顺镇河顺村64岁的妇女李便的也被查出早期食管癌。两天后，她就住进了林州市肿瘤医院。
李便的看上去不太紧张。她告诉《财经》记者，由于发现得早，心理压力小得多；此外，根据林州市卫生局的规定，当地食管癌手术治疗费用不能超过8000元，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报销4500元。加上其他一些优惠措施，李便的自己需要支付的费用，估计不到2000元。
林州是卫生部癌症早诊早治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最早的试点地区之一，具体执行项目的林州市肿瘤医院副院长刘志才对《财经》记者表示，过去三年来，已经筛查了6000多名40岁至69岁的正常人，发现约100例病人，其中大部分是早期。
他解释说，对于中晚期食管癌患者，其五年生存率仅为30％多；而对于早期食管癌患者，则可以达到80％以上。
然而，让刘志才心情沉重的是，由于之前早诊早治的长期缺位，像杨双科和李便的这样的早期患者，目前只占很少一部分；林州市这几家医院收治的食管癌患者中，约95％都属于晚期。因此，今后ZF应该加大投入，以便在适龄的全人群中开展早诊早治。
林州市食管癌医院业务院长焦广根甚至告诉《财经》记者，就算没有ZF经费支持，其所在的食管癌医院也想在邻近一些村子进行免费筛查。
“这样的话，早期病人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更为有效的治疗；而病人活得更久，对医院也是一种广告。”他对《财经》记者解释说。
在这个“红旗渠之乡”，食管癌防治的战争仍在继续。而无论成败如何，对于中国对抗癌症的道路选择，都将是一笔难得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