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松  黑石大中华区主席
　　引介中国投资公司第一笔30亿美元投向百仕通集团，牵线国家开发银行斥资135亿美元入股英国巴克莱集团，操作百仕通集团6亿美元认购蓝星集团20%的股份，造访江淮汽车谋求进入中国汽车制造领域……
　　梁锦松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资本运作，搅动了整个处于开放前期的中国资本市场，梁锦松使自己在政界失意后，进入了事业的另一个颠峰期。
　　1.从政前转战银行28年
　　梁锦松小时候家境贫寒。据他母校老师回忆，中学时的梁锦松“聪明活泼、趣趣怪怪”，但成绩“勉勉强强”，中学会考才得了13分。不过这个有些“耻辱”的成绩成了他发愤的动力，后来他终于不负众望，在高考非理科性的科目考得全港第一，顺利考入香港大学。
　　内地人熟知梁锦松的名字，多半缘于他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的身份，以及他与小他20多岁的奥运跳水冠军伏明霞的婚姻故事。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之前，梁锦松有着28年银行业的显赫成绩。
　　1973年，梁锦松在香港大学修完经济及统计学，获得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后，进入著名的花旗集团做实习生。因为勤奋和刻苦，很快得到重用， 1981年就升至副总裁。1992年成为了花旗银行中第一位出任公司领导的香港本地人。1996年梁锦松转往美国大通银行，担任大中华及菲律宾区董事经理，2000年该银行与J.P.Morgan合并，改称摩根大通，而梁锦松为该公司的亚太区主席。
　　在银行担任高管期间，梁锦松曾是香港特区首届政府的高级政策顾问。精于商业的梁锦松，对政治同样有浓厚的兴趣。学生时代，梁锦松就是个学生组织的活跃分子，被视为大学生中的“亲北京派”，还一度被人猜测是香港的共产党员。
　　2001年，梁锦松放弃年薪300万美元的公司职位进入政界，担任香港财政司司长。
　　2.长于商业 深谙政治
　　就在两年后，梁锦松香港财政司司长这一任职在丑闻中画上了句号，起因为梁锦松被指在一项新车增税措施出台前几周购买了一辆雷克萨斯豪华车，这为他省下了超过2.4万美元的税费。对此梁锦松承认自己一时疏忽。在香港反腐部门就此事向香港司法机关递交了一份报告后，梁锦松主动辞职。
　　尽管仕途没能顺风顺水，但在香港短短几年的从政经历，成为他此后另一次人生跨越的重要基石。
　　峰回路转。蛰伏四年之后，梁锦松重新杀回资本界，他加入百仕通，出任其高级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主席。作为全球第一大私募基金的百仕通，将梁锦松招至麾下，看中的不光是其深厚的金融资力，更是他在政界的广泛人脉。
　　在凯雷收购徐工和山东海化相继碰壁后，有了前车之鉴的“门外的野蛮人”清醒地认识到，跟中国做生意，光有经济头脑不够，有能力“公关”全方位掌控经济主导权的中国政府，才是关键。而梁锦松正是中国市场最好的敲门砖。今年5月，百仕通董事长兼CEO斯瓦茨曼在香港直言不讳：“梁锦松是我们在香港的合伙人，他与北京很多高层领导都有很好的关系。”
　　而后不久，梁锦松在此方面的功力迅速显现。
　　3.人脉广泛 长袖善舞
　　今年4月，梁锦松拜访了负责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筹备工作的财政部官员楼继伟，问楼是否有兴趣投资百仕通旗下的资产。3周后，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即向百仕通集团表达了投资的兴趣，经过半个多月的商谈，双方于5月20日签下投资协议，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以30亿美元购得正处在上市过程中的百仕通近10％的股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是中国战略性外汇投资公司，因此，梁锦松为百仕通拿下的这第一单生意，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但为百仕通在中国的发展设置了高起点，也为公司今后的在中国的业务开展套上“护身符”。
　　“这是善于利用人脉关系的黑石在中国走的第一步棋，对黑石来说，聘请梁锦松助阵，无疑能增强其影响力。”风险资本投资公司集富亚洲驻香港的执行董事陈镇洪分析道。

　　4.捷报频传 战绩可观
　　7月，在梁锦松牵线下，国家开发银行宣布斥资135亿美元入股英国巴克莱集团，而百仕通旗下的并购服务部门成为国开行的咨询机构，梁锦松便成了负责与该行进行日常联络的重要人物。
　　9月，中国化工与百仕通宣布双方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百仕通将向中国化工的全资子公司蓝星进行战略投资，注资6亿美元认购蓝星20%的股份。事实上，中国化工与百仕通的合作谈判进行已久，双方都已达成协议，但有关政府部门一直没有批准。此时，又是梁锦松临危授命。在他的引见下，黑石董事长兼CEO苏世民8月14日在北京拜访了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李伟就黑石集团与中央企业的战略合作谈了意见。双方的合作终于水到渠成。
　　除与中央官员的良好关系外，梁锦松与地方政府亦有畅通的交流渠道。今年以来，梁锦松与安徽政府联系密切。4月初，受合肥市政府邀请，梁锦松对国风集团下属的生物柴油项目和木塑项目进行考察，旋即传出黑石将并购国风的消息，尽管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合作，但国风塑业股价从每股6.3元，最高涨至12 元。
　　8月，梁锦松再次造访安徽。这次黑石感兴趣的是“国内唯一没有合资而跻身国内十大汽车集团”的江淮汽车。安徽省国资委主任桂建平亲自陪同。尽管双方目前仍是初步接洽，但从化工业到汽车业的快节奏动作，可以看出，在梁锦松的带动下，百仕通在中国全方位、多产业的投资计划已经展开。

　　低调做人
　　与1999年即进入中国但多次碰壁的凯雷相比，今年刚进入中国的百仕通已经将其全方位超越了，百仕通手中的“王牌”就是梁锦松。实际上，凯雷手中也有“牌”，他们聘请了布什父子、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前主席刘鸿儒等人为投资顾问，但凯雷的牌在中国威力不大，比如凯雷并购徐工案至今已2年仍悬而未决。在金融界和政界浸淫30余年的梁锦松的“分量”可见一斑。
　　曾经，梁锦松活跃于各种社交场合，他曾与歌星黎明同台放歌合唱，与明星妻子伏明霞携手出现在著名歌星在香港红馆的演唱会。而今，作为外资代言人的他却显得异常低调，对于记者的“围追堵截”，任何关于商业上的事宜，都是避而不答，时时表现了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职业素养。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梁锦松曾经引用英国文豪狄更斯的名言来宣读香港财政预算案，不过，现在，当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大门徐徐打开的时候，对梁锦松来说，这只是最好的年代。

2007年开始，美国房地产市场结束了2002年以来全球流动性过剩推动下的不断上涨局面，由此引发的次级按揭危机引发了严重程度堪比亚洲金融危机、且持续时间更长的全球性金融风暴。次级债危机也加大了依靠信用支持、为资产市场提供包装题材和资金动力的债券市场危机，导致3月13日至今不下于6次的美国和全球股市暴跌。
　　
　　目前，次级按揭危机还远没有消失，甚至有深化和进一步扩散的趋势。不仅美国，全球各地的股票投资者整日提心吊胆，担心再次收到来自美国次按的坏消息引发美股大跌，连累欧洲、亚洲、南美等地股指急挫。经济繁荣发展、远在美国大西洋对岸的英国，9月16日竟然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银行挤兑风潮。据报道，英国第五大按揭银行诺森罗克连日发生挤兑，存户一天内已经提取了10亿英镑。8月9日以来，欧洲央行已经连续向银行系统注资累计2000亿欧元，目的在于规避可能出现的流动性危机。
　　
　　美国次按危机向股市等主要金融市场的持续传导证明，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工具的不断开发和推广，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风险。
　　
　　相反，拉长的衍生工具链条客观上提高了投资者的信用风险偏好。而它所具有的风险呈杠杆倍数，在对冲基金的持续投机推动下，正不断地加重金融市场风险收益的不对称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把局部风险裂变成全局性风险，把个别市场风险演化成系统性风险。
　　
　　金融衍生品、工具带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幻觉是：财富可以通过投机持续获得，劳动已经不再重要，实体经济同样不再重要！
　　
　　本轮全球经济增长的行情，更多地得益于全球资产价格的自我循环上涨，靠的是资金效应所带来的资产增值空间。其中，包括次级债在内的债券市场，是保证全球资产价格循环上涨的主要资金融通渠道。
　　
　　此次次级按揭危机冲击最大的，是依靠信用支持的、为资产市场提供资金动力的债券市场危机。据CNBC Charlie Gasparino的数据，今年超过1000只对冲基金中，仍然赚钱者只有40只。
　　
　　需要注意的是，正是这些呼风唤雨的公司通过债券融资发动一波连一波的并购活动，才为不断上涨的美国股市提供了充满想象力的实体题材。现在，这个发动引擎出了毛病，人们对它原先宣传的无所不能的功能，已经产生了普遍性怀疑。在依靠信用支持的市场，还有什么比信用受到怀疑更大的打击呢？
　　
　　次按危机的爆发，改变了以低息债券融资并购、创造股市题材而获取超额资本收益的全球资本市场。国际投资巨头资产并购的焦点，或许将进一步由欧美市场转向拥有经济高速增长背景的中国——这是自以为独善其身、但政府官员普遍崇洋并拥有一言九鼎权力的投资港湾。
　　
　　而美国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渠道进入：一是在投机性更强、特别是没有受到次按危机冲击的中国市场寻找资本出路，主要是围绕中国的大宗商品、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制造大规模冲击；二是利用中国政府对金融服务业开放的契机，进入中国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领域；三是利用中国国有企业国际化、“做大做强”、“走出去”的历史机遇，全面介入中国国有企业的并购，利用中国体制下独特的盈利条件，获得持久的超额资本收益。
　　
　　私人股权投资基金（PE）开始为中国公众所熟知，始于陷入“徐工事件”的凯雷集团。不过，由于凯雷收购徐工的方案没有得到商务部的批准，国人对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所拥有能量的认识，还基本上处于原始水平。不过，随着美国黑石集团在中国的迅速横空出世，让国人充分领略了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步步为营、蚕食中国国有资产的巨大威力。
　　
　　5月20日，正在筹建中的中投公司借道汇金子公司建银，并由建银垫款30亿，进行了第一笔外汇投资，购买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不到10%的股权。
　　
　　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投资于一家外国的私人资本运营公司。此举正值凯雷等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业务发展频频遇阻之时。中国政府曾表示将寻求比低收益政府债券风险更大的投资项目。
　　
　　6月22日，黑石集团在纽交所挂牌交易，收盘报35.06美元，比发行价31美元上涨13%。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第一天就获得5.5亿美元的账面获利。不过好景不长，黑石上市仅三个交易日，便跌破发行价31美元。截止到2007年9月12日，黑石股价为23.26美元，较之发行价已跌去25%，中投公司的账面损失，如果按市场发行价计算，已高达6.345亿美元。（截至11月23日，黑石收盘价21.16美元,损失高达8亿多美元）
　　
　　　　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批准发行15500亿元特别国债，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组建外汇投资公司即中投公司的资本金来源。2007年8月29日，财政部宣布第一期6000亿元特别国债于当日面向境内商业银行正式发行，国债期限为10年，票面利率为4.3%。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声明称，已于当日从境内商业银行买入了这笔特别国债。这意味着用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1.55万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正式步入实施阶段。
　　
　　8月中下旬，美国黑石集团董事长兼CEO施瓦茨曼一行访问中国。8月14日下午，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在北京会见施瓦茨曼，李伟就黑石集团与中央企业的战略合作谈了意见。安徽省常务副省长孙志刚向史蒂夫．施瓦茨曼详细介绍了马钢、海螺、奇瑞等一批安徽省的骨干企业。
　　
　　9月10日，中国蓝星集团的母公司——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与黑石集团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了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消息。声明表示，黑石集团将注资6亿美元认购蓝星集团20％的股份，蓝星集团将变更为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黑石集团大中华区董事长梁锦松和黑石集团亚太私募股权基金负责人张昆，加入蓝星集团的董事会。
　　
　　9月29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宣告挂牌成立。
　　
　　
　　
　　黑石IPO：专为中国政府下的蛋？
　　
　　在中国，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商业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掌控政府与企业资源的、具有私人性质的人事关系。私人关系的私密性在一定程度上强有力的决定了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而拥有与中国政府密切私人关系的，则称得上是极为稀缺的核心商业资源。
　　
　　现在不仅国内企业、政府之间的往来很多仍然要靠关系，外资机构也很快掌握了这个利器。最近爆发的西门子公司“贿赂门”事件，见证了外资建立和维护与政府相关的核心商业资源的秘诀。而黑石的举动，也表现出，表明他们在大举收购中国企业的方式上，主要走的是人事路线或者说行政主导路线。
　　
　　今年1月份，黑石集团聘请了前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主管该公司的中国业务。据称，中国投资首笔投资之所以选择入股黑石集团，推动者就是梁锦松。
　　
　　梁锦松是曾在花旗集团及摩根大通任职的资深银行家，还曾担任香港财政司司长这一香港第三把手的要职，积累了与大陆政府相当的人事关系。不过，据香港报道，2003年梁锦松徇私为小孩购车，招致公众谴责被迫辞去财政司司长一职，此后一直赋闲。
　　
　　今年1月，梁锦松加盟黑石集团，任中国区主席、高级执行董事。这也正是此前“中国业务为零”的黑石集团，在中国实现重大突破的开始。从黑石给国家开发银行担当顾问并购英国巴克莱银行业务，到中国投资入股黑石集团，梁锦松发挥了一个“领路人”的关键作用。
　　
　　“梁锦松是我们在香港的合伙人，他与北京很多高层领导都有很好的关系。在中国国家高层领导访问美国时，在一些重要场合中，我本人也是在梁锦松安排下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介绍我们集团的特点和对中国的外储投资提出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黑石集团董事长兼CEO史蒂夫．施瓦茨曼忍不住对媒体夸赞梁的忠诚和实用。
　　
　　但史蒂夫．施瓦茨曼对梁的夸赞，也泄露了黑石对中国的潜在危害——因为在国有企业投资并购领域，如果只有外资是“赢家”，绝对代表不了中国之赢。
　　
　　根据有关媒体报道，今年4月，梁锦松拜访了负责国家外汇储备管理机构筹备工作的大陆官员，询问后者是否有兴趣投资黑石集团旗下的任何资产。过了不到20天，梁锦松便拿回了一张30亿美元的大单。然后，从5月1日首次提出入股黑石计划，到5月20日交易安排公布，中国入股黑石的速度令世界惊叹。
　　
　　中国投资公司筹备组如此闪电出手，应该是认为梁锦松给中国介绍了一个源源不断的“生钱机器”。但是正如华尔街业内人士指出的那样，黑石之所以急急忙忙得赶着IPO，正表明他们看到了资本市场灾难降临前的不祥之兆。
　　
　　近年来，黑石这样的并购基金之所以能够大获成功，是建立富裕资金和在低利率时代的基础之上——低利率使得PE以低成本获得大量借贷资金，通过杠杆收购完成一系列大型并购，再将被收购企业股权转让并获得高额回报，完成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套利过程，廉价债券可谓PE的火箭燃料。
　　
　　但当这样的游戏向中国官员传达了它的妙处后，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年，高风险杠杆收购领域的融资成本已经迫近6年来的高点，它必定会冲击到ＰＥ的融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公众发行股票来融资变得相对更有吸引力，因为这是无需偿还的“永久性贷款”，也是低利率时代结束的标志性事件。
　　
　　然而，黑石集团股票价格节节走低的事实，说明在对黑石的评价上，华尔街投资银行家持有与中国政府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态度。
　　
　　华尔街投行和投资者普遍看低黑石股票，主要源于以下投资风险：
　　
　　第一，投资者购买的不是黑石管理的基金，而是基金管理公司，而股市投资者中的大部分人是冲着黑石旗下基金的高回报情况而购买黑石股票的；
　　
　　第二，为黑石集团过高的估值支付高溢价。黑石IPO估值已高达其2008年预期收益的20倍，远高于高盛及雷曼兄弟等类似金融公司。黑石去年收入23亿美元，IPO之后，黑石公司的市值达400亿美元左右，而雷曼兄弟公司过去1年收入40亿美元，其公司股本也才370亿美元。
　　
　　第三，购买黑石股票，实际上是在赌黑石正在或将来投资的项目的利润率能够维持过去数年的水平。然而研究分析普遍认为，在一个全球性并购高峰期，激烈竞争引起被收购公司价格飞涨，未来几年PE的投资赢利水平不大可能还像现在这么高；且美国国会“第一法案”一旦通过，对黑石等PE公司的盈利能力将构成致命打击。
　　
　　第四，投资者对黑石公司内部运作毫无发言权。因为黑石公司是业主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它的股市投资者是信托单位持有人而非股东，不拥有进入公司董事会和要求公司聘请独立董事的权利，甚至公司董事如果决定出售黑石也无需获得信托单位持有人的同意；另外，投资者对黑石合伙人的薪酬毫无发言权，因为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没有义务设立薪酬委员会来核准薪酬制度。
　　
　　种种迹象表明，黑石IPO是华尔街资本集团贪婪本性的集中体现。然而更坏的消息在于，黑石上市这一事件本身发生的背景，连同美国次级债危机，标志着美国资本市场将迎来一个衰落周期。
　　
　　对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而言，也许尴尬的不是上述风险是建立在30亿美元巨额投资基础上的，而是黑石高溢价的首次公开售股40亿美元当中，中国政府投资独占其中的30亿美元——中国概念和国家外汇储备概念抬高了黑石IPO估值，但这恰恰成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支付高额投资成本的原因。
　　
　　虽然黑石承诺给予中国投资公司4.5%的折扣，但前提是30亿美元提前到账且任由黑石集团高估IPO价格。对比外国公司在IPO前以极低的价格购入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高达25％的股权，而后IPO时无不大发横财的情景，确实有天壤之别。
　　
　　然而，有失意者就必然会有得意者。据报道，在黑石集团上市后，其创始人史蒂芬．施瓦茨曼将从公司获得4.492亿美元现金，并将持有公司24%的股份；另一位创始人彼得．皮特森明年即将退休，他兑现了大部分的股权，拿走了18.8亿美元的现金，从而将持股比例降到了4%；而梁锦松先生更属于此次上市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这种重大的融资和投资事件，在中国之所以频频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首先，在于中国过于巨大的外汇储备导致国内严重流动性过剩，资金有“走出去”的被动要求，投资黑石看起来符合经济大势；其次，金融投资的技术性门槛,让官员绩效的考评有机会成为空白；再次，能与外资特别是华尔街金融巨头打交道，似乎成为了判断是否具有开放意识和国际化能力的重要标志；其四，由于人事纽带主导下的商业关系，为参与交易者从中谋利提供了可能。
　　
　　然而，既然成了“人质”，这个时候，黑石对中国企业并购的大门，就洞开了。同时，经黑石顾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从而并购股份的英国巴克莱银行，据报道正由于次按投资失败，遭遇流动性危机，英国媒体说它也许要面临清盘的危险。
　　
　　
　　
　　国有资产运作何方？
　　
　　以国有企业为标的的中国并购市场的真正兴起，始于7年前为处理对口银行的1.4万亿元人民币不良资产，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东方、长城、华融、信达)。截至2006年6月末，四大AMC累计已处置1999年接受的不良资产11692亿元，占接收总额14000亿元的83.5%，现金回收约1870亿元，回收率仅为16%。
　　
　　2005年，银建国际和花旗集团合作以5.46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华融公司账面值为364.4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曾被国际投资界传为美谈；美国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暴料在中国高达900%的投资利润率，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就是闻名于世的打包收购中国不良信贷资产的“华融模式”。
　　
　　可以想象，摩根斯坦利等投资机构在中国超高的资本回报率，不知引来了国际PE界多少巨头贪婪和垂涎的目光。
　　
　　近年来，投资银行和国际私募基金（PE）已逐渐成为并购我国企的主角，其并购活动比起生产制造行业的跨国公司的兼并，更具赤裸裸的投机色彩。国际私募基金及投资银行在廉价并购我骨干国企后又转手境外高价IPO获取暴利的案例比比皆是。我国著名的电池制造业龙头南孚被摩根斯坦利廉价并购后，因境外IPO未成，被摩根斯坦利高价卖给了南孚的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这些行为，实际上都要拜我们的政府招商引资政策之赐。
　　
　　不仅如此，受人民币升值和国内证券、房地产投资风潮的吸引，大量的私募股权基金、房地产投资基金、对冲组合基金等大举进入我国证券、房地产领域进行投机炒作，甚至伙同其他国际资本对我国进行金融冲击。
　　
　　对于如此PK中国国家利益的PE，国内的态度却是仰慕并积极将其引入中国市场。黑石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出口转内销”模式，并且完全抵消了所谓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对外投资政策功能。
　　
　　考虑到对冲基金根本不能创造实体经济价值，中国投资黑石然后黑石再投资中国，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它的客观效果，实际上就是协助黑石集团掠夺中国财富，最后体现为黑石集团账面盈利或股价攀升。而在中国投资公司的账面上，表现的则是外汇储备的增值。但是国民资产的平衡表，不只中国投资公司的一张。
　　
　　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国务院国资委也达成一份合作协议，声称为国有企业“走出去”提供资金支持。根据国资委的信息，国资委将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推荐优秀的中央企业，由后者帮助中央企业加大海外投资力度，尽快使中央企业成长为更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据称已有16家央企纳入中投公司视野。
　　
　　可以想象，中投公司将拷贝汇金公司入股国有银行的模式入股大型央企，并且帮助央企在全球范围投资。但是，黑石集团在其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是否将承担中国投资公司的全球代理人和战略合作伙伴角色呢？目前已经透露出的事实是，黑石取代中国投资公司与国资委洽谈国企并购业务，并由国资委和地方领导人安排东部各省的访问行程，以及很快宣布的黑石收购蓝星集团20%股权的举动。
　　
　　而国有中央企业的国际化之路，已经越来越表现为外资持有更高的比例，以及投资项目远离国人的视野。在房地产和廉价工业品、重化工等行业投资的带动下，经济过热已成定局，看起来这对一些企业的经营较为有利。但轻装上阵的国有企业，虽然普遍摆脱了过去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但仍然摆脱不了并购的命运。在中国此轮并购大戏中，除了资本市场的中央部队分肥之外，外资将扮演关键角色。从水泥行业到化工行业，外资PE之手已经尽揽无疑。
　　
　　然而，如果产权多元化如此重要，为何国外投资者成为惟一的选择？实际上，由于所有权主体缺位，控制国有资产的部门、地方政府、经理人员愿意通过企业并购交易为部门、机构谋取任期内的流量收入，以及从事产权交易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
　　
　　需要继续观察的是，在类似金融寡头的集团和类似产业寡头的集团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时候，国民财产，将以何种理由何种方式，运作到何处？
有了梁锦松 黑石百事通

　　比他更受信任的没他专业，比他更专业的没他这么受信任

　　梁锦松因车辆偷税之嫌，离任港府财政司司长四年之后，成为中外资本市场沟通领域的要人，风头更胜当年。他的名片在某次讲演中，受到粉丝的争抢，被撕成两半。

一通百通

　　之所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与中国内地大出风头，是因为帮助国际著名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黑石在短短的三周内，在美国上市之前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外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尚未挂牌之前，就投资了30亿美元获得了黑石10%不到的无投票权股权，被称为中国外汇投资史上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集最早得知消息者、穿针引线者、亲赴北京谈判者三项重任于一身，梁锦松被证明没有忘记从事28年的国际金融工作。不仅如此，从政期间所积累的人脉，以及他自己在退出政坛后的谨慎、感恩心态，使得宝刀锋利更胜当年。

　　黑石(音译“百仕通”)由于与中投公司的这层关系，在内地一通百通，有人理解百仕通的真正含义是百事通。

　　另一桩不亚于中投公司投资黑石的重要交易，是黑石撮合国家开发银行入股巴克莱集团，国开行以约98亿欧元，占扩大后总股本的7.7%，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出资36亿欧元，占股3%。从来都是中国的银行邀请国外银行担任战略投资者，以便“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一夜之间，中国的银行而且是离市场距离较远的政策性银行，成为国际资本市场聚光灯下的主角。如果巴克莱最终能以689亿欧元收购荷兰银行，国开行就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参与巨额跨国并购活动的银行。

　　在这宗有可能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交易中，黑石提供了顾问服务，一跃成为中国企业并购顾问的第五位，怪不得黑石的企业和并购顾问部门主管John Studzinski十分自得地说：“黑石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拥有可靠的全球网络。我们认为，我们(作为顾问方)能提升任何一宗国际**易的价值。”

　　这又是梁锦松的奇功一件，虽然他今年1月才成为黑石集团的大中华区总裁，虽然黑石今年1月才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但成功的交易证明，黑石有择人之明，梁锦松长袖善舞。

　　今年4月，梁锦松与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工作小组负责人接触，外汇投资公司很快表达了投资的兴趣，双方在3周之内奇迹般地完成了巨大交易。国开行交易同样如此。据称，在巴克莱集团前主席Sir David Wright(胡礼爵士)向国开行抛出橄榄枝后，国开行即询问梁锦松，是否愿意成为此笔交易的投资银行顾问，对于送上门来的好事，梁再展财技，拿下一城。梁顺理成章地成为巴克莱、黑石与国开行之间的5月份完成交易联络人，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当然，黑石曾经管理政府投资基金的经验也为他们助力不少。

　　国际资本市场，拼的是赢利能力，还有公共关系。公共关系兹事体大，比如凯雷就聘请了布什父子、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前主席刘鸿儒及泰国前总理他信等一干政商要人为投资顾问，获得包括军工等敏感行业的大单无数，虽然永远遭受到官商勾结的猛烈抨击，却实实在在成为世界资本市场赢利大户。不过，凯雷的这张牌在中国威力不大，比如在凯雷并购徐工案中，虽然老布什出马恩威并施，却从未享受过三周内就拿下大单的痛快。

　　原因很简单，凯雷缺少梁锦松式的人物。他既通晓国际资本市场规则，又被认为是如假包换的专业人士，还有忠心为公司服务的专业精神——在中投入股黑石的北京一周谈判期，梁锦松数次换饭店，日夜乾惕，以确保生意万无一失——同时还被我们视为久经考验的“家里人”。

　　以至于《华尔街日报》有专文论述梁锦松是中央谋臣，否则难以理解黑石在中国从一个中国民众不太懂也不关注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到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热门词汇。文章感叹，在中国做生意，人脉重于一切。其实在美国，何尝不是如此？

　　在质疑声中游刃有余

　　不过，随着黑石股价的波动与投资中国路线图逐渐清晰，围绕着私募股权基金模式的赢利能力，黑石收购国内公司是否别有图谋，质疑声渐起。

　　也许是生不逢时，黑石上市之前，6月14日，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包克斯和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向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提交了针对1986年美国国内税收法案的修正案，拟将上市的包括私募基金公司在内的合伙企业税负提高到普通法人公司水平，即从15%提升到35%，要增加利润分成税收。虽然提出税法修正案不一定能够通过，起码说明了类似于黑石这样的私募基金公司所承受的压力在加大。这也反映出，美国国内有一派力量担心，私募股权基金与各国主权基金合作，这些最赚钱公司的利润流失他人之手，因此需要及时筑坝拦截。要知道，黑石去年员工收入是高盛集团的9倍。

　　另一个压力是成本。有资料显示，黑石公司主要运用的操作办法杠杆收购(即以少量资金带动大宗收购)的成本在加大，已经接近6年来的最高点，发行债券将更加困难，这样的收购方式越来越不被社会接受。也许，类似于黑石这样的赢利方式，高峰期即将过去。

　　更不幸的是，由美国次级债所引发的全面资产重估风潮，世界投资产生风险厌恶心理，债券遭到冷遇，美国股市狂挫，导致中投公司的这笔投资在7月的最末几天浮亏高达5亿美元。

　　同时，市场陆续传出黑石入股境内公司的消息，比如黑石集团以5亿美元收购中国蓝星总公司30%股份，以及梁锦松受合肥政府之邀考察国风集团下属的生物柴油项目和木塑项目。对此消息，国内的公司未予否认或者高调公开，黑石高层态度又比较暧昧。如果黑石真的图谋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中投公司这笔受到交易双方美誉的投资显得有些可笑。中投公司的外汇储备借黑石转了个手，出口转内销，投资到国内企业，那为什么不由中投公司直接投资？反正都需要二次结汇，再次增加人民币的流动性。

　　此时的梁锦松更显示出久经资本市场与政界磨炼的“沉稳”本色。

　　面对黑石内地投资的质疑，他表示“黑石目前在中国内地一笔都没投过”，这是事实，却不是全部。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次内部交流中，他曾表示：“我们没法分割投资国内与投资国外的比例，没有中国入股，黑石也是会向中国投资的。而且投资不仅是30亿美元，如果找到好项目，30亿美元其实只算是很小的一笔钱，毕竟黑石有几百亿美元。”这也是事实，同时为黑石投资中国埋下了伏笔，将中投公司的投资与黑石的投资区分开来，只要是好生意，就要做。但他也许是有意忽略了中国外汇投资的底线与原则，除了赢利之外，就是不变成假洋鬼子增加国内货币市场的压力。

　　针对私募基金赢利模式的终极质疑，梁锦松明确表示，最近几年私募股权基金比以往增长更快，近五年每年增长率为21%，未来的增长还会更快。但此前1个月，美国权威投资杂志《巴伦》周刊直指黑石股价“远高于合理估值”。报道指出，黑石的主要业务正面对很多不利因素，这类私募基金愈来愈难找到“便宜的并购对象”。这无异于宣告黑石快买快卖、赚大钱的机会的终结。

　　对于中国的利益，梁锦松表达得含蓄，却透彻。此次外汇投资试水黑石，黑石方面曾与美国财政部沟通，获得首肯，梁锦松表示，“这次中国入股黑石没有给美国人攻城略地之感很好。”“外汇储备、流动性问题是国内媒体关注焦点，但国外媒体并不是简单看如何解决国家外汇问题，他们主要担心三点：第一，中国是否会使全球市场大起大落；第二，中国会不会失去信心后就不投美国资产；第三，中国会不会像富起来的日本一样，到美国什么都买，攻城略地。而这次中国发出的信号并非要大肆购买美国的东西，中国希望透过黑石这样的公司投资，我看好中国的第一笔投资。”这一解释显然会让处于境外人民币升值巨大压力之下的我国金融决策者开心。

　　梁锦松表示，黑石在中国投资后并实现退出时，“收获人民币并不是一件坏事”，除了重弹黑石这样的公司进入会让中国企业更有活力的老调外，似乎在暗示国外私募股权基金对于所投资的项目在退出时，并不仅限于去海外市场上市，也乐意在内地的A股市场上市。这是A股市场国际化的强大助力，同样让决策者高兴。

　　梁锦松游刃有余。比他更受信任的没有他的专业性和国际背景，比他更专业、更有国际背景的很难受到同等程度的信任。正像香港市场成为中国金融与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堡垒一样，梁锦松这样的人才符合国际国内双方的需要。在本土大批投资银行人才培育出来以前，除了他们，还有谁呢？

　　香港与内地的转型成就了梁锦松，国际市场开放成就了梁锦松，而开放初期人才的青黄不接与规则的暧昧不清，同样让梁锦松获利。

　　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阶段，梁锦松也因此成为典型人物，他将见证和亲身参与中国金融领域开放的一系列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