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自传《我的人生》节译

（2004年克林顿自传《我的人生》中文版还未出来前，国内一家报纸催着编译一点与克林顿个人生活有关的部分，版权事宜由他们负责。小标题自加。）

【摘要】 我是否是个好人，将由上帝来评判。我没有我的支持者们所想象的以及我自己所希望的那么好，也没有最严厉的批评家们所指责的那么坏。我的人生因为有了喜莱莉和女儿切尔丝而无与伦比。和所有的家庭一样，我们的家并非完美无缺，但却是美好的，世人所知的不足之处大都是我的错，而希望根置于她们的爱之中。

（一）父亲早逝

我的亲生父亲是个英俊、勤奋、幽默的小伙子。有一次他带女友去看急诊，我母亲正在那里做实习护士，于是他与我母亲聊天、调情，并摸着她手指上男友送的戒指问她是否结婚了，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没有”。

第二天他到医院给女朋友送去鲜花，我母亲的心一沉。后来他和我母亲约会时说，他每次结束一段关系时都会给对方送花。

两个月以后，他们结婚了。不久他被征兵入伍，并被送到意大利前线修理吉普和坦克。战后他回到我母亲身边。然后他们一起搬到芝加哥，他又干起了推销员的活儿。

他们在芝加哥郊区买了一间小屋，但两个月之内不能住进去，我母亲怀着我，所以他俩决定她先搬回南阿肯色斯。五月中旬，父亲把家具搬进新居，然后开车去接母亲。那天晚上在长途高速公路上，他不小心失去控制，被摔进路边的河沟里淹死了。那年他才28岁，虽然结婚两年零八个月，却只和我母亲在一起生活了七个月。母亲坚强地活下来，是因为父亲的爱，以及肚子里六个月的小生命。

这就是我所知道关于父亲的点滴。我一生都在饥渴地寻找有关父亲的信息，以填补那些空白。我12岁那年，有人告诉我我长得酷似父亲，我为此高兴了好几天。

1974年我首次参加竞选时，地方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有关我母亲的文章。有一个人找到我母亲，告诉她他当时在现场，亲眼看见我父亲临死前还有点知觉，拼命地往上爬。母亲谢过他，跑到车上痛哭，然后擦干眼泪干活去了。

1993年，我当总统之后的第一个父亲节那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有关我父亲的长文，此后，美联社和其它许多小报作了长达两个月的调查和报导，这些故事证实了我和母亲以前所知道的，但也有许多是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我父亲在遇到我母亲之前结过三次婚，甚至还有至少两个孩子。

父亲有一个儿子在北加州，我和他联系上，并在路过那里时去见了他和他太太，后来逢年过节还保持联系。我和他长得很像，他的出生证上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我真希望我早就认识他了。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我父亲的一个女儿将出身证和其它资料寄给我的前办公室主任。遗憾的是，不知什么原因，我从未见到她。

这些消息对那时正与癌症搏斗的母亲来说，是很大的震惊和打击，但她承受了。她说大萧条时期许多年轻人都做了一些其它时期的人所不会认同的事情，重要的是我父亲是她生命中的至爱，她对我父亲对她的爱也深信不疑，不管事实如何，在她走向生命终点时，这就是她所需要知道的一切。而对于我来说，当时我并不完全清楚我应从中明白些什么，但就我自己所走过的人生来说，我几乎并不惊讶我父亲比我近半个世纪以来所理想了化的形像要复杂多了。

我曾对喜莱莉开玩笑地说，如果我父亲没有在那个雨夜丧生，我便会在芝加哥出生长大，与她相距几英哩，而且很有可能永远遇不到她。

父亲留给我一种感觉，仿佛我得为两个人而活，为他弥补他所失去的那部分。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早逝，这种想法促使我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个机会。我总是匆匆忙忙，即使不知道自己走向何处。

（二）母亲再嫁

我母亲曾在新奥尔良接受过护士训练。大约在我两岁时，母亲又回到那儿接受麻醉师助理的训练。我是由外祖父和外祖母带大的，他们都非常疼爱我。不幸的是，他们对我的爱超过了他们之间的爱，尤其是外祖母，爱我远胜过对她丈夫和女儿（我母亲）的爱。外祖母的小旧屋在我眼里巨大而神秘，我至今仍有深刻的印象。

很难对现在的年轻人说清美国经济大萧条对我上辈有何影响，而我在成长中感受过它。我外祖父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晚上兼职在一个锯木厂做看守人，我们晚餐吃三明治，然后我就睡在车的后座上。外祖父喜欢那份工作，因为可以离开家。

外祖父善良、大方，是这辈子影响过我的第一个男性形像。

后来我对于有关在逆境中长大的儿童的研究产生兴趣。喜莱莉曾在耶鲁儿童研究中心工作，我从她那里得知，我是多么幸运，有三个亲人关爱。在母亲和外祖父母的心目中，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许多儿童只要有一个人关怀就能成功，而我得到过三个人的爱。

母亲在去新奥尔良之前认识了一个叫罗杰.克林顿的“坏小伙子”，他是当地的“别克”牌汽车经销商，喜欢花天酒地，离过两次婚。母亲喜欢罗杰，因为他风趣、大方，因为他关心我，他曾几次出钱让母亲回家看我，还为我和外祖母买火车票去新奥尔良看我母亲。

我从小就热爱音乐，与新奥尔良的影响有关吧。十五岁那年母亲又带我去那儿度假，后来我和喜莱莉也多次去那里。我上高中时曾表演萨克斯风独奏，带着对这座特殊城市的最初记忆，我演奏了一首关于新奥尔良的曲子。

外祖母不喜欢罗杰，说他不适合于我母亲和我。外祖母有一种“阴暗面”，不像母亲和外祖父那样开朗，然而，正是这种“阴暗面”使她能够看清人性弱点，而这是其他人所容易忽视的。

母亲27时和罗杰.克林顿结了婚，我当时四岁不到，很快就叫继父“爹地”，不久便开始称自己为比尔.克林顿。

罗杰.克林顿爱我和我母亲，但他酗酒成性，而且酒后虐待我母亲，有一次甚至对她开枪，当子弹从母亲和我之间的墙壁中穿过时，我吓呆了。我知道他并不想伤害她，他自己也后悔不已，但欲罢不能。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快乐的，但继父的毛病带来许多阴影。我十四岁那年，有一次继父又动手打母亲，四岁的弟弟小罗杰吓呆了，和我当年一样。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靠欧打别人来减轻自己的内心痛苦，我多希望可以和谁谈谈这些，但我没有，我必须自己琢磨这一切。

我开始接受这一事实，即我家的秘密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从来没有对谁提起过这些。许多年以后当我竞选总统时，我的好朋友对记者说，他们不知道这些事。然而，如同大多数秘密一样，总是会有人知道的。

多年以来，我时常想到“秘密”这一问题。我们人人都有秘密，而且我认为我们有权力拥有，秘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当我们决定与谁分享时，这种关系会更加有意义。秘密所保存之处像天堂一般，远离尘世，在那里，一个人的个性可以形成、重新塑造；在那里，独处可以带来安全感和平静安宁。当然，秘密也可以成为可怕的负担，令人难以承受，尤其是当某种羞愧感同这些秘密相连，哪怕羞愧的根源并不在于秘密的拥有者。换句话说，拥有秘密的诱惑力可以十分强烈，强烈到使我们觉得没有秘密就无法生存、没有秘密我们就不是现在的我们。

当然，在我成为一个保密者时，我并没有理解这一切。我那时思考得并不多。我对于自己的童年有很好的记忆，但我不相信记忆会如实地告诉我我当时知道什么、以及我是何时知道的。在丰富的内心世界之秘密与潜在的惧怕和羞愧之间寻求平衡，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挣扎，我常常不愿意同任何人谈及我个人生活中最困难的部分，包括我十三岁那年产生的信仰危机。我现在明白这种挣扎至少有一部分应归咎于在酗酒家庭中的成长，以及我自己练出来的与之对抗的技巧。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这一点。更难的是学会识别哪些秘密是要保留的、哪些应该放弃、哪些是一开始就应该回避的。我至今仍然不清楚我是否弄懂了这一切。这似乎是一项终身的研究项目。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继父的热爱，在他清醒的时候我们曾渡过美好的时光。母亲与他离婚后，他发誓重新做人。我曾经反对母亲与他复婚，但我理解母亲的复杂感情。我把姓正式改为克林顿，因为我弟弟快上小学了，我不希望由于我们姓氏不同而给他带来任何困扰，当然我也希望和家里人拥有同一个姓。

继父后来死于癌症。葬礼那天下着雨，但在下葬的最后一刻却突然转晴了，继父在生命的尽头终于找到了一个宽恕的上帝。

母亲后来嫁给杰夫.戴尔，很多人都极力反对，但我喜欢他，因为他聪明、勤奋、对我弟弟好、爱我母亲。

（三）遭遇喜莱莉

在乔治城上大学一年级时，我和我的第一个正式女友开始约会，丹尼斯.海蓝德是个爱尔兰后裔，高高的个子，脸上有雀斑，眼睛漂亮，微笑能够感染人。上大三时我们分手了，但友谊一直持续着。

上历史课时，教授是从古巴流放的前民主运动领袖。有一次他问我这辈子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回到家乡从政，但对许多其它的事情也感兴趣。他若有所思地回答：选择职业就像在十个女朋友中挑选妻子，即使你选择了最漂亮、最聪明、最善良的那一位，失去另外九位仍是一种痛苦。这位教授热爱教书，并且教得很好，但我感觉到古巴对于他来说就像那失去的九位姑娘混合成为一体了。

后来我考取了罗德奖学金，去牛津大学学习两年。圣诞节回家参加我母亲和杰夫的婚礼前，我去密尼阿普乐斯与安.玛库森重聚了几天。她在密西根念博士，同我一样对自己和我们的前途没有把握。我爱她，但在我生命的那段时期，我对自己太没把握以至不能对任何人做出任何承诺。

在牛津的那两年，我喜欢旅行，也喜欢独处。我享受独处时的阅读，享受心灵深处的探索。

我太爱牛津了，但如果在那里渡过第三年的话，我恐怕会流入一种舒适、无目的的学者生涯，最终又会厌倦。当时我强烈反对越战，所以不知道是否真的对从政仍感兴趣。接到耶鲁法学院的录取通知后，我决定回到美国。在牛津的两年是很不平凡的日子，告别有些伤感──我野心勃勃，却无法同女人保持长久的关系，我学到很多东西，却没有学位，我的“漫长而又弯曲的路”将带我回到故乡，但正如披头士所唱的，我至少可以找一首悲哀的歌、把它唱好。

耶鲁法学院的日子不错，但我的个人生活却一团糟。我刚与一位名年轻女子分手，她回家乡嫁给了前男朋友；然后又与另一位痛苦分手，我非常爱她，但不能做出任何许诺。正当我决定再次独处、并下定决心暂时不与任何人交往时，我发现了一位以前从没见过的女生，她戴眼睛、不化妆，但她有一种力量感和自控能力，这是我在任何其他男女身上都未曾见到过的。下课后我跟在她身后，想自我介绍，可当我正想拍她肩时，突然缩回了手，我意识到这将不是一次普通的拍拍肩膀，我将开始一件我无法停止的事情。

我在校园里又看见她好几次，但我没有走上前去。有一次在图书馆，我看见她在另一头，她第一次回视我，然后关上书本，走过来对着我的眼睛说：如果你继续盯着我看、我也回盯着你看的话，我们至少应该知道彼此的姓名，我叫喜莱莉.罗德瀚，你呢？

我惊讶得有好一会儿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后终于含混不清地说出自己的名字。

几天后我又看见喜莱莉，她正在注册，我说我也需要注册，于是和她一起排队聊天，等排到跟前时，注册员说：比尔，你又回来干什么？你今天早上刚注的册啊。我满脸通红，喜莱莉却开心地大笑起来。

之后我们有好几天都在一起聊天，无话不说。

第二个周末，喜莱莉去见她的男朋友，我焦虑不安，我不想失去她。她回来后生病了，我给她带去鸡汤和橙汁。从那以后我们就没有分开过。

喜莱莉开始和我母亲相处不太融洽。我母亲在回忆录中写到她“不打扮，戴着可乐瓶厚的眼镜，没有发型”。看她们俩互相琢磨对方是一件有趣的事，时间久了，母亲不再挑剔对方，喜莱莉也开始多注重外表。在不同的外表下，她俩都聪明、厉害、热情、富有活力。她们俩人如果站在一道，我就一点机会都没了。

喜莱莉既是理想主义者又很实际，她想干实事、改变某些社会现状，而且她知道做这些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在法学院里，她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小鱼缸里的大鱼，而我飘游不定。

暑假时，喜莱莉在北加州找到一份工作，而我早在认识她之前就答应为一位参议员到迈阿密去拉选票，如果去就意味着和喜莱莉分离。我大着胆子问她我可不可以和她一起去加州，她知道我对政治热心，所以有点惊讶。我说我爱她，以后还有的是时间为理想而工作。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答应了。那时我们才相处了一个月左右。

途经芝加哥时去见喜莱莉的家人，我与她母亲从一开始就相处不错，而在他父亲眼里我是个外星人，但与他交谈越多，我越喜欢他。

参议员竞选班子经理说我失去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是的，我在他们眼里是个傻瓜。但人生就是由一系列的机遇组成的，你放弃了一些，也抓住了另一些。

当我开车来到喜莱莉在伯克利的住处时，她亲手为我做了一个鲜桃派来迎接我，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很快就吃完了。白天她工作时，我满城地散步，在公园或咖啡店里看书。晚上我们看电影、上餐馆、或待在屋里聊天。

夏天结束时，我们的交谈还远远没有结束，于是我们决定回纽黑纹时同居，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两家人的关注。

从耶鲁毕业后，我带喜莱莉去英国看伦敦、牛津和威尔斯。一天黄昏时，我在湖畔向她求婚，我们都没想到我会这么做，她说她爱我但不能答应求婚。

我回到阿肯色斯州，在法学院教了三年零三个月的书。

在美国恐怕再也没有谁的婚姻像我们的这样被人大谈、大写过。我常常奇怪怎么会有人这么自由地谈论、分析、批评别人的婚姻。结婚将近三十年来，我看过很多人分手、重合、离异，我知道婚姻有它的魔力和痛苦、满足与失望，但仍然充满神秘，外面的人无法接近真相，里面的人也不易读懂。1975年时，我对这一切全然不知，我只知道我爱喜莱莉，爱生活，爱工作，爱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为她自豪，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切都充满希望，我们的关系不会完美无缺，但绝不会沉闷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