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诗：存在的“设定”与存在的“显现”

女儿问：“老师上课的时候讲‘诗意地栖居’是荷尔德林的，不是海德格尔的吗？”

我说：“原是荷尔德林的诗，但后来海德格尔在书里引用了这句诗，使它成为一句特别是对中国读者来说熟悉的名言。”

“哦，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在诗中有最本真的存在！”

“我懂，也认同，因为我就是活在艺术的世界里才能找到真生命嘛。可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如何这么说呢？”

于是，我跟有灵性有感悟的女儿讲起了哲学。

西方自希腊时代就开始了形而上学的追求，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存在”的概念，将之视为哲学追求的目标，亚力士多德则明确“作为存在的存在”是形而上学的对象，以后的哲学几乎都以形而上学为最高旨趣。可是，在海德格尔看来，两千多年来一直追求“存在”的形而上学却是“遗忘”存在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所有那些哲学家们在追求存在的时候，都把存在变成了“存在者”。比如，柏拉图将存在设定为“理念”，神哲学家们将存在设定为“上帝”，黑格尔将存在设定为“绝对精神”，即使是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家叔本华、尼采也把存在设定为“意志”。在此，“作为存在的存在”无一不变成了“作为存在者的存在”了。

女儿问：“那到底存在是如何变成存在者的呢？”

当存在被“设定”为存在者，按照“追问”存在者的方式来追问存在的时候，存在就在哲学家的视野中消失了。对于存在者的追问，最为经典的表达方式就是：“这是什么？”这也是科学式的追问方式，需要逻辑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然而，当把存在者的设问方式运用到存在本身时，对存在的回答便是对存在的“遗漏”，对存在的“揭示”变成了对存在的“掩藏”。这就好像要了解一个人，你没有用“对人”的方式，而是用了“待物”的方式，那么在你眼中如何能呈现出人的形象而不是物的形象呢？道不通，无以达真实。当用科学的方式追问“存在是什么”的时候，得到的只能是关于存在者的回答。

既然如此，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关于存在的信息呢？海德格尔认为，要彻底放弃传统形而上学采用的“是什么”这种理性的、逻辑的追问方式，要让存在自己去言说，即“显现自身”（sich erscheinen）。

“可存在自身如何言说呢？它的言说又如何能懂？”女儿追问。

其实，离开了人是无法接近或触及存在的，离开人的存在，存在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人才会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存在的言说和人的言说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海德格尔认为，“思”之理性言说是有限的，不能完全掌握存在言说的秘密，只有“领悟”才能和存在的言说相契合。领悟是人和存在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领悟存在便是人特殊的存在方式，也称“生存”Existenz。领悟存在不是“规定”存在是什么，而是在实际的生命过程中去投入它、体验它，在体验中存在“显现”自身的意义；也只有在体验中，存在才能显出自身的意义。艺术，特别是诗，就是领悟存在或显现存在的最佳方式。

“真谛，真谛！我在艺术里有归宿的感觉。”女儿很兴奋。

所以，海德格尔就说嘛，诗的语言不只是思索和表达存在的手段，更是显现存在意义的家园。诗的言说是自我本真性灵的袒露，与存在合一，与自然合一，因而，它敞开了自我真实，也就敞开了存在的真实，敞开了天空和大地的真实。诗就是存在的吟唱，艺术的世界就是本真栖息的地方。在诗里，超脱了各种禁锢，回到自由，回到真理，回到自然，回到自己，回到无蔽的存在本身。在诗里，真理不再是通过谋划来彰显，只是一种发送和倾听。人对存在听之任之，不再是存在意义的支配者。于是，语言不再是人的能力，而是存在对人的呼唤。

女儿听罢惊喜道：“呵，好棒啊！”

她发现海德格尔的思想倒出了她的心声。可是，又有些疑惑：

“那么理性的哲学到底还有何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