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战俘在中国山西的跌宕生活

不知道马义三郎，是不是这位日本邻居真正的名字。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为了随俗或者汉化的缘故，他很识时务地去掉了最后一个字，叫做“马义三”。他的名声大噪，还是始于“文革”的一次壮举；虽然，那时候他和我的父母紧邻隔壁已经多年。

马义三先生温文尔雅，之所以尊称他为“先生”，那是当之无愧的。1960年大搬家后，他和太太携幼子女三人搬到了晋机东区宿舍和平村17楼，与我们这个七口之家为邻。和平村的建设，那时候是按前苏联的标准兴建的，每个独立的单元都有卫生间、盥洗室、厨房，分设三到四个卧室。可惜那时候人口多，做不到一户一家，故而我们真正分房的时候，大抵是两到三户挤到一个单元。楼道里整日熙熙攘攘，童趣欢声，此起彼伏，倒也颇不寂寞。

那时候我不过是个幼仔仔，小学阶段的学业不多，下学后时间充裕，义三先生常常叫住我，“来盘象棋好吗？”“不会呢，叔叔。”“我教你可以的。”义三先生和煦地笑着，一副深度近视镜后，永远是慈祥温和的眼睛呢。于是乎，当头炮，把马跳，拱卒，慢慢地我的中国象棋棋艺大进，义三先生和我的棋局博弈，输得越来越多了。呵呵，每当吃掉义三先生的棋子，看得出他似乎很不甘心哦。真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呢。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义三先生脸常常会涨红涨红的，不过先生可是从来不悔棋。输了，“再来一盘好吗？”先生意犹未尽，咱可是童心未泯，“不玩了，出去和小朋友玩！”义三先生只好讪讪地罢了，一个人默默地看自己的参考消息去了。

父母的口中得之，义三先生是日本人，抗战爆发后在山西前线被俘，二战结束和建国后都没有返国，滞留在山西太原的这个兵工企业，继而娶妻生子，过起了平平常常的日子。他的钳工技术一流，也许也包括因为他日本人的身份，他在7000人的国营晋西机器厂知名度是很高的。那时候的我，只是好奇义三先生为什么不回国，要呆在贫穷落后的山西啊。要知道，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已经是蜚声国际的发达国家了。

一件事情震撼了晋机的全体老老少少，当文化大革命的喧嚣尘上，曾经的哥们兄弟反目为仇，革命派、保皇派斗争的你死我活的时候，义三先生作为“无党派”人士，又是战俘的身份，能够躲得过这场劫难吗？早期文革，是要轰轰烈烈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呢。在晋机西文化宫广场，一支五十米高的水泥柱子高高的竖起来了，是要升国旗吗？不！三个浅灰色的高音喇叭静静地躺在水泥地上，等待着高悬，等待着大唱革命歌曲，等待着斗私批修呢。面面相觑的造反派们，没有人敢于挑战那令人目眩的高度，义三先生可不是个架子工啊，众目睽睽下，他足蹬齿形脚套，背负十几斤重的喇叭，三上三下，硬是外行挑战了内行的活计呢！呵呵，这个义三先生，在爬杆的时候，是武士道精神的再现，还是希冀借此证实自己的战俘身份决不是怯懦的表现啊。我并没有目睹这个令人惊悚的场面，从大大小小的人们口中得之这一消息，以往的义三先生的面孔，那温和慈祥的笑容，是愈加真切了。

是的，义三先生希望证实什么，表现什么呢？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大约是70年代末，义三先生返国探亲，不久，他的儿子、姑娘亦得以飞回故乡浸淫扶桑之国的风土人情。义三先生平平静静地回来了，他的儿子增星可是开了眼了，靓仔大谈特谈日本的经济发达，日本的三级片电影哈。这个小弟弟，仰慕日本的一切；我想，他们归国的日子就要到了吧。

不断地从姐弟口中得知，他们随着日中友好关系条约的签订，义三先生以老迈之躯，还是举家迁居日本了，是名古屋，老城名城古都，据说，义三的中国太太开了以山西菜为特色的饭店，饺子卖得很火。祝福他们，快快乐乐地在自己的家乡过日子；因为，天下只有故乡好啊。

义三先生康健否？以你的年龄，该是80多岁了，大妈和孩子们都好吧？希望和你再来几盘象棋啊；老规矩，三局两胜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