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给我的精神财富

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正在父亲所在的企业子弟中学读初一，两杠红领巾，班级学习委员。虽然每天步行往返两趟，耗时两小时，但那时丝毫不懂得辛苦的概念。知识的海洋游弋，每天的新的教程，总是在自己充满了好奇心和兴奋度的精神世界中得到满足；自以为，原来这个世界是如此美好啊。

很不幸，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全国的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所在的学校自然难以幸免。我也和那时候的千千万万个红小兵、红卫兵一起，卷入到这场亘古未有的文化和精神的洗礼中。那时候的学生红卫兵，是区分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不管你参加何种组织，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丝毫没有人敢于打折扣的。“破四旧”的规模，仿佛一夜之间“搅得周天寒彻”。落实在行动上，就是将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文化文物遗产毁弃殆尽。烧书，不用说了，父亲建国以来省吃俭用积存的上千册中国古典文学图书，在暗夜中惶恐地付之一炬。戴着“红卫兵”的红袖章，不自觉地被裹挟到抄家的行列中，女主人的悲戚与无奈，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灵。那种肆无忌惮，那种翻箱倒柜，是谁给了我们这些年幼无知的学生如此的权利啊。虽然仅仅一次，但却足以让我愧疚一生。记得自己没有下手，更不像有几个同行者，顺手牵羊，“捎带着”拿走了被抄家主人的若干金银首饰。

打那以后，我再没有参加任何红卫兵组织的活动，我不能容忍自己哪怕是被动地登堂入室，仿佛是个强盗般地明火执仗。今天我抄了别人的家，明天自己的家保得住吗？

清楚地记得父亲与祖父的缄默和惶恐，我们不是三代红。祖父曾经是阎锡山阵营里的人，虽然他事事谨小慎微，但经历了建国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早已经将自己过去的辉煌埋葬，或者说“尘封”起来更妥当些吧。尽管如此，祖父仍然不能逃脱住“学习班”交代问题的命运。祖父高大的身躯，愈发佝偻了。我想，那是被造反派组织厉声呵斥，不得不始终俯首回话的结局和习惯。祖父走得很早，他走得很郁闷，很痛苦，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他无声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无言，难道不是对这个世界无声的抗争吗？因为读了书，就是罪过；因为不幸加入了国民党，就再也不可以直起腰板和人说话；因为被委以一个并不起眼的军衔，就背负着时时的“利剑高悬”吗？

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信奉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我想，除了性格遗传，更多的是受了父亲和祖父的影响。由此我想到了乔达摩·悉达多，想到了耶稣基督，想到了穆罕默德，他们以自己的大无畏，以自己的肉身奉献，祭祀和抗争着人类的贪婪，人类的私欲，人类的争斗。他们之所以可以创立为世人景仰信奉的教义，难到可以简单的以“宗教迷信”来界定之吗？

大庇天下，大佑生灵，大佑人生，恐怕是我今生矢志不渝的理念的。我亦如蝼蚁，在自己的巢穴，勤勤恳恳地奉献，编织着人生的善良的梦。希望这世界永远平和，真善美的信条真正成为普世价值观，好不好呢？

远离文革，远离文革对人性的摧残和颠覆，远离将人类强行三六九等，恐怕是个世纪工程的，我愿意全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