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班的Q同学发来一封邮件，标题是“推荐关于道教的书”，挺醒目的，马上点开阅读。来信说：“上星期在浙江图书馆查书时，偶尔看到日语原版书架上有关于道教的书籍。想到您正在做道教与日本文化关系的研究，特推荐以下，期待对您有所帮助。”

 

他推荐的是1983年日本平河出版社出版、福井康顺等编著的《道教》，共有三卷，分别为《何谓道教》、《道教的展开》、《道教的传播》系列。信尾还说：“如果以上能对老师的研究有所帮助，那学生也实在高兴。”

 

以前只听说老师给学生列阅读书目，没想到学生也会向老师推荐参考书目。这位学生口气虽然大了些，但觉得有点可爱，生不起气来。在旁边的话可能会轻敲一下脑袋，虚拟网络交流，只能苦笑而已。

 

能自觉到校外图书馆查阅资料，说明这位学生具有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是值得赞赏的。听说现在的硕士生很少自个儿买书，也不到图书馆淘宝，顶多到互联网下些急用的东西。这个学期我给研究生开设“中日文化交流史”课，主要讲“道教与中日交流”。容我臆测的话，Q君到图书馆查到福井康顺等编著的道教书籍，一定以为老师也未必读过，所以就斗胆写封推荐信。

 

我对学生这封信颇有好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熟悉他推荐的书，这些书还引出我一些温暖的回忆。我在读硕士期间，围绕“麈尾”写了一篇数万字的论文，发表于日本权威刊物《佛教艺术》。数年后，一位早稻田大学的教授来访，我赠送这篇论文复印件，他一边翻看，我一边说明，当说到在论文中批驳福井康顺的观点（他认定敦煌出土的木扇也属于“麈尾”），这位教授瞪大眼睛，说在日本不敢冒犯这样的学术巨人。他回国后来信，说已经仔细拜读论文，觉得我的说法不无道理，提议我把论文直接寄给福井康顺的儿子、早稻田大学著名教授福井文雅。

 

我按照吩咐寄出论文，不久有回信，轻描淡写地教训我：批驳他人观点，至少也得看看实物。我当然没有见过实物，但为了赌这口气，几年后终于在法隆寺宝物展见到实物，自此说话中气更足了。福井文雅的来信更多充满对后辈学者的关爱，随信寄来好几篇他的论文抽印本，因而了解到他研究佛教，尤其对天台宗有极深的造诣。

 

我们保持通信联系，1994年我的日文处女专著《圣德太子时空超越》问世，马上寄给他一本。回信来了，跟第一封一样，轻描淡写地批评我：书中列举日本研究道教的主要学者，某某小题大做，某某旁门左道，某某汉文功力尚浅云云。我突然醒悟：没有列举乃父福井康顺的大名！我是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角度，列举相关成果，福井康顺是研究中国道教的大家，基本不涉及道教在日本的流布，所以没有列举。不过，信件其他部分依然充满温馨，对拙著予以极高评价。

 

从此他开始寄书给我，凡有新著问世，每本必然寄给我。他写信比较勤，蝇头小字写在薄薄的纸上，往往一封信好几张。但有段时间忽然不见来信，等到过年时寄来贺年卡，几行歪歪曲曲的字，费好大的劲才勉强辨读出来。原来他患脑溢血，手指痉挛，无法手书。

 

福井文雅教授不仅在日本知名度极高（学术院院士），在中国及西方也享有盛誉。他获得法国政府骑士奖时，在日本举行盛大庆祝宴会，各方名流应邀出席，我夹在人群中，感到从未有过的窘迫和不自然，他居然在数百人中两次找到我，使我得以稍稍安心。台湾某位学者送了一副对联，至今还记得大概：“学贯古今，身兼东西。”可谓妙语连珠。

 

1998年我到早稻田大学读博士后（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到他研究室，每次送我些书，有次竟然说：“我老了，很多书看不了，你看中哪本，就拿去吧。”我厚着脸皮，从书架上搬下早就看中的《福井博士颂寿记念东洋文化论集》，全书有1308页（目前在我藏书中最厚），1969年福井康顺70大寿从早稻田大学退休之际，学友弟子同好76人呈献力作结集而成。执笔者俱为名家高手——包括恩师石田一良，福井文雅和他弟弟福井重雅担任论文题目的英译。

 

Q君从旧书堆中找出很少有人光顾的日本人研究道教的著作，帮我带出渐渐淡忘但永不消逝的温馨回忆，我把个人的回忆贡献出来，以此感谢Q君的好意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