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辛酸而真实的教育往事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谢春风

我爷爷谢起超，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工程系。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河南老家西平县从事教育事业,曾经任国立西平县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因不满官场黑暗,他就回家办起了私学,成立了方圆百里皆闻名的学校:私立文城中学。一些地下共产党员也曾经在学校里上学。20世纪80年代的西平县县志上，写下了我爷爷谢起超兴办私立文城中学的事迹。

我父亲曾多次对我讲,爷爷非常清廉,志向高远。他把祖上留下的土地几乎都给卖了,连家里人的口粮都快保不住了。而他卖地的目的，就是为了办好学校。学校教师的待遇很高,一些大学毕业生也愿意在学校任教。学校里有教学实验室,生物标本很多,连现在不少公立学校都不曾具有。一个当年的毕业生亲自对我说,你爷爷是一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一心为了学生的发展,文城中学在当地很有名。我真为爷爷的壮举感到自豪。

解放后,爷爷却被打成了“现刑反革命”。可当时家里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土地了,只有私立学校还在。这却成为了爷爷罪过的证据。我父亲是这样讲述爷爷被抓走的经过的:一个大雪封门的日子,村子里的一位所谓革命干部,拿过来一封粘好了的书信,要求爷爷尽快送到几十里以外的政府办去。我爷爷谢起超感到任务艰巨而光荣,他毅然出发了。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政府办公地点之后,他却突然被捕了。原来信上是这么写的:送信人谢起超是现刑反革命,应该予以逮捕。可怜的爷爷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据说,我爷爷1960年前后死在了河南三门峡地区的一个监狱里,罪名是现刑反革命，罪行死缓。死后骨灰也没有保留。

2007年,我们通过当地政府的一位领导帮助,查看了爷爷当年所谓的犯罪档案,竟什么也没有写。爷爷死得不明不白。

“文革”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整天被批斗，痛苦不堪。他却对绝望的家人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爷爷肯定有冤屈。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个人的牺牲已经没有人在意了。即使今天给予平反,也没有意义了。实际上，历史已经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1998年寒假,回到老家,我父亲异常兴奋地向我展示了爷爷办学的校匾。这是非常珍贵的家庭教育文物。我的父亲小心翼翼地把文物拿出来,放在地上,向他的两个孙子和一个外孙子展示他父亲解放前留传下来的私立中学校牌，讲述他如何在“文革”期间,为躲过红卫兵抄家,偷偷把校牌藏起来的惊险过程。今天的教育遗物，是爷爷唯一留下的办学证据。但我发现，几个孙子的表情不够丰富,似乎在听天书。唉,这些孩子们啊!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也是对爷爷在天之灵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