歹徒捅死民警是一个病理学问题

◇衙外

今天，有关上海袭警案新闻出现微妙变化，据7月1日《新京报》载，6月30日，上海市公安局在其网站上对此事做出官方通报称：“据杨某交代，其对2007年10月因涉嫌偷盗自行车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审查一事不满，为报复公安民警，实施行凶犯罪行为。” 而目前最新的警方通报已将其中“报复行凶”字样删除。据一刑辩律师分析，从目前获知的案情看，疑犯杨佳此番行动明显经过精心预谋，因涉嫌盗窃自行车而报复执法部门的动机，和其行为的严重性以及手法的极度残忍有点不太相称。

我赞同这名刑辩律师的分析，事实上，在造成10名警察5死5伤这样惨烈的结局前，即便是疑犯确曾因涉嫌盗窃自行车而对警方处置不满，他疯狂而残忍的行为也超出了“报复”的界限，表现在他身上的行为，完全是一种心理学畸变才可能导致的癫狂。据7月2日《京华时报》载，疑犯杨佳来自单身家庭，随母生活14年，从小性格内向孤僻……我想说，类似杨佳这样“理智的疯子”，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因种种原因而造成的性格缺陷，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因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引爆，从而做出极端之事来。而表现在杨佳身上的“症状”，哪怕上海闸北警方确曾对他做过不公处哩，他所做出的过激反应，也已不能简单地用“报复”二字来解释——事实上，他是在反人类。

分析这样的人，我们总是深挖社会土壤，在其生存环境中寻找根源，这固然没错，但正如我在2007年5月18日博客《恶是我们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眼中的T—Bag》中所写道，并非所有的“怪胎”都是因为子宫的缺陷。事实上，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类似杨佳这样的极端人物也是屡见不鲜。而反观我们，比如马加爵，他固然穷，也频遭歧视，但我们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如果你承认一个社会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平等和公正，那么总是要有人在旁人的幸福前体味痛苦和冷遇，如果这就是罪恶的诱因，那么这诱因就永不可消除。

当然，说到底，一个人的性格缺陷还是与教育和环境有关，但我必须强调，在更大程度上，那其实只是催化剂——在很多时候，一些性格孤僻者将生命中的阴影无限放大，乃至仇视一切，继而仇视束缚他肆意宣泄的法律和道德。这其实是一个病理学问题，而最终的“病理”则使人沮丧——事实上，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自上帝贬斥了撒旦那天起，它就像疫苗一样种在了我们每一个身上。这也就是说，不管这个世界多么完美，恶永远是剔除不掉的，一个子宫不管多么健康温暖，也有可能孕育怪胎。

我知道，我做出这样的结论会令很多人感到不安，有人会问，那么，我们对待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吗？非也，事实上，单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精神卫生和心理卫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很多类似杨佳这样的心理疾患者，在冲突发生后，亲人难以称为倾诉的对象，而在社会机构里，更难以找到疏导和排遣的渠道。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阻隔，类似他这样的极端行为就会相应减少。这应该是给我们的一个警示。但我还是要强调一句，即便我们加强了精神卫生和心理卫生的工作，类似杨佳这样的极端行为，也只是会减少，而不可能绝迹——这正是世界的悲哀所在。

(图为被捕后的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