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分析网上骂人

◇衙外

今天看了茅于轼先生《分析网上骂人》一文，感触良多，茅先生为那些动辄在网上暴粗口的人下了诊断书：受教育不够。这样的诊断肯定会刺激那些骂人者，于是我看到这篇文章下面又缀了一堆骂人跟帖。其中新浪网友 IP:222.66.84.*(上海市) 骂得最痛快：“你妈**……”。我看后哑然失笑，能说这个上海人受教育不够吗？连“**”字都能打出来，算是个“人才”了。

我跟茅先生的认识不同，我觉得喜欢在网上骂人的人，不是受教育够不够的问题，而是那教育起没起到作用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即便没上过学，爹娘也会教育我们骂人不好，骂人不对，甚至屁股蛋上还会为此挨上两巴掌。我觉得现在的人尤其是网友，喜欢骂人，实在是风气所致，也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粗鄙的社会氛围。在这个氛围内，即便学历高到博士后，他也可能自觉地在网上扮演一个流氓角色，并为此沾沾自喜。

我曾在BBS上混过很多年，可以说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网友，自然也就被无数次地骂过，印象最深地还曾被一个女性化的ID大暴粗口，她骂出的话，跟她的名字相比，简直像一个红唇美女下巴下挂了个粪兜，实在是可恶又可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像茅先生一样感到困惑，也曾以牙还牙地回击过这些骂人者，但后来也许是被骂的多了，反而适应了。而这种适应，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屈从。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你置身一个大粪场，你如果老是捂着鼻子，只会让自己窒息。

那么，是什么制造了这个大粪场？茅先生又分析到了教育问题，我觉得他说得挺对，但又未免太对了，以至于对得有点不太真实。事实上，在我看来，造成我们这个社会像个大粪场的根本原因，不是教育的问题——再粗俗的人也是知道拉屎要去厕所的，而且要用纸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像个大粪场，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太多的人把它本身当成了一个厕所！

这样说很悲哀，但这是现实！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个现实？这一点，茅先生说到点子上了，他说：“社会上有这么多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值得我们深思。是什么政策得罪了他们？我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特权分子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一边有特权，另一边就连起码的保护都没有了。受人侵犯又没处申诉，当然会产生出强烈的不满……”而在此基础上，我需要进一步延伸的是，不要以为那些侵犯别人不受制裁的特权分子享受到了既得利益，他们就会选择一种很文明的排泄方式，事实上，尽管是他们的特权造成了弱势的不满，促使一些人把这个社会当成厕所，但久而久之，他们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耳濡目染，也就会像被他们侵犯的人一样变得粗鄙不堪，就同样排泄完了会忘记用纸揩屁股，甚至故意不揩。

布鲁姆有本书叫《影响的焦虑》，虽然说的是诗歌问题，但其中的理论放在社会学上，同样解释得通。而一针见血地讲就是，分析网上骂人，要从影响上入手！而这影响的根源是制度制造了特权，特权制造了社会的不满和分裂，不满和分裂制造了粗鄙的社会氛围，而这种氛围有反回来又影响了特权，让他们跟被自己侵犯的人一样，变成了造粪机器！

这TMD的真是悲哀！

下附本人早年也是与茅于轼先生商榷的一篇文章，见2003年11月6日《解放日报》

“永不堵车”的非经济学理论

近一段时间以来，因北京交通拥堵问题所引发的争论可谓沸沸扬扬，众说纷纭之下，似乎让人更不知如何是好。茅于轼先生不愧为经济学大家，11月4日在《解放日报》上刊发的文章《永不堵车：谈堵车的经济学》，读后直让人有顿开茅塞之感。“马路上堵车，说明道路的供应和需求脱节，价格没有起到作用。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看，必须使价格在道路供求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人民一贯将免费使用道路当成天经地义的事。尤其在人们享受了几十年的大锅饭，对公共服务要收费更是难以接受……”归根结底，茅先生的意思是，要想让“永不堵车”变成现实，则必须像现在收费的高速公路一样，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也得交纳一定的费用，从而让有车人少开车，没车人不想买车，这样，街上就自然清静了。

    大家就是大家，一张嘴准有绝招，而且标本兼治。对于老百姓来讲，相比那“限制私家车”的“警方说”或“限制自行车”的“专家说”之类，这样搞最起码没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但我还是有些遗憾，对茅先生的宏论，笔者虽佩服有加，可有一点迷惑却不能释怀，那就是城市的道路从何而来？

    当然，茅先生也说过“政府从广大群众中收税，再从税款中开销造路的成本”。只是在我国“少数用路的人本应该交的费，变成了所有纳税人的负担”，这也就是说，像我这等骑自行车者白白替那些开小车的人凑了份子！但我觉得咱也不能啥事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于那些有车的人来讲，他们也许会问：是我要你帮我凑份子的吗？谁禁止你去买车了？如果我们指责对方这样说话不讲理，也不公平，但人家在交税后使用自己应该享用的道路，又凭什么要多掏一次腰包呢？更何况从纳税角度来讲，挣得越多，交得也越多，他凭什么还要再交这“税外费”？

    所谓“人民道路人民建”，但有小车的人也是人民。为了尽量减少堵车，是应该有些限制，以价格杠杆来调控，至少在我看来确实是个好办法。茅先生讲：“根据我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小汽车拥有者为用路付费的负担比维持汽车本身的负担还高出一倍以上。”但很遗憾，我不知道茅先生是疏忽还是有意回避，他似乎又忘了交代人家的城市道路建设和经营权到底归政府还是某个具体的公司？如果归政府，那些一个个都较真儿的主儿怎么可能会这样被政府当冤大头？而如果是某个公司，茅先生的借鉴就有点张冠李戴。同理，高速公路收费合情合理，因为那是高速公路公司贷款建的，这一点也不能相提并论。

    我说的意思很明确，为了缓解拥堵，我赞成茅先生的主张，适当收些费用让一些可开可不开车的人把车放在家里，对谁都没有坏处。但是，既然收费，我们首先就要确定道路的商品属性，而商品的定义按《辞海》上的解释是“为交换而生产的物品”，那么，政府来作为“交换”的一方显然是不合适的。毕竟市场经济是市场的事，不能把指导和管理市场的政府也拖进去。

    怎么办呢？笔者觉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城市道路交给某个具体的公司，而不是政府的“公司化运作”。事实上那样也挺好，因为它既然是一个公司，就不可能再是光收费而不管事了，它必须得负责道路的保养和维修，如果哪天谁又陷进窨井里去，就找这公司去赔偿，而不像现在，只能自认倒霉。当然，这是后话。

    总而言之，从大道理上，我是赞成茅先生的主张的，掏钱可以，但你要让人家掏得明白，掏得服气。而茅先生开的方子显然忽视了这么一条“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