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是道德楷模。

   这话是王蒙说的，王蒙说这话是因为他是郭敬明加入作协的介绍人，而郭敬明曾经因为抄袭别人的作品、并且在被证实之后“绝不道歉”而名声大震。王蒙认为“郭敬明之前是否抄袭和他能不能加入中国作协是两回事，成为作协会员只是说你从事了这个行业的工作，事实证明你有能力胜任。简单地说，你能写书，能出书，有读者看，这就行了，这不是把他推举为道德楷模。‘我看过他的书，觉得他有才气。所以，有人找到我，希望我做介绍人就同意了。’”（中国新闻网9月23日源自《新京报》）

   王蒙是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出名、八十年代名声大震、又做过中国文化部部长的人物，现在虽然不做部长了，门前没有过去那么热闹，但人虽老，名犹在，在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力还是不能小觑。有人找他做郭敬明加入作协的介绍人算是找对了人。王先生果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仅介绍了，还要为人家“抄袭”别人作品的事辩护。王蒙也不愧是王蒙，就连替人辩护也别具特色。“成为作协会员只是说你从事了这个行业的工作，事实证明你有能力胜任”，“你能写书，有读者看，这就行了”，“这不是把他推举为道德楷模”。若按王蒙“从事了这个行业的工作”的标准，郭敬明自然是当之无愧；而按这个标准，中国能入作协的恐怕会多的让人害怕。而这也可能是中国作协的一大比较现实的特色，中国作协的一些人恐怕就是按王蒙的这个标准进去的。

王先生的“有能力胜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标准。按他的意思，郭敬明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只是我们不知道王先生的“有能力”是否包括“抄袭”能力？！

王先生看过郭敬明的书，他自然可以觉得郭敬明“有才气”。这是他的权力。每个人都有权利对他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作品发表自己的看法，自然也有权利说那个作家是不是“有才气”。这原本是王先生的私事。但当他作为一个公共人物（当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并且还做了一段时间官员之后），在公共场合（面对媒体和他的读者）说话时，他的话就不仅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有引导公众价值取向的作用。当他说郭敬明“有才气”时，他其实是拿他的成就与名声在为郭敬明“作证”。

王蒙这一回说得最妙的话改是“不是把他推举为道德楷模”。看样子王先生也知道他“推举”郭敬明是有点压力的，但王先生对郭敬明“是否抄袭”有他独特的看法。他认为那跟他“推举”郭敬明进入作协“是两回事”。由王蒙的话看，作协是应该不管人家“是否抄袭”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作协该换个名字叫“抄协”得了，何必还要“作”呢！当然我不是说郭敬明涉嫌“抄”一回就说他不能写，写不好。事实也证明郭敬明“能写书，能出书，有读者看”。但那——正如王蒙所说“是两回事”：写是一回事，抄是一回事。

但王蒙用了“道德楷模”。尽管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我们需要尊重别人的道德选择，但还是应该有一些共同的标准。那不是关于“楷模”的，而是一种所有人应该遵守的“规则”（请原谅我没有用“道德”，我以为违法的、能上法庭打官司的东西是不能用道德这么比较高级的词汇的）。这些规则是道德的底线，不仅要靠各人的自觉，而且法律会出面维护；也就是说那不仅是道德问题，同时是法律问题。郭敬明是否抄袭别人作品，涉及的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不然人家也不会跟他上法庭。一个人若连这道德的底线也不守，较高级的道德标准对他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王蒙说推荐作协会员不是“推举道德楷模”，其实是把“守法”与“高尚”混为一谈。别人质疑郭敬明，质疑的是能不能守助道德底线的问题。而他却用“道德楷模”这样的高标准来解释，看起来冠冕堂皇，其实是偷换了概念。况且，当下的中国人，又有谁会愚蠢到期望中国的作家去做他们的“道德楷模”呢？ 不让有些作家卖了就改谢天谢地了。

但王蒙的话还是值得重视的。因为他至少表明王蒙一样的作家是对“道德楷模”没有兴趣的（或许是对道德没有兴趣。因为“楷模”该是别人认定的，是社会认可的，而不是哪一个人自我标榜就可以的，也不是那个权威说了就可以的）。而且他们关于作家道德的标准可以降到与“是否抄袭”差不太远的地方，甚至中国作协加入的条件可以与“是否抄袭”无关。这可以让我们对中国的有些作家有一个新的认识，知道在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要多一个心眼。

喜闻王蒙妙论。王蒙让我们开了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