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级干部的后代在媒体公开“亮相”正在成为新闻常态。最近引人注目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她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前往灾区做了7天志愿者。又如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新近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现在就读于牛津大学，20岁的他“看起来很像一个青年偶像”，等等。

（7月10日《南方周末》）

正如有学者认为，高级干部的子女、后代对公众开始透明化，有利于打破固有的神秘感，有利于建立起公众与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按说官员的子女、高级干部的后代也是国家的公民，应当享有正常的隐私权，但他们又不是一般的普通公民，而是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的公众人物或准公众人物，因此，他们姓甚名谁，在哪里读书，又在哪里工作，就不能简单视之为“个人隐私”。这些情况如果对外严格保密，令公众无从知晓并因此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既不利于公众建立起对官员的信任，也不利于公众对官员的监督。

公众之所以想知道官员的子女、配偶及亲属的学业、从业等个人情况，是因为这些情况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官员的施政状况，通过行使对官员子女、配偶及亲属的个人情况特别是从业情况的知情权，公众可以更有效地监督官员的施政行为。

现实中，某些官员的子女、配偶的从业情况从未向社会公开，由此方便了这些官员大搞“家庭腐败”，直到他们东窗事发，人们才略微有所耳闻，错过了行使监督权的最佳时机。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

如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单独或伙同其妻子、儿子受贿折合人民币1434万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直接或通过其妻儿受贿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北京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单独或伙同妻子受贿折合人民币1672万余元。这些官员大搞“家庭腐败”，既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也利用了子女、配偶的“从业之便”，有的更是以后一种“之便”为基础，将子女、配偶开办的公司、负责的单位经营成为“腐败中转站”。正是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士表示，“枕边风”、“儿女情长”已成为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一大导火索，加强党纪、政纪对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的约束势在必行，向社会公布领导干部亲属的从业情况势在必行。

习明泽、李小鹏、薄瓜瓜等高干后代公开“亮相”媒体，足以令人耳目一新。在高干后代“亮相”并成为新闻热点的背后，实际上寄托着一种强烈的民意期待——国家应当尽快出台有关法律法规，向社会如实、全面公布领导干部的财产状况，同时公布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的从业情况，充分发挥媒体和公众对官员施政行为的监督，为反腐打造坚实的“阳光平台”。

公开是最好的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什么时候，官员子女、配偶从业情况公示、公开在各级政府、各个地方落实为规范的制度和法定的责任，“某县长公子在哪个地方做大买卖”、“某市长夫人在哪个部门担任要职”不再是讳莫如深的“秘闻”，也不再是各种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流言飞语的活水之源，而成为太阳底下的寻常故事，这将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取得的一个重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