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林按] 昨天老林写了《有感于“道德模范评选活动”》，那是偶有所感而作的。今天老林的手又有点儿痒痒啦（写博客都写上瘾了，你说咋办嘛），于是把昨天的那个主题稍作深化，顺势来谈一谈：咱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道德究竟是个啥玩艺儿。

中国人所说的道德，老林管它叫中国式道德，或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啥样的道德是中国式道德呢？从下面这个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例子中，你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记得有一回，老林去一家医院探望一位病人。进入医院大厅，就看见正面墙上中央写着一行大字：“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老林相信，你们在许多医院里也能看到与此类似的标语口号。其实那就是一句道德口号，主要是面向医务人员喊叫的道德口号哦。

仔细推敲，这句标语口号似乎有点儿令人困惑：“救死扶伤”本来就是做医生和开医院的固有职责，是职业本份，这原本是勿庸置疑的，何须一定要书写在墙上呢？再说，这句标语口号的后半部分，将“救死扶伤”这一职业本份提升到“人道主义”的高度，是否一定需要这么做呢？那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更令人惊愕的还在于，在“人道主义”前面还要再冠上一个限定语“革命的”。如此，问题也就大啦！

“革命人道主义”一语，似乎暗示着还有“非革命人道主义”或“反革命人道主义”或其他什么类别的“人道主义”，而“革命人道主义”所强调的则是“人道主义”的“革命”属性。问题在于，究竟是“革命的”，还是“非革命的”的，抑或是“反革命的”，究竟由谁来断定呢？显然，判断必然要基于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换而言之，不同的政治标准肯定会有相应不同的界定。如此说来，“救死扶伤”这一原本属于医生或医院的职业本份，本身也就变得可疑起来了：倘若“救死扶伤”一定要基于“革命人道主义”，那么，那些被视为“非革命”或“反革命”人，是否还有必要予以“救死扶伤”呢？

上面这个例子，这就是中国式道德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国式道德的“中国特色”至少有两个：其一，道德被政治意识形态化了；其二，道德被标语口号化了。

道德的政治意识形态化，所指的是：道德是由官（统治者）来规定、来主导的。官之所以要主导道德，基本原因在于道德被当作一种相当便利的统治手段或工具。必须注意到，这一特色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哦。在《论语·为政》中，孔夫子就讲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你瞧吧，仿佛仅仅依靠“德”呀“礼”呀，便能让世界变得美好起来了。也难怪后来宋代那个投机取巧高手赵普（就是那个竭力怂恿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阴险家伙——老林不喜欢此人）竟说出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鬼话来了。其实说白了，利用道德作为统治工具，那不是一般的廉价，而是相当的廉价哦！

道德的标语口号化，所指的是：由官来发明各式各样的富有政治色彩的道德口号（标语式或箴言式的简洁语句，包括“三纲五常”呀，“三从四德”呀，等等），而后又由官来加以广泛宣传、推广，自上而下地灌输给普通民众。因而，道德是喊口号给喊出来的，是宣传出来的，而非内生于真实生活。凡是去过国外的人，大致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外国人的街道旁、墙壁上、会场外都看不见任何的道德标语口号。与此相比，咱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却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道德标语口号。为何差别这么大呢？原因在于咱中国人的道德是喊口号式的道德呀！

有时老林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咱中国人的道德是不是具有某种先天缺陷呢？

众所周知，道德是针对个人行为的一种社会规范，原本是内生于现实生活的（endogenous to the daily life）。一个有效的道德行为，至少可以分析出这几个构成要素：道德信念、道德准则、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一般说法是，道德准则应该是源于道德信念，发于道德情感，而成于道德实践。

与此相对照，咱中国人成天叫喊的那些道德口号，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道德准则（道德训诫、道德箴言、道德口号均属于道德准则的范畴）而已，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道德信念、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这些构成要素都跑到哪去了呢？

你高声叫喊着道德口号，可是，你自己相信（道德信念）那口号所喊出的内容吗？你是真心实意地赞同（道德情感）口号所喊出的内容吗？你真的依照口号所喊出的内容去为人做事（道德实践）吗？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那你也只是喊喊口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