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考量人性之三

             ――官员篇

汶川地震后不久，我收到了一位朋友发来的短信：“活着真好！莫在意钱多钱少，汶川的震波，分不清你是乞丐还是富豪。活着真好！莫计较权大权小，汶川的楼板，不认识你头顶着几顶官帽。活着真好！莫为身外之物、世态炎凉烦恼，汶川的废墟，掩埋了多少俗事纷扰……”我由衷地为这短信的撰写者叫好，很多时候，我们生在尘世中，为俗事所困，眼光短了，心胸窄了，肚量小了，算计多了，地震的震波把许多人的脑子震清了，看问题透彻了，做人也悟出道理来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摘冠”与“加冕”》：

“摘冠”与“加冕”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都与“帽子”有关，一为“脱下”，一为“戴上”，而后者一般用在皇家身上，我特意给其加上引号，也算泛指了，意欲与大大小小的“官帽”相关，这样一来，也许可和前者的“冠”挂上点钩。

令我将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二者联系到一起的，是前不久看到一篇关于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要求摘去民间封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的报道。记者说：“季羡林‘摘冠’是一面镜子。”此话说得完全正确！以季羡林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在研究上的造诣，这三项“桂冠”于他是当之无愧、实至名归，然而，季先生却主动要求“摘冠”，还其一个“自由自在身”。

反观有些人，明明头上无“冠”，却千方百计想给自己“加冕”。在没有行政级别的企业中，把原来的科室冠之谓“处”，于是，出门在外，你呼张处长，他叫李处长，大家都成“处级干部”了。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便把院士与副部级、教授与副厅（局）级划上了等号，这样就可以享受“部”级、“厅（局）级”待遇了。就连按理应该不问世间俗事的寺庙里，居然也有了“处级和尚”、“局级方丈”，据说，也是为了与什么级别的待遇挂钩。更别提在报缝的讣告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在逝者的生前职务后面有个括号，标明（享受副局级待遇）云云，不知是否入了阴曹地府也涉及到什么和级别、待遇相关之事？

我曾遇到过一位原来在某小型企业担任副职的女同志，退休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愁眉不展，究其原因，她丈夫悄悄地告诉我们：“她原来在单位里是领导，当官时间久了，有权有势惯了，退休以后只能‘领导’我一个人了，她感到非常失落。”我真就弄不明白了：小型企业的副职，最多只能算是个“副股级”吧，怎么就一本正经地把自己当成什么大不了的“官”起来了呢？还“有权有势”，还“非常失落”……可想而知，这么想当“官”，怎么恋“官位”的人，在位时必定是很懂得充分利用手中权力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也许还会搞点“以权谋私”什么的。否则，怎么一“解甲归田”便“失落”起来了呢？

如今，最为可怕的是，这种“官本位”的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头脑里。君不见：幼儿园的孩子吵架居然也会将家长的“官帽”拿出来压人，学大人印名片上面也要写上父母的官衔；小学生就会想方设法拉选票、搞关系，都想弄个中队长、大队长干干；一些大学生则“积极争取入党”，有人坦言：拿了“党票”，今后就业、当“官”都有了优先考虑的条件；还有些年轻人一下子入不了共产党，就去加入民主党派，美其名曰“曲线救国”，争取另辟蹊径去当“官”；每年的国家公务员招考，青年才俊趋之若鹜，有些人认为进了机关不仅工作稳定，而且只要有耐心慢慢熬，总有出头之日，最不济到退休时“混”个副处级调研员总归没有问题的，“混”得好还能弄顶正处级调研员或副局级巡视员的“帽子”戴戴，那就更够意思了。尤其是如果能戴上“局级帽子”，车子、票子、房子，好处一言难尽。

如此看来，有“冕”确实要比“光头”好得多，怪不得那么多人拼命向着当官的道上挤，甚至有人宁可冒违纪的风险也要去买顶“官帽”戴戴，他们图的不光是可以“挡风遮雨”吧？

正因为有了“官帽”好处不少，所以，有些人就不怕“帽子”多，只怕“帽子”小。你看某些仁兄拿出来的名片上，这个“主任”、那个“会长”的“帽子”一长串。你甭担心他们忙不过来，反正他们是“帽子”越多越风光，这边剪彩、那边做报告，脚后跟打着后脑勺，成天不着家，却忙在其中，乐在其中。

其实，无论是新皇帝“加冕”还是哪一级领导戴上“官帽子”，都意味着一种对百姓的承诺，意味着一种对社稷的责任。所以，如果有人仅仅将争取多戴几顶“官帽子”看作是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以权谋私的开始，那么，他离被“摘去顶戴花翎”肯定为期不远了。

记者将季羡林先生“摘冠”视作一面镜子，我们每个现任“当官”的，又应该从这面镜子里面照出个什么模样来呢？所以，关键并不在于有“冠”无“冠”或有“冕”无“冕”，还是要凭为人民服务的实绩说话。学过《领导科学》的领导们都知道，在人群中有一类被称为“非正式领导”的人物，他们虽然无“冠”更无“冕”，但敢于为百姓说话办事，故在百姓心目中他们永远比那些有“冠”有“冕”的威信要高得多。

还是让我们学学季先生吧，有些事情不要太在乎，有些事情却必须要在乎，尤其是事关老百姓的评价、口碑和感受。

现在再将这篇文章翻出来，是因为在这次地震灾难中，我又看了各种官员的各色表现，颇有感慨。

先说“大官”吧。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从灾难发生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心就始终和灾区人民在一起。地震发生两小时后，温总理就来到了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亲自指挥救灾、慰问受灾群众。他不顾安危，身先士卒，位高权重的他一次又一次地为受灾群众流下了热泪，儒雅的他一次又一次对救援队发出了严厉的抢救令。胡总书记除了亲临地震灾区，还到赶制救灾物质的生产企业流水线上，查看生产进度，提出质量要求。对中国政府有过误解的外国媒体，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有这样的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国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因为，同样在自然灾害面前，他们那些号称“讲人权”的国家元首绝对不会如此将人民的安危放在首位。人们记忆犹新的2005年8月29日清晨6点10分，飓风袭击了美国新奥尔良，5小时后，联邦紧急救援局局长迈克尔.布朗才要求派遣1000名救援人员“在两天内”赶赴灾区。当时美国总统布什正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度假，接到飓风袭击的消息后，他继续度假到星期三，然后决定中止度假，在从得克萨斯飞回华盛顿的路上，空军一号在新奥尔良上空盘旋“视察”了灾区。白宫的救援指挥部在飓风袭击的36小时后成立，并且决定“在第二天开展工作”。两相比较，良莠自现，还用评论吗？

再说基层“芝麻官”。在灾难发生时，他们也被压在垮塌的楼板下，与常人无异，但他们深知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所以，只要能挣扎着爬起来，他们便不顾自己的伤痛，不顾家人犹在废墟中，奋力投入抢救乡亲的工作中。他们也是有家小的人啊，可有多少基层干部过家门而不入，一心只想救灾事！还有的基层干部，在获救的第一时间，要交代的急事便是：“快去抢救废墟中的公款和保密材料！”“政务公开”在危难时刻也充分发挥作用，各级政府欢迎群众和媒体的监督，当听说有干部将救灾帐篷“调剂”给并不急需的亲戚时，查！当听说有干部殴打志愿者时，查！一旦查实，立即处理！

有位被网友称为“最牛官腔”的张书记，在听到救援人员走近时叫了声：“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而救援人员的回答是：“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们有多少人！”我想，这位张书记确实是在错误的时候说了错误的话，即使你要表明你是谁，也犯不着将你的官衔拎出来示人啊！总不见得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啦？一定是平时弄惯了，人家都以官衔称呼你，你也就忘了自己的名和姓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就教导我们：“党内称同志”，可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坚持这样做呢？不称呼官衔，就浑身不舒服，似乎人家贬低了你。当然，我宁可相信，这位张书记是脱口而出，是情急之中想早点获救，并不是存心打官腔。更何况他获救后便立即投入了救灾之中，他的家人依然生死未卜，我相信他在危难之际也会振臂高呼的：“我是张书记，大家跟我冲！”但愿如此！

一个“张书记”问题还不大，问题是如我上文所言“官本位”一旦深入人心并“从娃娃开始”，就可怕了。君不见，有一学子在瓦砾中呼救：“我成绩第一名，先救我！”言下之意，救人也得先查分数排行榜咯？！成绩差的学生就该死咯？！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最近，上海市政府要求所有的市级机关缩减办公经费开支，用于支援灾区，这决定作得好！可用可不用的不用，节约每一分钱，为了让灾区人民早日重建家园。愿每位官员都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