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买彩票是在少年时代。那是我们镇信用社搞的，我们那里称之为摸彩，老百姓把中奖的叫母彩票，没中奖的叫公彩票。我隔壁家中了一台电视机，我充满激情地贡献出自己的两块零用钱，买了人生中第一张处女彩票，结果买到了一张公彩票。当时我万念俱灰，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晚上，少年的我第一次在月光下咬牙切齿地发誓，长大后我一定要摸到母彩票。母，是对异性的向往，是我作为一个祖国未来主人翁，在八十年代一个夜晚摸索出来的性早熟。

俗话说的好，没吃过猪肉也听过猪喊，没中过大奖也买过彩票。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到了九十年代末，我已经在南京混得人模狗样了，突然兴起体育彩票热，每星期都有五百万甚至更多的大奖产生，我这种梦幻主义者当然经不起诱惑，从一开始的两元到后来的几百元上千元，几乎是每期必买，可惜一直都跟母彩票无缘。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恍然大悟，2元+好运=500万，那么好运=500万—2元，好远=499.9998万元。原来好运的代价太大了。大奖东去浪淘尽，千古疯狂彩迷，从此金盆洗手。

金盆洗手的难度可想而知。有个彩迷哥们，因为买彩票早就一贫如洗，经过头悬梁锥刺股的研究，什么函数概率曲线易经八卦全部用上了，推算出500注号码，跟我赌咒发誓这次一定中奖，唯一的要求是让我出资。我天人交战一番，还是没搭理他，最终到底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我甩给他1000块钱，说这是借你的，我不参与。开奖后我去串门，看见一摞彩票春心寂寞地躺在他凌乱的床上，这个场景把我乐坏了：我早就看你这孙子不是个东西，快还钱吧。他当然还不出钱来，我就威逼他每期只能投注2元，就当献爱心了。

爱心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彩票其实玩的是平常心，什么概率预测我统统不信。吾友黑格尔在哲学史上创造了正反合辩逻辑定律，他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认为“物自体”也是思维，应该可知。这就跟我们对待彩票的思维一样，每个人都在挖空心思寻找可知思维规律，蛮折腾人的。可知与不可知，就像爱情一样难以捉摸。有次我与一个女孩分手，女孩有点不甘，假意威胁我拿出五百万分手费。我只好无奈地凝视着她的眼睛：给你两个选择，一，我的爱心，二，五百万分手费。女孩破碎的芳心开始逐渐弥合，说我如果都要呢。我早就知道女人都是贪心的，于是，非常庄严地递给她一张福利彩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