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油画作品《播种者》简评

绘画不是写实，而是表达。

绘画者的笔端描绘的，正是世界在他眼中所呈现的印象。

文森特·凡·高的画体现了这一点。他是以表现形象的特征为目的。他画作中的人物往往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形象，代表了所有他主观世界中的那一类人，所以这些形象都是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而服务的。

油画《播种者》作于1888年6月的法国南方城镇阿尔勒。两年之后，也就是1890年7月，凡·高自杀。

色彩是这幅画最重要的元素，这得赐于阿尔勒和煦温暖的阳光和明媚丰富的田园风光。黄色——各种各样的黄色——构成了整个远景，深一些的黄色部分是茂密无边的麦墙，天空则呈现出更明亮辉煌的金黄色，巨大的太阳和放射的光芒覆盖了一切。为了避免单调，画家在画面的左上角点缀了红屋顶的蓝色小房子和两棵绿色的树，它们恰如其分地在那儿打破了色彩的压迫感，显出几分宁静和浪漫。由远及近的则是大片的收割后的田地，这是一片蓝色、紫色构成的色彩斑驳的土地，唯一的人物处于画面偏右的位置。播种者，正迈着步子走在农田里，左手抓住挂在胸前的盛种子的袋子，右手握住一把种子用力挥洒。播种者的左边有一条黄色的田间小道，与远景的黄色形成了呼应，画家还在更左边的位置上画了几只乌鸦，这些鸟是欧洲最常见的，也给空阔的田野增添了一些动感。凡·高在这幅画中使用了强烈的黄蓝对比色来表现麦田在阳光下的景观，开阔的前景和紧实的背景，呈现出后退延伸的效果。农夫的姿态和位置与地面上的小道形成了上下动势的平衡。

事实上，凡·高的这幅《播种者》是脱胎于米勒著名的同名作品。凡·高在此之前曾多次画过这个题材，早在1881年4月，凡·高就以钢笔和淡彩以素描的形式临摹过这幅作品。然而1888年法国南部的阳光重新给了凡·高创作的冲动，这一幅油画的《播种者》已经完全刻上了凡·高特有的印记。令人印象深刻的强烈的黄色，对比的蓝紫色，短促而猛烈的笔触，前缩的构图，这一切都是凡·高的。

不可否认的是，凡·高从一开始走上艺术之路，就深受米勒的影响，直到他以达到艺术创作的颠峰，他仍在重复着米勒画过的题材。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播种者》简直可以看作是凡·高一生之艺术创作的缩影。

1869年，当凡·高还在海牙的古比尔分公司画廊工作时，他开始接触到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这对于一个年仅16岁的爱好艺术的孩子来说意义重大。而在众多的绘画大师中，凡·高最终选择了一个人作为自己终生景仰的导师，这人就是“农民和大自然的歌手”——让·弗朗索瓦·米勒。虽然他们没有见过面，但这位描绘大地、麦田和农民的导师深深地打开了凡·高的心灵。他并非是从一个旁观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艺术家的视角来欣赏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而是以他自身就是一个农民的心灵去观察描绘着他最熟悉和热爱的农民和田野。

虽然是深受米勒的影响，但作为后印象主义的先驱，凡·高的《播种者》并不是重复，而是体现了他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相对于米勒的《播种者》。凡·高的画在色彩上更为明亮热烈，在构图上抛却了古典主义的透视法，笔触也更为自由，这正是凡·高独特的象征主义手法的自然流露。米勒的感情是深沉的，客观的，而凡·高的感情则更加直接，是主观的。

1888年的凡·高，通过对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的学习，融合了日本浮世绘的色彩表现手法，已经完全形成了他自己的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独特风格。

从构图上来看，这幅《播种者》并没有古典主义那种深远延伸的远景，他不愿使绘画表现被束缚于再现对象的规则上，而失去二维平面的自由，但也没有采取塞尚等画家惯用的对空间进行再构成的平面化方式，也没有通过完全的平面化来达到装饰性的效果，而是力求以主观意识把握描绘对象的位置。可以从这幅画上看出，凡·高把无限远的天空和太阳拉近，并处理成了具有某种限定距离的类似墙壁般的背景，而这一切显然被描绘地比实际的看起来要大。太阳和金色的光芒，代替了天空的纵深，象幕布一样垂挂在金色的麦田后面。古典透视法的视觉消失点被人为的消除了。

色彩是这幅画尤其值得关注的方面。自从来到了阿尔勒，凡·高马上被这个地方美丽的乡村景色吸引住了。因为从阿尔勒，几乎可以找到所以动人的对比色：红与绿，蓝色与橘黄，黄绿色与淡紫色……这些色彩铺天盖地地出现在画家的眼前，这也正是他来此的最大目的和追求。到处都是金黄色，古铜色，青铜色，充满阳光的天空是淡青色，田野的绿色，土壤的红色，这些丰富的色彩使他着迷。而这一时期的凡·高，在色彩上已经摆脱了此前画作中的灰暗、沉重，巴黎的新印象主义和日本浮世绘的影响相结合，使凡·高的调色板开始明亮起来。在这幅《播种者》中，这种明亮的，非常主观的色彩得到了充分的发扬。表现太阳亮度的黄色占了画面的三分之一，同时近景的田间小道和农田也被点描了黄色，这些同表现阴影和暗部的蓝紫色是补色的关系。其他色彩也大部分是这种补色的混合。逆光的人物是画面中唯一的暗部，理所当然，阴影的着色成为了描绘的主体，不过也能发现是用了补色的混合。胸前的种子袋是暗紫色和暗黄色的补色混合，手臂和上衣是深红色和深蓝色的补色混合，腿的皮肤是红褐色和绿色的补色混合，影子和乌鸦的色彩是紫色、蓝色和红色的三重混合。

这些浓厚的色彩，全都通过一种凡·高式的“点彩——拉彩法”，厚厚地涂抹在画布上。凡·高以厚涂的笔触施色，黄色，红色，紫色，蓝色，一块块好似雕塑般在浮雕上拍上一块黏土，形成短促的线。这些补色的混合不是从调色板上调和出来的，而是直接在画布上混合而体现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色彩并非是现实中真实的色彩。“真正的画家是不搞固有色的画家。”——这是布郎和德拉克洛瓦曾经说过的。凡·高的自我革命也正是从推翻固有色而开始。从自然出发，而研究自然。也就是说，在自然之中，对色彩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们的心理，是我们让色彩输入到心理作用中去。与调和了自然印象的物理性色彩相比，“翻译”了各种现象的色彩的构成要素是在一幅画中被决定了和产生了的。研究自然，不是要去做不符合道理的事，而是对于色彩方面，只要在自己的画布上所看到的美能与自然之中所看到的美是同样的，就不必介意所用的色彩是否正确，或者和自然是否相同。凡·高开展这项与绘画同步进行的所谓同时性革命，证明了他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他具备了这种把自然的色彩印象立刻分析完成的能力。

画面里的线条也好，色彩也好，都根据自然的物体形态而具有方向性，这不是凡·高的首创，凡·高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些线条的趋势和线条本身。太阳的线条是发散状的，构成了平面化的背景，远处的麦田是竖立的线条，而田地的线条则是横涂的，这些不同的短线所形成的方向拓展了画面的深度，构成了画作的几个面，明确了画面的空间感。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凡·高的这种粗短的线条，它们也可以被看做是一些被拉长了的点，这种笔触是凡·高所独创的“点彩——拉彩法”。这种“点彩——拉彩法”其实来自新印象主义的科学点彩法。在印象主义之后，西涅克和修拉从缺乏秩序的所谓“浪漫印象主义”出发，走上了自己的“科学印象主义”之路。修拉着手研究色彩视觉的科学理论，决定用“点彩”的方法把未经混合的纯色彩小点分布于画面之上，组成图案，让色彩通过人的眼睛产生混合。只要隔开几步，就会在观众眼中形成漂亮柔和的画面，产生极强的色彩效果，而不失其强度和明度。而西涅克在创作中发明了自己的“点彩法”，这种技法所采用的不是修拉那种尽可能细小、尽可能严谨的色点，而是一种较大的笔触，恰恰是这种笔触为艺术家的激情保留了余地。凡·高把点彩法同自己的激情、审美观点、创作习惯进一步融合贯通，使之成为富于力度、动感和张力的色条，成为一种凡·高式的“点彩——拉彩法”。

而这种色彩构成的感觉和这种“点彩——拉彩法”的短促线条，也正符合凡·高的创作个性。他总是在现场直接作画，首先设法抓住画作的本质，画出轮廓。这些轮廓不管能否表达，但肯定能被感觉。然后再用简化的色调填满轮廓中的空间，“我用不规则的笔触猛击画布，随意涂抹，厚重的色块，画布上的斑点，随处可见的根本没有画完的部分……”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凡·高的《播种者》相对于米勒的愿作，色彩更加奔放，感情更为炽热，表现形式上更具有现代主义的风格了。

然而，从表达的本质上来说，凡·高和米勒是相同的。他们的作品都是既具有真实性，又具有象征性的。因为他们的创作都爱好朴素的题材，“朴素得象童年一样。”米勒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自幼怀有浓厚的基督教精神和农民的自尊心；而凡·高的父亲是一位神父，他也同样深谙农民的甘苦，热爱农民，同情农民，始终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米勒在19世纪中叶前后十多年中，相继创作了《簸麦者》、《拾穗者》、《晚钟》、《倚锄的人》、《播种者》等一系列“田间劳作”作品。而米勒作品中的“人与麦田”的主题，也成为了凡·高艺术创作的主旋律。他的一生，由始至终，特别是在重大的人生关头，都满怀激情地临摹了米勒的大量作品，其中尤以《播种者》为甚。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凡·高，对于米勒作品中的那些自然风景，特色风俗，农民形象，劳作场面都具有深切的理解，这一切在凡·高严厉都是那么地熟悉和亲切。而一切，在1888年的阿尔勒，又得到了充分的激发。

当时的凡·高正在逐步成为那一时代最热情奔放的色彩家。他放弃了那种描绘可辨物体和场景的手法，开始采用抽象的表现方法，运用形状，线条，组织，尤其是色彩，来激发观众的思想和情感。从这幅《播种者》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黄色，红色和紫色所组成的浓烈的印象主义色彩，赋予了画面感人的力量，也使我们窥探到了画家内心深处的那种对农民和土地深沉的挚爱。金色的麦田被夸张的绚烂阳光所照耀，呈现出斑斓的色彩，背朝太阳光的播种者奋力挥撒，他的面目是模糊的而不是精致的，但从他身体的姿态可以看出来他的坚定，单纯，他代表了凡·高理想中的农民，而这种理想，是凡·高热爱着太阳和土地的本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凡·高所热爱的本质上还是西方文明的“太阳”，是保证西方文明以朴素温和的方式存在所需要的太阳。西方文明内核中的崇尚人性观，让凡·高对人性充满了热爱。所以，他才那么热爱麦田，因为对他来说，麦田是他人性观的物质载体。因此虽然凡·高形式上显得与西方文明格格不入，但从他思想的本质上来看，他并未反叛西方文明，他只是从人性和麦田的角度出发，对西方当时的大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因素，用艺术的形式表示了朴素的否定，而这种否定与他的心灵一样饱含着温柔的感情。

在1888年的阿尔勒，从前岁月里经历的苦难、艰辛、尝试和探索，都融合转化为恣意的笔法和色彩。实际上，这个时候凡·高作品中的色彩，哪怕是按照当时印象主义的标准来看，也是过于激进了些。在他的画布上，种种情感、回忆和希望象花蕾一样绽放，无声无息地为人类文化缔结着美丽的硕果。他随心所欲地在画布上准确地表现着他所有的感觉和完全出自于他自己眼中的世界，浑然而博大的“凡·高之爱”以人类艺术史上独特而全新的形式在他的画布上显现。

——“因为，我不是想正确地重现我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而是较随意地使用色彩，以便有力地表现我自己。”

在他的麦田里，洋溢着深厚的同情，朴素的挚爱，温柔的渴望。那些短粗的色条汹涌澎湃，流动不止，金光灿烂，令人不由自主地沉迷，被久久地、深深地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