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对鲁迅作出了自己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段话，把中国人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大有盖棺论定之势。

　　十几年后，经历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面对着“舆论一律”的状况，一些心有余悸的党外人士私下里传问起这么个问题：鲁迅活着会怎样？传问得多了，最后传到了毛泽东耳里，结果就有了毛泽东1957年的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的：“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第二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以上两次谈话内容都可见于《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而第三次谈的内容则是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披露的。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事儿得到了电影演员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的证实。黄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说：“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毛泽东的两个“要么”就像他指的两条生路。这两条生路是鲁迅的也是中国文人的也是所有关心国事且欲独立思考者的——无论你是继续写将你关进监狱里还是老老实实的闭紧嘴巴不说话，你都只能虽生犹死成为一具行尸走肉！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但愿我的理解没错。

鲁迅如果真还活着，对此会作如何之想，究竟又会如何去做，我们真还不知道的。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自己会如何，是选择那监狱呢还是一句都不说？选择监狱很简单，独立思考就是了，抒写心意就是了，率性而为就是了，只要你是这样做，就有可能进监狱。选择一句都不说，就要闭着眼睛活，就要堵住耳朵活，就要捂紧嘴巴活，而你若还是个人，大脑运转还正常，那就不太容易了。首先你要做到的是使你的脑细胞无声无息停下来，同时又能使自己避免成为植物人。如果这点做不到，那就只能自阉了，那就只能自残了。那就只能弯下颈，一把抓住那头发，将那脑袋揪下来，然后使劲扔出去，听得砰的一声响，像扔一颗手榴弹。脑袋没有了，就没思想了，没有思想的的躯体，统治者会喜欢的。不过，好景不会长，失去脑袋的躯体自生能力仍很强，不久你就会感到空荡荡的肩膀上正在生出什么来。你抬手一摸，心里直哆嗦，脑袋又长出来了，而且连疤都没有，就像从未拧下过！它又开始思想了，你又要闭眼睛了，你又要堵耳朵了，你又要捂嘴巴了。于是你又弯下颈，于是你又开始揪，于是你又使劲扔，于是又听爆炸声。随着爆炸的节奏，你的动作在加快，脑袋长得也更快。最后，居然快到那旧的脑袋刚揪下，新的就已长好了，爆炸声也连成片，思想根本切不断。怎么办？没办法！除非躯体也毁了！是人只要还活着，总会生出思想的。思想若是讨人嫌，惹得王者不高兴，自会受到打、挤、压！情形就像孙悟空硬着猴头任人斩，忍着屈辱听人砍——砍掉一个，长出一个，砍掉一个，长出一个，似乎永远没有个完。直到这时，你才明白：你有思想多么悲惨！                       

鲁迅如果活到今天，下场只会比你更惨！好在人死不能复生，设想终归只是设想，只是生者对死者的追思，只是后人对自身的感叹。一个人若思想太强，想要自阉，恐怕都难。这时，思想对他来说，自然而然，就像空气。他不可能脱离空气，只要他还有一口气。至于谁想一手遮天，随心所欲，关住空气，使世人都感到憋气，就不是我好说的了。他真关住空气了吗？他真能够关住空气？虽然他的权力够大，即使他有尖端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