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快地行驶，如瀑布般的雨水倾泻在车前的玻璃上，我的思绪飞到了十八年前。

        国器和力帆是一个村庄的，都是我极为要好的同学。我们三个，经过奋力拼杀都挤过了有千军万马拥堵的独木桥。我考上了财经学院，国器和力帆也分别被师范学院和政法大学录取。终于可以透口气了！在等待开学的日子里，我决定去他们那里去玩。

        力帆和国器虽然在一个村子，但家境相差甚远。力帆的父亲是村里的支书，日子过得比较殷实，而国器的父亲在国器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一个哥哥后来也因病夭折了，只有60岁的老母亲含辛茹苦地供他上学。

        看到我们三个“金榜题名”的好友相聚，力帆的全家都非常的高兴。每顿饭都相当地丰盛，在力帆父亲的热情劝说下，我们仨也都开始学着饮酒了。几乎每次酒后，我们个个脸都红红的、头晕晕的。在这似醉非醉的状态下，三个踌躇满志的青年豪迈而热烈地谈着将来各自的理想。晚上，激情的我们常常畅谈到鸡鸣的时候，每个人都盖着毛巾被的一角一觉就睡到第二天的十点左右，可是每每醒来时却总发现国器已经不在。力帆的母亲告诉我，国器到他家田里干活去了。

        日子过得真快，我在力帆家已经住了五天，说什么第二天我都必须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和力帆还是在老时间醒来。刚刚起床，国器就两手泥巴的来了：“中午到我家去吃，我娘把菜都备好了！”我和力帆都知道国器家生活的困难，更不愿意去麻烦他那60岁的老娘。“去吧，一定去！吃完午饭，柳轼再走。我娘都说了好几次了！”国器抹了抹脸上的汗依然坚持着。望望国器挂着一道道泥痕充满至诚的脸，“既然来了，也得去看望国器的老母亲啊。”我心里想着，也就答应了。

        三间土坯的北屋，一间土坯的西屋，用栅栏围起的院子，这就是国器的家。的确，国器家的菜早就准备好了：一块豆腐，一小筐西红柿，几根长着小黄花带着露水的黄瓜都摆放在北屋的坑前。我们一到，国器的母亲就热情且有点慌忙地给我们沏茶，“国器，你去把那只母鸡宰了，我已经逮好放在门口了。”“大娘，这些菜已经够多了，鸡不用宰！”我和力帆都极力阻止。但是国器早就跑出屋外，站在鸡旁，拿着菜刀跃跃欲试了。被紧紧捆住的鸡在地上用劲地扑腾着，“怎么宰？”一身书生气的国器，尴尬地站着，无从下手。“孩子，我也没宰过生灵。不过，还是我来吧！”国器的母亲一手接过菜刀，一手抓着鸡头，国器则两手摁着鸡的身子。刀已经搁在鸡的脖子上，国器母亲扭着头，不敢正视，“扑！”鸡血如注般地喷淌而出，鸡脖子终于被割开了。“啪！”国器母亲手中的菜刀也紧接着掉在地上。“我来吧！”力帆看着国器母亲哆嗦害怕的样子，他只好将后面的工作进行到底了。

        我们三个吃着先炒好的青菜，边喝酒边聊着。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国器母亲将炖好的鸡端了上来，“快趁热吃，很香！”国器母亲招呼我们。我一抬头，看见她笑着的脸上眼睛却是红肿的，大概是饭屋通风不好，被烟呛得吧，我猜测。“大娘，一起吃吧！”力帆和我都站起来请国器的母亲。“不了，孩子们，你们吃吧，我还要到田里看看！”她给我们准备好其它的东西，就拄着小脚蹬蹬地走出了院子的栅门。。。。。。

    

        毕业后，我进了地区财局，力帆分配到县法院，而国器则揣着两张文凭（他正式专业是中文，自修专业是英语）回到了老家所在的乡中学任教。

        在以后工作的日子里，因为比较方便的原因，很多同学都常常来我这里，我这里就成了信息交流中心  。因此我能够及时知道力帆及其他同学 的情况：当年都豪情万丈的同学们，工作后也如社会上的人们一样，除了上班之外，都忙应酬，忙搞第二职业，忙更高的职位升迁。一句话，大家都忙着“发财”或“升官”。当时在教育系统，因为乡镇中学教师工资的发放既不能全额也不能及时，很多老师都纷纷托关系或通过其它途径调到城里或跳槽。然而国器仍然只是一丝不苟地在原来的中学教课，既教中文也教英语，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即使假期很多办学生补习班的同事力邀他加盟，他总是婉言谢绝。国器定力真强，真耐得住寂寞和贫寒呀！所有的同学几乎都这样认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打发着。毕业五年后的一天，传来了国器的重大新闻：他考上北大的研究生了。好家伙，野心不小，深藏不漏呀！

        研究生毕业后，国器以突出的研究成果被推荐到省里一所有百年历史的高校。从此开始了他第三个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先秦哲学。

        后来，我到省城来开会，找过国器两次，碰巧的是他都不在家：一次是到北京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次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日本考察去了。

        都十二年未见面了。国器现在的情况到底是什么状态？

 

        将近18点的时候，我刚到达国器居住的别墅区，国器全家就已在楼门口迎接了：国器、国器的妻子和6岁的儿子，最令我感动的是还有国器那快80岁的老母亲。我快步跑过去，“大娘，您好！”“轼儿来啦，快进屋！”国器母亲被国器搀扶着给我打着手势。

       “轼儿，菜，国器他夫妻俩已经准备好了。你还愿意吃什么菜，大娘给你也做一个？”刚刚落座，国器母亲就像当年那样热情地问我。“大娘，您十八年前炖的鸡是最好的美味。不过现在我最愿意吃蔬菜。今天，您老别操心了！”“呵呵......”国器母亲笑着慢慢地到另一个房间看孙子去了。“大娘，今年高寿78了吧。鹤发童颜，精神真好！”“对。你记得真准。老人家大半辈子都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精神却从来没有垮过。”国器动情地说：“有件事说出来不怕你笑话。你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那时家里太穷，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你，最后才决定宰了家里那只唯一的母鸡。那只母鸡在家里可是‘大功臣’呀！它下的蛋我娘都积攒起来到集上卖了钱，再买回盐、酱油这些生活必需品。宰那只鸡的时候，我娘躲在饭屋里把眼都哭肿了！”

        此刻，我终于明白了当时国器母亲红肿的眼睛。贫穷而伟大的母亲啊！看着国器多年后提起此事依然泪欲潸然的眼睛，我理解了国器为什么能有今天！

       “好了。不提这些了。轼，还是说说你为什么在地区财局副局长，这多少人垂涎的位子上辞职下海的吧。”老朋友相见很快地就谈得深入起来。今天在率直而坦诚的国器面前终于不用逶迤客套了，“我认为，在和平建设时期，不经过市场上的滚爬，就如同战争年代不经过战场上的拼杀一样，不是真正男儿的作为。这是我最初下海的幼稚想法。”“但是我早就知道，你在不断地发表一些文章。这点特别让我钦佩。作为一个商人能做到这点太不简单了！而力帆就只知道升官发财了。”国器向我伸出大拇指，“国器，在你面前我不敢班门弄斧。因为我极其欣赏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一句话：‘用手谋取地上的财富，用头脑思考天国的事情’。人不能做金钱的奴隶。”我慷慨陈词。“你说的很精彩！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物质贫穷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物质富足后的精神贫穷。”“是啊。你现在做的正是让我们民族精神也富足的事。国器，你哲学上的建树在国内外都是很知名的。”“在现阶段，咱们中国虽然还比较落后，但是因为宰只鸡就心疼流泪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然而，物质富足了，必须追求精神的富足，必须有可追求的精神和思想。一个民族要想生生不息，昂然屹立于世界强族之林，必须拥有高远和深邃的思想。”国器此刻完全没有了学者的斯文，充满忧患天下的豪情。“抢占制高点，战场要这样，市场上要这样，思想上更必须要这样。”我由商场的感受推及国器所说的思想。

        在我俩说话的时候，菜已经上来了，满满的一桌相当的丰盛，可我们的心思并没有在吃上，只是借着酒力，我们聊得更加深入。

       “恩格斯说过：一个没有抽象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我们两千多年的先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已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点，特别是先秦时期，其代表人物就是老子。然而后来，特别是近三百多年以来我们却大大地衰落了。众所周知，德国是世界上抽象思维能力颇具权威的典型国家，它向人类贡献了最具思想性的哲学家和最具穿透力的音乐家。我们必须向先进的民族学习，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我们的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建立深刻富有生命力的崭新学说既是迫在眉睫的需求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现在国器的思想高度不知比我这久混商场的人要高多少倍。“我们的社会虽然充斥着浮躁、腐败甚至还有腐烂，但毕竟已经站在光明与希望的大门口。”在社会上摸打滚爬多年的我，虽然看到当今的一些黑暗和颓废，但总能感知一股强大如洪流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们民族倔强地向前。

       “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能有今天的局面的确来之不易。正如我们当初的贫穷和艰辛，只有奋发才有今天的收获。我们应该用丰硕的收获来报答母亲的苦难，正如季羡林所说，一个人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一个是我们的祖国。”经历过生活艰辛磨砺的国器，依旧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你已经拥有丰硕的收获了。我不是指你拥有的金钱，因为学问和思想才是真正的财富。”我由衷地赞佩国器。“不，不。在真正学问的面前，我只是个初学者。自下个月始，与其说我去德国讲学，不如说我去学习。我真的很浅薄。”国器非常谦虚地说。“但是，我愿穷我毕生的精力，争取建立一家之言！”国器此时显得自信和豪迈，“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只有拥有勇气和深度，才能拥有豪气和高度。”

        “你去德国，那大娘呢？”我问道。“忠孝难两全，母亲理解我，再说家里还有我妻子呢。母亲都快80岁了。唉，我走到哪里都永远牵挂着她。”国器满怀歉疚。

          不知不觉中，已到深夜12点了，“珍重！”，“珍重！”我与国器道别。

        外面的雨已经渐渐小了。我坐在车里一路在想：苦难坚强了国器的意志，学问丰富了他的思想，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靠着勤奋、智慧和坚韧，去豪迈地追求自强和超越。

        国器，一路走好！